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的一天，正逢祭灶节的前两天，运河支队领导决定以一支小部队夜袭台儿庄火车站。
台儿庄地处津浦铁路、运河的交汇点，交通便利，商业繁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镇上驻有日伪重兵，对我军在运河南北两岸地区的活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打击敌人，扩大影响，打开局面，选择距台儿庄镇里半路的火车站，作为突破口，以飞兵奇袭，实在是正确的决定。支队领导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重要根据，便是车站上有我内线——铁路工人贾庆平，通过他已基本掌握了车站的日军情况。
车站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有手炮一门，轻机枪一挺。正副站长都是日本人。车站周围三十余里地区内，遍布伪军据点，出名的伪军头目有袁明鉴、黄子钦等。行动方案，也几经讨论确定下来：小分队以隐蔽动作穿插于伪顽驻区，接近车站，待午夜那班从枣庄去东陇海的火车过境后，便迅速行动，干净利落，越快越好，力避胶着。
是夜，西北风在毫无遮挡的小平原上肆虐奔突，刺人肌骨。大队长褚思惠带领两个班20余名精壮战士，伪装成北洛巡道队，从运河南的东于沟村上路，向丁庙闸渡口进发。
尽管雪原茫茫，深可没膝，北风怒号，飞雪扑面，战士们却精神抖擞，心热如火。队伍很快到达丁庙闸渡口。
褚思惠便带着一个战士摸到了船工刘玉堂家，说明来意。刘玉堂十分热情，立即驾起小船，分两批把队伍送过河去。过河后队伍继续前进。
褚思惠凭着对敌情、对地形的熟悉，带着队伍东拐西绕，选择敌伪防线的空隙行进，偶尔有几声冷枪和火蛇般的光弹，借着这光，队伍走得更利索了。大约11点多钟，台儿庄火车站已是遥遥在望了。
风雪愈来愈紧，在离车站西北200余米的野地上，命令战士就地卧倒，等侯12点由枣庄去赵墩的火车过境后行动。战士们冒着零下十五六度的严寒，伏在地上，体温将身下的冰雪溶化，经北风一吹，又很快地冻上了，衣服和泥地冻在一起，他们全身瑟抖着，四肢麻木了。但他们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着难以忍受的艰苦等待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间已经过了12点，还不见火车过来。
褚思惠考虑到这样下去，会把战士冻坏。于是他低声作了布署，命令行动。一个个矫健的身影飞一般降临火车站。
“干什么的？”伪军岗哨问。
“北洛巡道的。”一班长沉着地回答。
伪军岗哨不吭声了。战士们若无其事，低声说笑着向前走着。看看走到岗哨面前，褚庆福一个箭步上前夺下哨兵的枪，一脚将他踢翻在地，然后带领孙承耀、李风岭、褚庆珍等人急步闯进伪军队部，一伙伪军正围坐一起烤火呢。褚庆福举起匣子枪猛喝一声：“不许动！缴枪不杀!”伪军都吓傻了眼，有几个打瞌睡的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便举起手来，乖乖地作了俘虏。
伪军队部里的战斗胜利结束了，大家又直奔站长室。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小碉堡，枪眼里伸出半截“三八”式枪筒。褚思惠手疾眼快，跃过去抓住枪筒子向外猛拉，里边的日军也拚命拽住。褚思惠掏出六轮手枪，想顺着枪眼结束这个日军的性命，不料用力过猛，碰飞手枪的卡簧，六粒子弹全崩出来了。在这紧急关头，褚思惠干脆将手枪揣进怀里，两手握紧枪筒，大吼一声，用尽全身力气，将这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拽了出来。
与此同时，褚庆平、董茂源踢开站长室的门。敌站长被突如其来的战士吓呆了。“哦哦”两声还未及说话，便被我勇敢的战士举枪击毙了。一声枪响，屋内的煤油灯也被震灭了。战士们没有手电筒，只好摸黑搜索，很快又在写字台下搜出了另一名日本站长。这是个小矮胖子副站长，吓得魂不附体，结结巴巴地用很不熟练的中国话直喊“阿叔一阿叔”。
正在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褚庆福拿起听筒，只听到“叽哩呱啦”的日本语，气得他一下子扯断了电线，把话筒扔在一旁。
车站月台南边，机枪射手吴修真、孙茂基伏在一挺轻机枪后凝视着南边的桥头碉堡，监视敌人的动态。突然发现铁道东边冒出来一个日本兵，头戴钢盔，手持上了刺刀的大盖枪，脚上的皮鞋发出“咔咔”的声响。可能是他听到枪声，预料车站发生了什么情况，才大步大步地向这里急走，一直走到距吴修真、孙茂基不到十米了，还没发现有人，“真是来送死了。”吴修真喊了声“打”，孙茂基扣动扳机，子弹便穿胸而过，鬼子应声栽倒。
这时，远处枪声渐起。屋内的战士也搜索完毕，便带着抢械、物资，押着俘虏，迅速集合到月台上。
这次战斗从进站到结束．不到两小时，共俘获20多名伪军和一名日本副站长，击毙日军伍长一人，站长一人。缴获三八式步枪两支，其他步枪10余支。搜缴军衣、军毯和怀表、手表、自行车一批。
到达大风口时，听到了猛烈的北风卷过阵阵枪声和日伪军的嚎叫声。火车果然停在泥沟，未得讯号，不能前行。战士们窃笑着：让敌人去发急，去咆哮，去“猜谜”吧！他们哪里会想到一支神兵从天而降，来去无踪呢！
雪光映衬着黑黝黝的河水，挟着冰块滚滚东去。战士们脱下衣服，连同缴获的战利品，高举过顶，涉水过河。水冷刺骨，浮冰急卷，如利刃在战士们的胸前、背后漂过，大家咬紧牙关，艰难地游动。
风弱雪停，曙光初露，褚大队长带领部队胜利返回根据地黄丘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