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解方只是少将军衔的时候,彭老总甚至还直言:
“司令员当元帅,参谋长当少将,我看我最多只是上将”。
只不过,对于彭老总的话,毛主席随后则表示:
“解方不妨被视为少将中的领军人物。”
那么为何解方只获授少将军衔呢?
1908年,他出生于吉林省东丰县,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
回国后,解方进入东北军,历任第51军参谋、副旅长、师参谋长,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
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于1941年抵达延安,先后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120师358旅参谋长。
解放战争期间,解方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12兵团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第40军副军长,直至1950年被调往朝鲜战场。
解方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在军队之中,地位也是非常高的,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所以他的资历是足够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与朝鲜人民军虽然一路高歌,但是我国却看到了朝鲜的隐患,美国随时都有可能介入这场战争。
所以,要做好前往朝鲜作战的准备。
于是乎,解方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参谋长,此前,他刚参与解放海南岛战役,丰富的军事阅历让他可以迅速适应新角色,这也是中央军委选择他的原因。
而面对美军登陆仁川,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的态势,他并未选择观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详细掌握了第13兵团的人员编制与装备状况,实地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势与水文特征,搜集了朝鲜战场的军事情报,并对敌、我、友三方的综合力量进行了细致分析。
他的判断简明而果断:
与其待美军占领全朝鲜、威胁中国东北再行反击,不如尽早出兵,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挫败敌人的侵略图谋。
于是在1950年的8月31日,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委托解方起草报告,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
空军参战、增配高射炮与反坦克武器、强化后勤保障机构、派遣情报干部先行入朝侦察。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此深表赞同,电令第13兵团在9月底前完成战前准备。
参谋长解方随即拟定动员与训练方案,部队在不到一个月内整装待发,10月9日在沈阳,彭德怀主持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建议部队夜间从安东、长甸、辑安三路秘密过江,避免敌机轰炸,同时强调入朝后难以就地补给,需完全依赖国内后勤支持。
彭德怀颔首认可,10月25日,大榆洞志司(志愿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13兵团司令员邓华兼任志愿军副总司令,因为彭德怀一人兼任司令员和政委,所以13兵团参谋长解方肩负志愿军参谋长之责。
从这个职位上来看,当时的解方地位与邓华上将是差不多的。
解方接手时,志司机关仅有180人,下设作战处、情报处、通信处、管理处、军务处、机要处、直工处7个正师级单位,干部来源多样,既有第13兵团的原有团队,也有彭德怀从北京带来的骨干,还包括东北军区抽调的少数人员。
这些人大多经历过战火洗礼,政治坚定、经验深厚,但彼此间的陌生与分工的不明晰,使初期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解方深知,志司作为志愿军的首脑机关,其运转的顺畅与否,直接关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成败。
在第一次志司干部会议上,他明确任务并提出期望:
团结是完成使命的根基,全体同志需相互支持、相互协作,凝聚成一个整体。
为平衡各方力量,他决定让彭德怀带来的干部担任正职,第13兵团干部担任副职,并逐一与后者交谈,化解潜在分歧。
这种强大的政治调节能力,在我军之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解方对他们坦言:
“若有人不顾大敌当前,破坏团结,我绝不宽容。”
志愿军司令部的同志们后来都说,是参谋长解方以智慧将众人的心拧在了一起。
除此之外,为了提升工作效率,他要求各处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职责范围与任务细则逐一厘清,汇编成册,按章执行。
他提出“严、细、快、准”四字标准:
服从命令一丝不苟,完成任务细致入微,行动迅速不误时机,信息准确不留隐患。他以身作则,向彭德怀汇报时语言精炼,时间、地点、数量、方位无一模糊,作战文书亲自校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他要求干部精通“读、记、算、写、画、传”六项技能,自己也带头践行。
他的电文起草与口述命令,以迅速与准确赢得赞许。
志司各处分工明确:
作战处负责战役方案与部队协调。
情报处搜集敌情。
通信处保障联络。
管理处调配物资。
军务处处理兵员。
机要处加密通讯。
直工处负责政治工作。
在解方的主持下,这些单位各司其职,确保了整体运转的条理性与计划性,短短时间内,志司机关从混乱中脱胎而出,成长为一个指挥灵活、效率出色的战斗集体。
很多人并不知道志愿军的参谋长做了什么事情,而这些工作,都只是解方所作的冰山一角。
因此,彭德怀常称他“诸葛亮”,足见对其信赖。
作战处在他的领导下,承担多项职责:
研究敌我部队编制与装备,熟悉战区的兵要地理与气候变化,分析战况,拟定作战方案,协调部队行动,分配武器装备,并负责志司在6个驻地(大榆洞、玉泉站、君子里、上甘岭、空寺洞、桧仓郡)的选址与转移。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就很好体现了解方的智慧。
在战场上的参谋长,他的最大作用,就是把司令员的所有作战思想给具体化,落实到每一个只会命令上。
1950年11月,美军沿清川江向北推进,彭德怀决定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解方深刻领会这一意图,口述命令,制定详尽方案:
部分兵力边战边撤,丢弃破旧装备,诱使敌军误判我军虚弱,主力隐蔽于崇山峻岭,布下包围圈。
战斗打响后,此策大获成功,歼敌3.6万余人,战线推至三八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由此可见,解方对彭德怀指挥思想的解读能力非常强,粟裕之所以能够成为如此厉害的指挥员,就是因为粟裕曾经是参谋长出身,他本身的作战思想解读能力就很强,加上他自己有独门的策略,所以这才成就了粟裕打仗“打到哪就能具体做计划”的神之操作。
而情报工作同样是解方的强项,志司初未设独立情报处,仅在作战处下设情报科,他意识到情报对指挥的重要性,提议并推动情报处单独设立。
其任务包括建立全线观察体系,派遣侦察员潜伏敌前,侦听敌方通讯,审问俘虏,破获敌特分子。
第一次战役前,他向彭德怀汇报敌军动向,从战略战术到行进路线、兵力装备、地形地貌,甚至敌军主官姓名与特点,无不详尽,他建议发挥我军夜战、近战、穿插迂回、分割围歼的优势,避开敌方空中与炮火威胁,灵活机动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最终,此役歼敌1.58万,粉碎了美军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
在志愿军的司令部,为了让参谋们更好的了解敌人,解方曾以轻松口吻讲解美骑兵第1师的由来:
“该师因二战中的战功保留骑兵番号与马头臂章,虽已全面机械化,却在我军39军手中折戟”。
谢方的说法引得众人会心一笑。
而情报处的细致工作让他对敌军了如指掌,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美军司令见到彭德怀时大吃一惊,彭德怀回到志司,笑着对情报处说:
“打了十个月,美国还不知我在朝鲜,保密工作做得好。”
彭德怀曾言:
“朝鲜打仗,一是打通信,一是打后勤。”
而解方就是深谙通信对战役成败的意义。
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通信设备落后,技术人员稀缺,山地与严寒更添难度,他向中央军委通信部建议改善器材,得到国内大力支持,他统一部署志司与各部队的通信台与通信网,要求战斗中指挥员亲自上机,必要时越级联络以确保时效。
阵地战依赖有线电,但运动战以无线电为主,而坑道防御更倚重无线电。
他召开各军参谋长会议,要求通信处将常用军事用语拟定为200余条暗语与代号,地名使用代号,指挥员使用雅号,提升保密性与及时性。
第二次战役中,113师需在十余小时内急行军72.5公里,阻击敌军于三所里,初冬的恶劣天气与险峻山路使任务艰难,但此举关乎战役成败。
解方命令电台对准113师,次日凌晨收到“先敌五分钟占领”的信号,5分钟内完成汇报与指令传达,彭德怀随即命令38军靠拢,战役因此大获成功。
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时候,解方在志愿军司令部推出了“救火车”模式。
解方要求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流水作业,两小时完成长电文传输,确保邓华指挥的东线反攻如期发起。
这些举措,使志愿军在装备劣势下保持指挥畅通,创造了通信史上的奇迹。
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思考志愿军下一步行动,委托解方赴北京向毛主席汇报。
5月27日,解方详细陈述战况与彭总意见,毛主席肯定其判断,提出经典无比的“零敲牛皮糖”战术:
以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轮番作战削弱敌军,夏秋冬三季积小胜,明春发动大规模攻势。
回到朝鲜战场后,解方进一步建议转为防御作战,诱敌脱离坚固阵地后歼灭,以减少伤亡与消耗,彭德怀采纳此议,发布命令,也是这一战术,在敌我装备悬殊下,逐步将小胜积累为大胜,为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志司在朝鲜的6个驻地紧随前线,从大榆洞到桧仓郡,最前沿仅20公里,因此,解方日夜关注彭总安全。
在麦克阿瑟“圣诞节攻势”前,敌机盘旋志司上空,他判断次日将遭轰炸,建议防空,彭总却不以为意:
“有马克思保佑,我命大。”
次日凌晨,志司机关疏散完毕,彭总仍不愿进防空洞,上午10时,12架敌机投下凝固汽油弹,志司驻地成火海,解方与洪学智等人硬将彭总拉入防空洞,避开灾祸,他向中央报告此事,周总理以中央军委名义电令其负责彭总安全,赋予“尚方宝剑”。
也就是,解方在保卫彭德怀安全的时候,不用听彭德怀的命令,一切都以保卫彭德怀生命安全为主,不能让彭德怀任性。
比如在一次在废旧铁路隧道指挥作战的时候,附近一节被炸坏的车皮突然脱钩,滑向彭总。卫兵喊声未落,解方奋力推开彭总,自己险被撞倒。
事故避免后,他为安排不周深感内疚,彭总却宽慰道:
“没经验,谁能想到呢?”
抗美援朝战争,正是因为有着解方配合彭老总,才打得如此漂亮精彩。
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而解方之所以只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因为解方将军是从东北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才加入我党的,他1936年秘密入党,在1940年的时候才正式公开身份。
所以相对很多中将以及上将而言,解方将军没有参加过红军和长征,其次,相比起吕正操将军,解方一直都是担任参谋长角色,没有独自指挥过什么大型的战役,这也是一个硬伤。
客观来讲,解方将军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有那个时代特地的背景的,当然,彭老总为解方将军打抱不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彭老总也明白中央军委背后更深层的考虑。
解方将军对此却没有在意,他后来担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等职,作为党的七大代表与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十分之多,多年以来,解方参加革命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当年自己心中改变中国的理想。
而这一切,他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