在田银生看来，郑东新区可以站在全国新区鄙视链的顶端。因为它是郑州命运的转折点。——豫记按
田银生，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委员，郑州大学校友。他参与了郑州高新区、郑东新区的规划设计，石武高铁沿线城市设计，河南大学民生学院规划设计等工作。他自嘲：住在广州，工作在郑州。
撰文 | 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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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新城
在田银生看来，郑东新区可以站在全国新区鄙视链的顶端。因为它是郑州命运的转折点。
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但就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而言，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巨大。以1998年为例，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为55%，中国为33.4%。而作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的河南，只有20.8%。
华南豫记专访田银生
作为省会的郑州，户籍人口只有200万，整个城区依然延续苏联时期井状结构，围绕火车站、国棉厂等向外辐射。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显然是小马拉大车。
这一切的转变，都缘于燕庄机场的搬迁。
1997年7月28日，郑州新郑机场一期建成通航，原郑州燕庄机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时候，很多人正在思考，老机场的几平方公里土地会变成一个什么新的所在。
当然，这个决策必须政府来拿。于是，不久以后第一个方案被拿了出来——港澳新城——一个名字透露着时代气息的构想。
方案是田银生带着团队做的。他在郑州生活过，足够了解、足够热爱郑州。
这是一座被京广、陇海两条火车线路激活的城市，有深厚的轻工业根底。但它也被火车道框住了城市发展的框架。造一座新城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到新旧之间的链接，以及不同功能区之间的相互赋能问题。
田银生团队《水滴》规划图
新城仅仅包含了原来老机场位于原107国道（现中州大道）和规划中的金水东路交叉口，面积3.5平方公里的区域，也就是现在CBD的范围。
他把方案命名为《水滴》，希望通过新城这一滴水，激起一层层发展的涟漪，激活老城。
然而这个方案还没有面向群众公示，当局——那个对现代郑州和中国都影响甚大的年轻省委领导，启动了郑东新区总体规划的国际招标。
于是一切推倒重来。
那年夏天，郑州市向国内外发出郑东新区总体发展规划概念设计邀请函，邀请国内外17家著名设计单位竞标。在世界范围内征集城市规划方案，对当时的河南来说，还是首次。
根据当时的规划，老机场故地只是新城的起步区。而这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要覆盖老107国道以东、京港澳高速以西、机场快速路以北、连霍高速以南的150平方公里，约等于在老城区的东方重新再造一个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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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
很多老郑州人表示不能理解：出了107就是乡下，谁会去那里？
即便在“造城”开始后好多年，它还被美国一家名为“商业内幕”的网站描述为“中国最大的鬼城”。
可就是这样不被当地人看好，被外媒攻击过的地方，一下拉大了郑州的框架，让郑州从一个中部塌陷的省会城市，迈出了变身“国际郑”的第一条腿。当然这是后话。
那次竞标的结果我们都很清楚了，领导班子选取了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的方案。网上有很多解读黑川“根茎”方案的文章。
所谓“根茎”，就是说城市没有核心，循环系统在城市的外围，如果城市人口增加了，再增加另外一个“根茎”，形成新的组团，比如CBD“根茎”，北龙湖“根茎”，还有龙子湖“根茎”。城市就像细胞繁殖一样，不断生长，而且不会失去原有的平衡。
或许这符合当年郑州想要突破城市格局束缚、大力阔城的愿望。田银生则认为，黑川中标是因为他切中了郑州需要梳理城市文化的痛点。
他用虚拟了一条郑州主轴线，沿着这条郑州历史文化和生态发展的轴线提出了连接新旧CBD（市政府+火车站+二七广场+省政府）的西南-东北的历史、生态、商业、旅游时空发展的城市中心轴线。
黑川拿到了整体规划的资格后，领导直接委托他对原本港澳新城那块地区做详细规划，放弃了田银生的“水滴”。后来的事情我们也清楚，大玉米和大金蛋拔地而起，一时间成了郑州的新地标。
但城区建成后，黑川遭到了来自社会大众和业内人士的批评：“上了立交桥下不来”、“进了环路出不来”、“找不到方向”。
某位院士甚至公开发声，称郑东新区里面设计了一个6.08公里的龙湖，使交通很难组织，并且导致路网密度小，降低了慢行系统的可达性。
黑川做了CBD，东南边一块拓展区的详细规划设计交给了田银生。
这片区域承担了功能支持，——为了辅助CBD，拓展起步区商务之外的功能。我们现在看到的双子塔、郑州东站，都在这片范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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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子湖
按照当年规划的蓝图，郑东新区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应该有6个功能区。龙子湖大学城，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郑东新区的开发和大学城的繁荣，承载了多少河南人的期望。况且，大学城的规划开发可以吸引更多的外部因素投入到新城市的建设中来。当中部龙头，有多少河南人心里的一个梦。
2020年，田银生参加“这就是河南”启动仪式
那是2003年，几千名本科生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了“西郊国立公园”里读书。即便如此，河南和郑州当局仍然对龙子湖大学城寄予厚望。龙子，望子成龙的意思。
黑川和老田初期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对龙子湖的规划，领导直接邀请了他们两家进行方案竞赛。
黑川的设计方案依然贯彻了“根茎”理念，以湖为中心，路网和学校摊大饼一样向四周分散开。
田银生深知这种方案的弊端。成功的大学城多数是“自然形成”的，以斯坦福大学城为例，由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适应城市发展的良性模式。斯坦福为硅谷提供了科学技术的支持，硅谷里成百上千的大中小企业也给学生提供了大大小小的创业、实习的机会。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而龙子湖大饼式的设计，要以原住民整体搬迁为代价。村民整体搬迁后，大学城像一座孤岛，完全与社会脱节。
于是，田银生打破了常规的大饼式布局，创造了一个学校与社会、生态有机融合的新颖模式。他把这个方案命名为“漂浮的绿岛”。
漂浮的绿岛
他希望这里成为一个大学、科研、生活、服务、生态共生的单元。大学的到来为原住民注入活力，而不是把人赶走。
评审会上，方案获得了十四个专家的全部投票，会议结束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城市规划专家邹德慈院士特意找到田银生，说：你们的方案真好！
“但遗憾的是，领导们最后还是选了黑川的方案。”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龙子湖大学城的建设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危机。直到前阵子龙子湖大学城十年前的陈年往事又被网友送上了热搜。
田银生说：“在城市规划和建设当中，可以通过有机更新的发展理念，有意识地将区域形态进行分类，采取不同措施进行新建、升级和改造。”
田银生在贵州滚正村为村民讲述乡村规划
这么多年，田银生虽然在广州生活，但是他始终心系河南，关心郑州的发展。采访时，他给我们看了进行的二七广场改造项目。他希望，在城市发展与规划当中，郑州能够用有机更新的方式，找到一条平衡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