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
会理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一军团一师一团五月十七日攻占德昌，俘敌二百多人。以后我们与五军团一起向西昌进发，到西昌城边，侦察得知，西昌城高三丈，而且很坚固，城内有刘文辉部守敌四个团和一部分彝族士兵，军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绕道通过西昌，二十日进抵泸沽。
这时候，中央军委指定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和我，他任司令，我任政委，带领一军团第一师的第一团、一个工兵排和无线电台，再加上肖华同志的一个工作队，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接命令后，我和伯承同志就率领先遣队继续向冕宁以北安顺场方向前进。
与此同时，左权、刘亚楼同志则带领第二师的第五团，经越西占领了大树堡渡口，一方面掩护我军右侧翼，一方面在那里佯渡，借以转移敌人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力。
先遣队的任务，通俗点说，就是逢敌开路，遇河搭桥，特别是前面将要通过彝族区，一定要将彝民的工作做好，保证中央红军安全顺利通过。
中央军委派伯承同志来，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我很高兴。他不仅是个老军人，而且是个老四川；尤其在军事上富有阅历，遇事能深谋远虑，作风上又细致入微；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凡事请示报告，从不妄作主张。他过去曾经到过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又比较熟。
当时那个地方的彝族是奴隶制社会，分为“白骨头”“黑骨头”，我都是听他讲的。我虽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对川西北情况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所知。受领任务以后，先遣队于五月二十一日占领了冕宁，这是一座县城，守敌已经逃跑。监狱里关了不少彝族首领。原来这是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杀这些头头，平时就当作人质。我们放了他们，还请这些头头们喝了酒，气氛就缓和得多了，有的彝族头头懂得点汉语，我们问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有的还表示愿意给我们带路。但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使他们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民族隔阂很深，对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全不了解，所以并没有真心对待我们，仍然使先遣队碰到了许多困难，只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党的民族政策，处理得当，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通过彝族区的任务。
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其边沿就是冕宁以北五十多里的袁居海子边。知道通过彝族区在当时民族隔阂很深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一样，地形道路根本不清楚，所以我们很慎重，由工作队派丁伯霖同志专门去打听了情况，知道这里彝族有好几个部落。我们刚进彝族区，就有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一个叫哈基家，一个叫罗洪族。这两个部落当时正在“打冤家”。我们一到就听见几声土炮响，一打听，原来就是他们两家在那里打。听说红军来了，沽基家想要红军帮他“打冤家”，所以对我们表示友好。而罗洪族则跟我们敌对，想袭击我们，我们打了几发信号弹，把他们吓跑了。
我们当然无意于去支持这一方打另一方。可是，当时为了通过彝族区，我们决定利用这个矛盾。于是丁伯霖同志便把咕基家的首领小叶丹请了来，由伯承同志出面，与他边喝酒边谈判，谈了很久。伯承同志很有办法，双方谈得很投机。对方提出，要求结拜为金兰之盟，还拿了一只公鸡来，在湖边上宰了，伯承就和小叶丹喝了鸡血洒，从而打开了一条通过彝族区的道路。当时我也在场，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只知道意思是说，那个不忠实，就和这只公鸡一样，最后达成了协议，沽基家愿意护送我们过彝族区。
但此时已经中午过后，我听说彝族区有一百多里路，得一天时间才能通过。于是我和伯承同志商量，虽然与沽基家已达成协议，但还有别的部落，糊里糊涂地往里乱闯，太危险。伯承同意我的意见，最后决定不走，不仅不走，走到前面的队伍还命令他们跟我们一起，象当年司马懿似的，来一个“倒退三十里”，又回到了一个叫大桥的地方。这是彝族和汉族交界、两族杂居的小集镇，我们就在那里宿营。第二天，由沽基家派人护送我们向彝族区进发，我们进到彝族区，有别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两边伸手向我们要钱，都喊，要钱，拿钱来！这些彝民个子高大，样子挺怕人。我们早有准备，部队编队整齐，从容通过，没有理他们，也就过去了。
由于有小叶丹的护送，我们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当天天黑到达擦罗，这里离安顺场就不远了。我们通过不久，我们带的那个工兵连还有一些后卫队人员，因为带着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军时掉了队，在后面一个山凹子里被千余彝民截住，彝民将他们所带的器物全部掠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幸亏我们规定不准开枪，彝民也只是掳获衣物，并未加害红军。这些战士气得直掉眼泪，没有还手，就光着身子跑来了。于是我们对部队再次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
我们走在半路上，还遇到过国民党冕宁县的县长，带着他一家人，被剥得光光的。见了我们，跪下来，要我们救救他们，说都是汉人，宁肯死在这里，也不愿受侮辱啊。那时，大家对国民党都很恨，就没有管他。以后，把丁伯霖同志留下，与沽基家首领继续保持联系，因此我后续大部队通过的时候，沽基家仍对我们友好，给予了种种方便，护送我们过了彝族区。这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与我们通过彝族区的同时，恰好左权、刘亚楼同志带领五团，经过冕山以后，把越西县城打开了，关在国民党县衙门里的几百个作为人质的彝民，也被我们释放了，这也有助于我们顺利地通过彝族区。
求得顺利通过彝族区的目的，在于早日出敌不意地占领安顺场渡口，使红军能从安顺场渡过河去。五月二十四日我们到达安顺场。
夺取安顺场的任务，当然由我们先遣队来承担，具体任务又落在了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同志的身上。一团指定一营为前卫营，营长为孙继先。渡河的那天晚上--二十四日晚上，我和伯承同志为了检查渡河部队的准备情况，冒雨到了前卫营。天很黑，路不好走，我用一个刚缴获不久的法国造手电筒给伯承同志照路，因为他眼睛视力当时就已经比较差。那时驻守安顺场的两个连的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来得这么快，以为还有几天路程呢，很麻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很快就把它肃清了。河水轰轰隆隆的巨大咆哮声，掩没了激战的枪声，对岸的敌人并没有发觉。
我和伯承同志进到安顺场边一间老百姓住的棚子里，把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伯承同志仔细地询问了渡河的准备情况，然后进一步给他明确了任务，指示了注意事项。我对孙继先同志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了。但是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与吃苦精神，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渡过去，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我要他回去，动员部队，把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好。
这时，一营已经夺到了敌人的一条小船。这条小船是敌人团长派来搞破坏的。其他的船早被敌人划到对岸去了。就是这条船还是一条坏船，我们不得不加以修理。
大渡河宽约百米，深约三十米，流速每秒四米左右，很远就可以听到激流的咆哮声，这是长征以来，我们渡过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比乌江、金沙江水还要急，两个人在河边讲话，如果不用大声音，对方会听不到。
我和伯承同志继续前伸到渡口附近，看到一营的同志们为争当突击队争持不休。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通信员，争得最积极。我和杨得志同志都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就谁去。”这个通信员终于得到了批准，高高兴兴地参加突击队去了。当时决定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强渡。拂晓时我和伯承同志就站在河岸的一个坡地上，旁边就是架着重机枪的阵地。我们直接观察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战斗发起后，由有名的迫击炮手赵章成同志和一团机炮连的三个特等射手等，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机关枪进行掩护，我们的十七勇士乘着唯一的那条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冲到了河的对岸，打垮了敌人的防御，占领了滩头阵地。我和伯承同志的心头都充满了激动，为我们英勇无畏的红军感到骄傲！
随后，他们掩护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地渡过河去，船太小，每船只能渡四十多人，直到二十五日晚上一团还有两个连没有渡过去。风急浪高，浮桥又架不成，没有办法，只有一船一船地渡。
第二天一师的二、三两团也来到渡口，当天夜间，总算把三个团都渡过了河。在一四渡河还没有完，二、三团还没有开始渡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来到了渡口，林彪也来了，毛泽东同志找我们开了个小会。当他得知渡河的困难情况，就立即决定我军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人李韫珩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当时确定的部署是：一师和陈赓、宋任穷同志领导的干部团到大渡河对岸，仍由伯承和我率领，从东岸北上赶向泸定桥；由林彪带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西岸赶向泸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三百四十里行程，要求我们两天半赶到。
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知道，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罗瑞卿和肖华同志也跟我们一起走。干部团有干部，只要有群众，搞革命根据地就好办。受领任务以后，我和伯承同志就随着一师的部队，登上彼岸。干部团随后也从这里过了河。
防守河对岸的敌人，只是被我们驱逐走了，并没有走很远，我们不知道。我和伯承同志带着部队过河以后没有走好远就天黑了，找到一处村庄宿了营。第二天天亮起来一看，才发现敌人和我们住在一个村庄上了。我们在山坡的这一边，他们在山坡的那一边，僻里啪啦打了一仗。又经历了一场惊险！
队伍沿着大渡河的东岸继续北上，目的是要从东岸去策应西岸准备攻占泸定桥的部队。伯承同志说他要先走，他要带一部分部队先去占领一处隘口，那里敌人大约有一个营固守。我就随着本队走，我们边走边审问俘虏。从刚俘虏的敌人口里，才知道，跟在我们后边的，是敌人刘文辉的一个营，山后另外还有一个旅。都是敌人布置的河防部队，就在我们行进右侧的山地上。我赶紧去将这个情况告诉伯承同志。我对他说，你不能那样走。如不先夺取右侧这几个高地，我们就过不去，如若敌人居高临下，来一个反扑，就有把我们压到大渡河里去的危险。当时，我们手下只有黄永胜那个三团，其他队伍还没有赶到。于是我们就带着三团背水仰攻，一鼓作气占领了右侧那几个山头，把敌人那个旅击溃了。敌人向化林坪方向逃去。这样才保障了我们的安全，又保证了正行进在河对岸的二师四团不受敌人隔河的射击。
二师四团的任务是作为先头部队沿着大渡河的西岸北上，去夺取泸定桥。我们两支英雄部队，互相支援，夹大渡河北上，当时的情景真是动人。他们在对岸边行军边不断地对我们又是喊又是比划手势，意思是告诉那里有敌人，要我们注意。我们这边也是一样。虽然由于河水的咆哮，大家什么也听不见，但战友的关怀却鼓舞着每个红军战士，都加紧了脚步，向泸定桥急进。我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更坚信我们决不会做第二个石达开。同时，这次打泸定桥，好在采取了夹河而上的办法，因为大渡河并不宽，越往泸定桥前进就越窄，只有百米左右，两岸的敌人都可以隔河射击，封锁我们前进的道路。当年在一军团任参谋，现在在空军任副司令的何廷一同志，就是在西岸被东岸敌人火力打伤的。
我们夹河而上，就可以消灭和驱赶两岸的敌人，保障对岸同志的安全。四团团长是王开湘，政委是杨成武。他们以急行军的最大速度，二十七日晨从安顺场出发，还要一边走，二边消灭路途上碰到的敌人，真是行走如飞。他们在路上接二连三地打了几次胜仗，俘虏了敌人的营长、连长等数百人，日夜兼程，冒着大雨，黑夜点起火把，第二天用的是“一天二百四十里”的速度，于二十九日早晨六时，抵达泸定桥西岸。面对着他们的是一江汹涌咆哮的江水。而泸定桥有很多地方被拆得只剩下九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他们组织了二十二人的英雄突击队。
在当天下午四时，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射击前进。是这样奇绝惊险地夺取泸定桥的。这时候我一师二团三团的几个连队，也从东岸赶到泸定城郊，对四团夺取泸定桥起了策应作用。然后四团冒着敌人放的熊熊大火，攻占了泸定城。守敌二十八团向天全溃退，我军俘虏人枪百余，补充了一批弹药。
我和伯承同志带着三团冒雨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城时，已是后半夜二时了。那时，我本来已经病了，正在发烧。可是为了查看泸定桥被敌人破坏的情况，看是否大部队还能从上面通过，我和伯承同志要杨成武带着我们去看看泸定桥。杨成武同志提着马灯，带着我们在铺了门板的桥上走了一遭。在我们又回到桥中间的时候，由于伯承同志心中无限激动，情不自禁地在桥上连跺了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因为他过去在那里打过仗，知道泸定桥的险要，夺取这座桥的不易，感想自然更深。我也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随后，五军团和林彪带的一军团的本队，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带的中央红军大部队，从泸定桥上渡河。我们一过大渡河，就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全甩掉了。
胜利渡河以后，一军团《战士报》连续发表捷报和评论。先是表扬了《冲部永远是模范--渡河前的胜利》。冲部是当年五团的代号，表扬他们占领了越西县城，为掩护我们从西边占领渡河口创造了条件。然后是《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牲部是一团的代号，表扬他们在安顺场强渡取得成功。最后特别表扬勇部飞夺泸定桥，一天行军二百四十里。勇部是当年四团的代号。这些都反映了从机关到连队战士那股高兴劲。
特别是朱德总司令发来几份电令，一再称这次胜利是战略的胜利，十分鼓舞人心。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一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到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到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那就很难设想。
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一九七九年十月，有的同志要求我为大渡河纪念馆题词，有感于当年红军过大渡河的英雄气概和我们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主要过程，我写下了这么几句：“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这说不上是诗，只不过反映了我对强渡大渡河的实际情况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