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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姚一群在单位里组织听讲座。这次讲座请到了年过八旬的“红色特工”沈安娜，在讲座中将由她向职工们讲述中央特科的情报员们隐蔽战线的斗争史。
晚年沈安娜接受记者采访
但是，当姚一群听到沈伊娜和舒曰信时，发现这不是父亲有提到过的两个人嘛？
随后，姚一群心存疑虑：“难道父亲是中央特科的特工？”
讲座结束后，姚一群急匆匆地赶回家向父亲姚子健讲述了今天的所见所闻。
姚子健听了之后，先是一怔，然后眼睛逐渐湿润起来。
姚一群询问父亲，是不是当过红色特工？
对于儿子的提问，姚一群的父亲却显得有些迷茫，没有拒绝，也没有承认，而是含糊地说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答案让姚一群更为好奇，他隐隐觉察到父亲年轻时候的工作一定不简单，于是心里便打算第二天去寻找沈安娜老人仔细了解情况。
姚一群如愿联系到了沈安娜，在说了自己父亲以前的一些事情后。
沈安娜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回应，等我汇报中央！
这个姚子健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能认识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沈伊娜？
姚子健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他的父母都是生意人，不过他小时候家里的经济并不是很宽裕。但是父母很清楚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从小他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学校的他勤奋好学，在14岁的时候顺利考入了上海劳动大学的中学部。他之所以选择报考这里，是因为这所学校不仅不收学费和饭钱，还会每年发放一套衣服。
在那里读书期间，除了学习课堂上的知识，他也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
九一八事变后，学校里的同学们都群情激愤，准备出去游行，给南京国民政府施压。姚子健也跟着一块去了。没成想：南京国民政府压根不把这些学生放在眼里，不仅派出军警强行驱散我们，还包围了学校，责令学校立刻解散。
没办法，师生们只好告别彼此，重新找地方或者读书，或者工作。就在这时，姚子健收到了家中的一封来信，回到家里，在附近的某所学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虽然做老师让姚子健获得了安稳的生活，但是他却心怀家国，想为风雨飘摇的国家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姚子健离开了三尺讲台重新启程。1933年姚子健被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院录取，并选择了制图专业，这也为之后给我党提供超高比例的，国民党绝密军用地图打下基础。
姚子健毕业之后在印制地图部门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舒曰信。
姚子健在年少时就怀有一颗救国救亡的热心，然而，自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抓捕、杀害，为了保留革命力量，党员基本已全部转入地下工作，姚子健不知道怎么去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入党的事一直遥遥无期。
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一心想要加入共产党，无异于在用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只能说，他是真心革命的。
因此他在得知舒曰信的身份之后，十分渴望能够加入我党参加革命事业。
他告诉舒曰信：“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我什么都能干。”
舒曰信也很了解姚子健的为人，知道他是一个很踏实可靠的热血青年。
但是当时的舒曰信也才刚加入组织不久，关于姚子健加入的事宜需要经由上级批准。
在舒曰信的引荐下，姚子健见到了当时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的鲁自诚，这位久经革命的老前辈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年轻人以后必成大才，于是就批准。
自从加入我党后，他愈发地想为我党做更多的事。
在一番思考后，姚子健找到了领导，谎称自己的眼睛患有疾病，因为疾病影响，已经无法从事之前的印刷工作了。
姚子健本想被调到更接近军事机密的地方，却意外被领导调到，保管和收发军用地图资料的部门。
这下算是歪打正着，他负责保管的军用地图对我党来说，可是有重大用处。
有了这些绝密的地图，国民党军队接下来的动向，就能被我党牢牢掌握了。
于是，我党根据姚子健的情况，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法，以便地图的安全运送。
彼时国民党对内部人员的审查并不严格，所以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漏洞。
当时只要去取地图都得登记部队番号，这些番号姚子健就偷偷记了下来。
然后对方取走什么地图，他就留存一张一样的地图。
在国民党的眼里，姚子健就是个“贪酒好色”的人。
因为他每周都要到上海去游玩，到了上海就专找酒色的场所。
当时国民党的检察人员，知道他的“脾性”，所以往往都不会盘查。
据回忆，姚子健在有人取地图时，就将地图备份，进行运送，一般会选择周末，每周六晚上，姚子健都会伪装成政府工作人员，踏上去上海的路，找到自己的接头人舒日信，或者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沈伊娜。
当然，他不只是运输地图，他还会将相关的地图取用信息进行汇总，然后一并交给上级。
只是当时的他只知道自己要负责传递情报，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从属中央特科，是当中的一员了。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是周恩来总理组建的情报机构，既然任务是搞情报，前提自然是最大限度地保密，所以姚子健并不知道，自己乃是特科成员，只知道上线是一位名叫“舒曰信”的人。
有时舒曰信被其他工作绊住了手脚，他的妻子就会代为前往，姚子健只知道她姓沈，却不知道她正是沈安娜的姐姐沈伊娜。
当初沈安娜会潜伏进国民政府高层，就是因为本来应该承担这项工作的姐姐怀孕了，沈安娜担心姐姐的安危，自愿代替姐姐勇入国军高层。
姚子健
局势愈发紧张，姚子健跟随部门撤退到武汉，他的上线转而由一位神秘的“熊先生”担任。两人从来没说过话，只通过在纸条上写字交流。
可以说，在1934年到1938年这四年时间里，姚子健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为党组织带来很多有价值的情报，鲁自诚后来曾经说：“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
直到1938年，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改变，姚子健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奔赴前线。几个月后姚子健带着两张简简单单的纸条前往延安，纸条内容非常短，但却是对姚子健工作的极高肯定，纸条上写着：“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而纸条的落款却不是保证人的真实姓名字，而是“小开”二字，这正是潘汉年当时在共产党内部非常机密的代号。
后来这两张纸条分别交给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和时任抗大校长的林彪。
在组织安排下，在延安抗大及中央组织部接受系统化学习后，被派往鲁苏豫皖边区继续开展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姚子健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纪委书记等职，日子过得也算安稳。
只是，到了特殊时期，姚子健早年曾在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工作的经历则成为了“造反派”眼里的罪状。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姚子健又联系到了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
有了鲁自诚的证言，造反派此后再也没纠缠过姚子健。
他也曾好奇过自己曾经的真实身份。
到了2001年，姚子健的儿子姚一群，偶然听中央特科的前辈，讲述当年的特工岁月……那特科老前辈，提起了“舒曰信”的名字……
姚一群带着疑惑，回家之后问父亲姚子健：“您说过舒曰信，既然舒曰信是特科成员，那您应该也是特科成员。”
不久之后，姚子健便在姚一群的带领下，来到了沈安娜家。姚子健不仅见到了沈安娜和她的丈夫华明之。在见面之后，姚子健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以前在上海见过华明之就是当年的“李先生”！
在三位老人一番深入交谈之后，沈安娜最终确认了——姚子健当年确实是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当时，沈安娜说：“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这条线，你的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
姚子健从1934年卧底国民党，到得知自己是特科成员，已经过去了六十七载的悠悠岁月。
在沈安娜的帮助下，姚子健的身份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确认。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从电子工业部雷达局退休后，一直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尽管他已经颐享天年，可始终牵挂着国家。
2018年1月12日这位中央特科的老战士因病逝世，他的逝世也意味着那个时代的落幕。
因为是最后一位逝世的特科成员，所以被称之为：中央特科最后一位特工！
这位中央特科最后的战士，他的付出和奉献是毋庸置疑的。
他陪伴着党走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刻，也共同感受过现如今的安稳岁月。
作为一名曾经的红色特工，姚子健老人经历过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却并不向组织提过任何特殊要求，同时也始终没有停留在自己英雄的光环中，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也值得当代青年人去学习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