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一天，华国锋专程登门探望了刘伯承元帅。当时刘伯承已经85岁高龄，住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个小院子。
这次探访后来产生一个传闻，据说刘伯承向华国锋口述了一份“特殊遗嘱”，遗嘱内容是，刘伯承死后只有一个要求，由邓公主持追悼会，否则就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去算了”。
这件事传得有鼻子有眼，很多人信以为真。然而，有人一核实，发现消息最初来源竟然是所谓的日本学者写的，这就显得可疑了。那么，刘伯承元帅的最后的遗嘱到底是什么，又和华国锋有没有关系呢？
笔者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根本没有这档子事。华国锋探望过刘伯承元帅不假，可刘伯承当时已经双目失明，丧失了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无法跟人交流，又怎么能够口述遗嘱。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先生也出面辟过谣。
根据《刘伯承传》的记载，1972年刘伯承元帅双目失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1973年，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后来不能说话了，1975年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新中国十大元帅里，刘伯承受伤次数最多，在战争年代负伤11次，重伤9次，满身都是伤疤。叶剑英曾写诗说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陈毅也写诗称，“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
众所周知，刘伯承受伤最严重的一次是1916年，川东护国军攻打丰都城时，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战斗，结果连中两枪，一颗子弹擦伤了头皮，另一颗子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又穿过右眼飞出。
刘伯承命大，当时都没顾上治疗，为躲避追兵，藏在涪陵一农民家里，后来去重庆治伤，一名德国医生给他开刀，摘除右眼装上义眼。刘伯承没打麻药，手术过程中硬是一声没吭，被德国医生惊为“军神”。
1923年，刘伯承在四川和北洋军作战时被子弹击中大腿，血流如注。包扎后，伤口感染了，肿得厉害，被部下送到成都北门外一所法国人开的医院救治。当时刘伯承失血过多，已经不省人事，经法国医院院长抢救，才脱离危险。
可当时天气炎热，刘伯承的伤口感染严重，法国医生认为必须截肢。刘伯承当然不肯截肢，和医生大吵一架，医生只好同意保守治疗。结果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刘伯承的腿竟然日渐好转，医生很惊讶，说这是上帝眷顾你，你以后应该信奉上帝。
刘伯承却微微一笑说：“上帝怎么会爱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呢？”伤势稍有好转，刘伯承就急着出院养伤，法国医生认为他的腿术后损伤很重，肌肉坏死也多，以后痊愈了腿也会变形，不能正常走路，就送给他一副拐杖。
刘伯承谢绝了医生的好意，坚持不用拐杖。后来他的伤口愈合了，腿果然伸不直，无法下地走路。幸好有人找到一位老中医，用秘方为刘伯承敷药，他的腿竟然恢复了。
因伤病影响，1951年，刘伯承主持南京军事学院时，视力已经很不好了，右眼失明，左眼也弱视。他看文件费劲，就拿着放大镜伏案工作，经常到凌晨才睡觉。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又不注意休息，旧伤导致的头疼经常发作。
60年代初，一次刘伯承亲自去考察东北边防情况，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跑了10个县市，持续将近一个月。回到北京后，左眼病情加重，眼压很高，头疼严重，经诊断是急性青光眼发作，不得不住院治疗。当时医疗条件不足，他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再也没有好转。
1965年春节，刘伯承的几位老部下去给他拜年，刘伯承被一名警卫员搀扶着走出来，精神很好，非常高兴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可他视力不行，已经看不清谁是谁了，全靠声音分辨，还能叫出老部下的名字。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宽慰大家似的笑着说：“斗大的字还可以认出来，衣服的颜色还可以分辨。”
尽管如此，刘伯承还是想着如何工作，对医生说：“你给我拿个放大镜，我只要能看地图，如果打起仗来，我给参谋部出个注意就行。”
1972年，刘伯承的左眼彻底失明。陈毅元帅去世时，刘伯承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以手代眼，颤抖着摸老战友的脸，一边摸一边哭着说：“陈老总，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旁边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此后刘伯承的健康恶化，头部、腿部、手臂旧伤导致的病症加重，不得不长期住院疗养。1973年，刘伯承失忆了，丧失思维能力，后来连开口说话也做不到了；1975年又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直到1986年10月病逝。
据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回忆，父亲生前从不肯为自家的私事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连住房、工作的问题都坚决不允许子女们搞特殊。
刘伯承多年来乘坐的是一辆旧车，中央多次提出为他换一辆新的，他坚决不同意。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的车从来不准家属子女使用。在南京时，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很晚了还没回家，司机不放心，瞒着刘伯承悄悄开车出去，在半路接到了正推着自行车回家的汪荣华。
这件事还是被刘伯承知道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司机叫过去批评。司机解释说，天气不好，又是晚上，担心汪荣华骑车摔着。刘伯承却说：“骑不了车可以走路回来。为什么非要开小车去呢？你记住 ，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家属子女不能随便坐，办私事决不能用公车！”
刘伯承一家在南京的房子比较小，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住着更挤了。军事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给刘伯承加盖两间房子，或者改建一下，都被他拒绝了。后来营房部的干部自作主张，趁着刘伯承回北京开会，在他家的小楼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
刘伯承回来后，把营房部严肃批评了一顿，说：“你们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栋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搞特殊！”事后，他坚持把两间平房分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刘伯承给子女们立了一条家规，结婚后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不能再和父母住一起。他经常对孩子们说：“我这里没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
1970年以来，刘伯承的6个子女先后结婚，都和本单位职工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去看望父母。长子刘太行结婚后，单位分了一间小平房，又矮又潮。后来刘太行的妻子肖玉兰生了孩子，她的母亲从湖南老家赶来照顾，房子实在住不下了，单位就给他们换了一间18平米的套间。
周围一些人觉得刘伯承对孩子太苛刻，私下议论纷纷，说首长“不近人情”。当时刘伯承的脑子还清醒，对人说：“我的住房是国家给我的，供我学习、办公之用，孩子成人之后，再住我的房子，就情理不通了。那只能说是靠我这个父亲才有房子住。这难道不是搞特殊吗？”
一天，汪荣华和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去探望刘太行一家，肖玉兰的妈妈对两位大姐说：“您看这么挤，没地方坐，没地方站。”汪荣华说：“条件已经不错了，现在还有很多群众三代人住一间房子呢。”康克清也笑着说：“是呀，这比我们在延安时候好多了。”
刘伯承有一句口头禅：“路死路埋，沟死沟埋”，曾对家人说过：“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就心满意足了’”。
2006年，刘太行看到某杂志上看到关于父亲遗嘱的传闻后，专门发文澄清，说父亲从来没有向华国锋说过什么遗嘱。他说，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即使头脑清醒，也绝不会为个人向组织要求什么，更不会对自己的追悼会提出要求。父亲的追悼会是中央研究后决定的。
据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回忆，当年华国锋去刘伯承的寓所探望时，由于刘伯承不能说话，探望时间很短，华国锋和家属交谈几句就走了。
那么，刘伯承到底有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呢？刘太行说，其实是没有的，如果非要说有的话，父亲的遗嘱只是要求子女们“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点好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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