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28日夜，东海舰队刚在闽江口完成一次灯火管制演习，一群年轻水兵还在甲板上互相打趣能否三分钟完成主炮装填。就在这种松弛与紧张交织的氛围里，一份加急电报在指挥席上展开：长江口再次出现不明武装快艇，疑似海匪。值班军官抬头嘟囔一句：“怎么又是他们？”
海匪问题早非一天两天。上海解放后，80%以上的工业原料仍靠海运，棉纱、机械件乃至大米都得经过长江口。谁掌控那条咽喉，谁就能左右上海的脉搏。灯火辉煌的外滩表面平静，水面下却是针尖对麦芒的较量。
5月14日清晨，华东军区后勤部一艘满载棉纱的货轮从吴淞口启程。船头刚掠过白浪，四艘快艇突然窜出，机枪火光像爆竹般炸开。护航的两艘炮艇马上回击，船舷被打得“当当”作响。混战不到二十分钟，货轮保住了，甲板却留下十几摊血迹。当天傍晚，华东军区把这份现场报告列进《5号剿匪简报》。
报告送进西苑，毛主席一页页翻完，眉心紧蹙。据警卫回忆，主席说了六个字：“再拖不得了。”随后提笔批示：“限两个月肃清长江口海匪，给陈毅。”短短一句，语气决绝。
“告诉陈毅，两个月解决！”电报员把这句话复诵一遍，确认无误后发了出去。
陈毅收到指示即刻召开紧急会议。参谋们铺开地图，长江口外的嵊泗列岛像一道弯弯的铁锁卡在出海口。岛上既有顽固残部，也有被丁治磐拉拢的十几股海匪。资料显示，这些人熟水性、快艇性能好，还配有迫击炮，白天化整为零藏在礁石缝，夜里出动像一窝捣不净的马蜂。
要打“马蜂”首先得弄清风向。彼时的华东海军刚组建不久，舰艇来源杂，排水量小，遇到六级以上大风就摇成筛子。6月15日凌晨，炮艇大队顶着三四级风浪出港，没想到天气预报失准，风力蹿到七级。编队指挥徐家祥心里直犯嘀咕，可命令已下，硬着头皮前进。天亮时，十一艘炮艇在滩浒岛外同时搁浅，哑火的场面让人哭笑不得。这次行动只炸毁几个匪碉就草草收场。
偏偏就在此时，朝鲜局势骤变。6月25日，三八线炮声震动了北京。海军的主力炮艇被抽调南移，东海一时空档，丁治磐窃喜，自认时来运转。躲在台湾的他遥控余部，再次驱船骚扰杭州湾，企图制造“海上据点”。
陈毅没有被这点折腾迷乱。他转而请地方武装和民兵合力出击，决定采用“海陆并进、岛链穿插”的办法。7月6日，联合指挥部在定海成立，鲁突挂帅，朱亚民、萧平协同。兵力分三路：北线抄断海匪退路，中线正面突击，南线则由民兵操作渔船佯攻。计策很土，却对症：海匪最怕夜战登陆，补给一断就慌。
7月7日深夜，细雨飘成帘。十二条小木船悄悄靠上泗礁岛，民兵把缆绳套在礁石上，用刀割断敌人布设的简易水雷线。破晓时分，98师的渡海大队跳进齐腰深的海水，冲锋号贴着浪声传出短短一截。海匪在睡梦中被惊醒，乱枪扫射，却已挡不住潮水般的步兵。三小时后，泗礁岛主阵地失守，守匪头目张祥云被俘。
听到泗礁失守的消息，其余岛屿守匪更慌。鲁突趁势发出通牒：“放下武器者可活。”对面没有回应，仅传来几声零散枪响，似乎在逞强。鲁突当即决定火力覆盖。炮兵测算好弹道，十二门75山炮轰出了整整两千发。下午三点半，总攻展开。黄沙岛、大小洋山接连起火，匪众再无组织抵抗，只剩单兵逃窜。
7月8日22时，联合指挥部打来电报：嵊泗列岛全部占领。7月9日清晨，各支路部队陆续清点战果，搜得机关枪百余挺、快艇四十余艘，还从岩洞里拖出两万多发日式步枪子弹。一个多月前还自诩“江海蛟龙”的丁治磐余部，顷刻化作呜咽的潮声。
两个月期限，华东军区硬是在硝烟、台风、战区抽调的多重压力下踩着节拍完成。新华社7月11日发布的三百余字短讯，寥寥几行，却向全国宣告：长江口航路重新安全。
船只再次昼夜通行，码头上的吊车重新运转，外滩仓库的棉纱卸下一捆又一捆。上海工厂的纺锭转个不停，夏装供给顺畅，几乎没人再提那场血雨腥风。可在长江口滚滚潮汐里，那几枚弹壳仍在礁石缝里撞击，提醒人们海上咽喉的价值，也见证新中国海军从简陋到实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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