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局作为国民党两大间谍特务组织之一，是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的重要专政工具，在国民党政府中起着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徐恩曾，作为这一庞大特工机构的创建者和前期实际领导者，在1930—1945长达15年的时间里，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功绩赫赫的间谍头目，却在抗战将要结束前，出人意料地被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世不录用”，令国民党内外一片愕然。
徐恩曾，是国民党要人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1930年春，徐恩曾任国民党调查科主任，负责情报工作，开始了其长达15年的特务生涯。
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提携与帮助下，徐恩曾掌握的间谍情报机关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战中后期，其规模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0万人之众，徐恩曾成为与戴笠齐名的中统“特工王”。
如此重要的人物，为何落得个“永不录用”的下场？值得一提的是，徐恩曾如此下场，离不开戴笠的推波助澜。
假钞案
1938年10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国民党机关连同重要物资紧急撤离，当时中国银行还有一批巨额钞票没有运走，只好临时征用一辆大卡车，但卡车行至半路时汽油耗尽，为了躲避追击的日军，押运员未来得及将钞票销毁，只简单进行了伪装便弃车逃跑了。
随后押运员想中国银行汇报时，说的是已将钞票全部焚毁。银行也无法核对于是便将这批钞票号进行了注销。
然而没想到，后面追击而来的并非是日军，而是中统间谍人员，中统特务发现运钞车后上报给了徐恩曾，徐恩曾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让人将车辆封存，并封锁消息，之后命令属下将钞票秘密押往重庆，打算独吞这笔巨资。
然而运钞人员弃车之后，尾随而制的并不是日军，而是中统湖北省调查室的间谍人员，他们发现这辆无主的运钞车后，便立即封存并报告给徐恩曾，徐恩曾未经调查便扣押起来，打算独吞这笔巨资。却不曾想，钞票在途中的检查站被查。
至于为什么被查不得而知，只是钞票被查后，戴笠最先得知的消息，并且立即向蒋介石递交报告，报告中称：中统间谍人员私运假钞，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破坏当前抗战大局，社会影响恶劣等。
蒋介石一看人赃俱获，又有中国银行的旁证材料，怒火中烧就要严惩徐恩曾，多亏陈立夫、陈果夫出面求情，蒋介石才决定对其从轻发落。
假钞案刚结束，徐恩曾又卷进了伪钞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伪钞案
抗战爆发后，在国民党中央银行撤离上海时，将印刷10元法币的铜版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板被日本间谍机关得到，并在上海大肆印制伪钞。
此时，日本间谍渊上找到了中统的一位联络人程士范，打算以1元伪储币比40元赝品新法币的优惠比价，请程士范帮助推销。
程士范是个生意人，觉得此事大有赚头，于是向上面打报告请示，报告到了徐恩曾那里就被截下了，他觉得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于是决定亲自出手，让属下将伪钞运到重庆来。
结果此事不知为何，又被戴笠知晓了，戴笠得知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状告中统局勾结日本间谍机关，贩运伪钞。
当时，蒋介石正在打压间谍势力，主要目标便是戴笠的军统，“部分工作似有过分庞大之势力，图有以控制之”。
蒋介石主要想敲打的是戴笠，那么戴笠状告徐恩曾的事，恐怕难有结果，事实上的确如此，有陈果夫、陈立夫的求情，再加上蒋介石也不想跟徐恩曾过多计较，于是。此事变交给秘书长吴铁成、组织部长陈立夫、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共同处理。
陈立夫自不用说，吴铁成、何成浚与CC系关系甚好，自然不会太深究，但表面还要应付一下的。
最终结果：将程士范判入狱八年，徐思曾以渎职罪论处，建议免去曾的交通部长、中统局副局长兼交通部政务次长等本兼各职。
吴、陈、何三个人知道，这样做无非是摆平舆论，暂时应付一下戴笠而已。
戴笠得知此结果自然不满，所以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又挖出来一个“王书青走私案”。
王书青是徐恩曾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一个知识妇女。徐恩曾在和她结婚三四年后又看上了叛变革命的女共产党员费侠，并和她姘居。
为了彻底摆脱王书青的纠缠，默许王书青与自己的亲信副官李子友暧昧关系，又拿出原先准备送子女去美国留学的黄金美钞，同时利用手中权力拨出大卡车两辆、轿车一辆，送给王书青，让她回成都去经营运输业。
从这以后，王书青一心一意地在成都做起了黄金美钞的投机买卖，走私贩运等各种违法活动，从中牟取暴利。在放高利贷的过程中，若因债务问题而有纠纷，王书青依靠中统的势力将事情摆平，更有威逼致死事件发生，大大影响了徐的声誉。
徐恩曾的两名警卫赵伯谦、葛炳生是顶尖杀手，对徐忠心耿耿，在得知李子友和老板前妻的苟且关系后，誓要替老板洗刷污点，杀掉李子友。
这可把李子友给吓坏了，本来就无时不在谋划脱身之计的他，考虑再三决定投奔戴笠才能保住性命。于是，李子友投奔军统，将王书青依仗徐的势力干的种种不法事情全盘托出，作为晋见的献礼。
戴笠立即命令军统间谍按照李子友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搜集整理王书青的不法言行，恰在此时，王书青运输公司的一名驾驶员因酗酒把人撞死，引起公愤，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戴笠利用这次致死人命的“大案”，把“王书青走私案”呈送给蒋介石，攻击徐恩曾指使前妻利用交通部主管战时交通的特殊权力，走私国家战略物资，扰乱国家市场，加剧通货膨胀的紧张状况，并纵容手下对老百姓作威作福，伤人致死，引起极大的社会公愤，有损“党国”和“领袖”声誉等等。
蒋介石看到这份材料后先是吃了一惊，而后又有点半信半疑，怕是戴笠挟嫌报复而故意设的圈套。于是，蒋当面质问徐恩曾，你家里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人命，有无此事？
徐恩曾当时不知道是戴笠进行的检举揭发，认为蒋是通过别的渠道已经全部了解了情况，便觉得此事不好再瞒过去，只好当场承认下来。
蒋介石一听，戴笠汇报的内容竟是事实，不由心中大怒，对徐训斥道，你应当好好管教管教，别再惹出什么事来。
经过之前的假钞案，伪钞案，再加上如今的走私案，蒋介石对徐恩曾已经彻底失望了。
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国民政府下令由沈怡继出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徐恩曾正式被逐出政府机构。
他是著名的国民党中统间谍头子，交通部政务次长的职务一免，自然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的失宠。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45年1月24日，仅过一天徐恩曾头上的中统局副局长也被拿掉，并且，蒋介石亲自发话“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1945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徐恩曾以前任中央执委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他心里盘算着，现在我的本、兼各职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中央执委的虚衔，估计蒋先生不会把它再拿走了。
5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正式向代表大会递交了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共计480人。并且规定：只划去其中的20人，其余460人均为新当选的六届中央执、监委员。而这20个倒霉者中，偏偏就有徐恩曾。
令徐恩曾意想不到和不能容忍的是，在他被彻底扫地出门的同时，吃掉其空额的竟是中共叛徒张国焘。
自己与共产党你死我活斗争了15年之久，最后的下场竟不如一个中共叛徒张国焘。
蒋介石的刻薄寡恩，让人仔细想想真有不寒而栗的感觉。至此，徐恩曾这意识到自己虽有15年功劳，但并不能以此平息蒋介石的震怒。
蒋对自己所采取的手段，已经到了恩断义绝的境地。到这个时候，徐恩曾才真正体会到一种失宠和失败以及被人鄙视和遗忘的深深的痛苦。
从国民党“六全”大会回来后，徐恩曾足不出户、闭门思过一月有余。
一次，中统大间谍张国栋去拜望他，和他闲谈。徐恩曾不住地叹气，还若有所思地讲起历史上最有名的大间谍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两个人“请君入瓮”、“兔死狗烹”的典故。
徐恩曾深有感触地对张国栋表述道，不怨别人，只怪周兴、来俊臣知道武氏集团的隐私太多了，所以武则天才要杀他们。说完这话，他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张国栋明白，徐恩曾这是话里有话，无非是说他自己之所以垮台，并不是因为反共不力或工作失误，而是掌握了蒋家王朝太多黑幕的缘故。
沉默了一会儿，徐恩曾欠了欠身，话锋一转自嘲地说，自古以来，大间谍往往都是不得好下场的。所幸委座行“王道”，举“仁政"，对我宽宏有加，没有借我的脑袋一用。这真是领袖的再造之恩，让我今生不忘。
说到这，徐恩曾用手拍了拍脑门，苦笑一下，表示庆幸自己的脑袋仍然还长在脖子上。
其实，徐恩曾真的该为自己感到欣慰，没必要悲观失望。因为在他下台后仅一年多时间，他的死对头戴笠就死于非命，暴尸荒野。
据史学家分析，如果不是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军统组织持坚决抑制的态度致使戴笠惶惶不可终日，也不致于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而徐恩曾却能躲过这一劫难，安然终老于台湾，享年87岁。
由此观之，徐恩曾的及早下台，未必不是一种福分。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