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军区边防第十三团的组建（上）
【本文根据王天延、支仲伦、李石有、孙家康、李德胜、董兴忠、吴汉潮、刘茂春等老首长的回忆及补充，参考《云南省军事志》《红河州军事志》《蒙自军分区简史》等有关资料整理。先于2022年3月30日在“两委会”、筹备组、编辑部3个群里发布，又于4月18日将修改稿在全体战友群发布。现将第2次修改稿公开发布，以作公示。 ——编辑部】
（一）
今日，中越友谊大桥连起的河口与老街，和平是多么美好！（网络图片）
昔日，中越友谊断桥隔开的河口与老街，我边防战士们在履行神圣职责，警惕守卫边关！（网络图片）
中国与越南，山连山，水连水，世代睦邻友好，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解放的长期斗争中，两国人民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给予了越南全面无私的援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成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
但是，在赢得抗美救国战争胜利、1975年实现南北统一后,越南当局黎笋集团却野心膨胀、忘恩负义，追随苏联霸权主义穷兵黩武。苏联为了控制亚洲、确保欧洲,加紧了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企图以“亚安体系”的形式,把亚洲纳入其势力范围。越南企图拼凑“印支联邦”，称霸东南亚，疯狂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苏联向东南亚扩张，需要越南做打手；越南为了实现地区霸权主义野心，需要苏联作靠山。苏越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签订了带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越南当局在苏联的唆使和支持下,悍然大举入侵柬埔寨，继续军事占领老挝，严重威胁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苏越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于是,越南就把中国看成是他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这是中越两国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越南士兵这些年轻的面孔，他们为什么欢乐？又为什么忧伤？（网络图片）
美丽如花的越军女兵，若是因为战争、成为敌人，不得不伤害她，我也许会心痛终生。（网络图片）
此外,越南当局一直对中国怀有敌意。还在中国积极援助其抵抗美国侵略期间，越就利用历史问题，宣传所谓“北方侵略”，煽动敌视中国的民族情绪。抗美战争刚一结束,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把中国当作“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反华、排华愈演愈烈，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把历来属于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无理宣称为越南领土,并出兵侵占中国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加紧驱赶迫害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把20多万人强行赶入中国境内；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挑衅、入侵,开枪动武,制造流血事件。
仅在云南省红河州边境地区，1976年1月至1977年6月,越方在河口县芹菜塘、1号界碑和金平县那发沙滩、金水河、十里村等地入侵我境达249起，共3314人次。同时还与我边境地区群众多次械斗,在金平县那发筑坝冲蚀我国领土，制造边界磨擦。
据不完全统计，1974年，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挑起边界纠纷事件100多起，1975年为400多起，1976年为900多起，1977年入侵我国的规模更加扩大，入侵人数最多时1次达500多人，打伤我铁路工人51人。
1978年4月，越南当局反华排华达到高潮，仅云南省红河地区边境，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华侨被越驱赶回国。在河口县的南溪河（界河）上，无数华侨财物被越方抢劫一空，仅剩身上穿的衣服。不少难民被越南公安无故打伤，扶老携幼的华侨徒步涉水，哭声震天，惨不忍睹。1978年越南当局侵犯我边境事件达到1100多起。仅我自卫还击作战前的近半年时间，武装挑衅事件达700多起,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和居民300余人。1979年1月20日，丧心病狂的越南边防军更是用步枪、机枪向河口县疯狂扫射达3个小时左右，次日上午7时50分又再次扫射。
上两图：被越南当局野蛮驱赶回来的伤心欲绝的华侨。（网络图片）
越南当局占我领土，毁我村寨，杀我边境军民，抢我群众财物，严重威胁我边境地区的安全。中越边境一线我方大部分地区群众无法生产,学校无法上课,橡胶工人无法割胶,严重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政府对越南当局蓄意破坏两国关系的恶劣行径，一直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多次规劝其要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要做不利于两国人民团结的事，并一再提出通过谈判合理解决两国争端。同时，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军民严格执行“坚持原则，维护团结，坚持友好，适当斗争”十六字方针和边防部队“八项基本任务及十项政策”，坚持说理斗争,不主动惹事，即使在越南军警向中方开枪的情况下，中方也没开枪还击。但是，越南反动当局把中国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不仅无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对我进行战争挑衅，加剧恶化两国关系。
事实证明，同越南打交道，委曲已不能求全，劝告、抗议已无济于事，中越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为了捍卫主权，惩罚侵略者，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作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略决策。
云南省军区边防第13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
（二）
首任团长王文俊。（李忠诚供稿）
首任政委侯福昌。（侯冬梅、李石有供稿）
根据总参谋部1978年11月28日通知，昆明军区12月4日发布关于“蒙自军分区所属第4、第5、第6营扩编组建云南省军区边防第13、第14团”的命令，1978年12月24日，云南省军区边防第13团在屏边组建，代号35548部队，团长王文俊，政委侯福昌。该团以驻河口边防第4营（又称“河口独立营”）为基础，从4个大军区、8个军级单位、22个师级单位、43个团级单位抽调干部和战斗骨干扩编组成。团队扩编后，辖团机关、直属队和3个步兵营（8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1个警通连、1个迫击炮连，共1569人。
（同月中旬，边防第14团在金平县组建，代号35549部队。该团以驻绿春边防第6营（又称“绿春独立营”）为基础，从云南省军区独立师炮团、独立第1团等单位抽调人员扩编组成。两个团皆属蒙自军分区建制。）
（三）
昆明军区1978年12月4日命令发布后，云南省军区、蒙自军分区紧急行动，在中央军委、昆明军区的大力支持和统一协调下，迅速从各级机关、各部队抽调人员，限期赴职。
12月15日前，接到任命的团首长们，除受团长王文俊、政委侯福昌安排，政治处主任张成元预先到团部驻地屏边县征用住房外，其他首长均已陆续到达蒙自军分区。军分区党委也下发了组成边防第13团党委的通知，明确了团党委委员、常委、正副书记。15日当天，团党委召开第1次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通报营以上干部的任命，研究连排职干部的任命，研究安排部队组建工作日程等事项。
首任政治处主任张成元。（张成元供稿）
至此，云南省军区边防第13团首届领导班子正式组成——
团长王文俊，籍贯四川，原任蒙自军分区侦察科科长；
政委侯福昌，籍贯辽宁锦州，原任石屏县人武部政委；
副团长毛瑞礼，籍贯云南，原在思茅军分区任职；
副团长王武，籍贯云南，原在德宏军分区任职；
副团长范德贵，籍贯云南蒙自，原任蒙自军分区所辖云南省军区边防第6营（绿春独立营）营长；
副政委王天延，籍贯四川叙永，原任罗平县人武部副政委；
副政委李振忠，籍贯河南，原任昆明军区政治部秘书处秘书；
参谋长薛贵正，籍贯河南，原任云南省军区独立师司令部作训科科长；
政治处主任张成元，籍贯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原任弥勒县人武部政工科科长；
后勤处处长文朝富，籍贯云南巧家，原任蒙自军分区后勤部军需科助理员。
首任副政委王天延。（王天延供稿）
在12月15日团党委会之前，云南省军区政治部特意从曲靖军分区抽调罗平县人武部副政委王天延，任命为边防第13团副政委，于12月8日到蒙自军分区报到，并受团长、政委的委托，与军分区干部科干事严金乐（后任团第一任干部股长）一起，接收调入我团的干部档案，并按团的干部编制，拟制了各连排职干部的任职预案（团、营职干部分别由云南省军区、蒙自军分区配备任命），为团党委会顺利研究确定各基层分队干部岗位、搭建各基层分队领导班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2月16日，团党委在蒙自军分区大礼堂召开干部会议。除团首长外，各单位零星抽调来团的干部参加会议。政委侯福昌主持会议，王天延副政委宣读团首长、司政后机关领导干部以及各营、连、排和机关各部门股、所长等的任职命令。侯福昌政委宣读团党委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及各营党委委员、正副书记任职的通知，通报了团领导的分工，强调了有关政治、纪律、教育等问题。团长王文俊对团队组建的工作日程作了安排，提出了工作要求。
“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的父亲李兴与团长王文俊、政委侯福昌、副政委李振忠。（侯冬梅供稿）
12月17日，蒙自军分区在大礼堂召开大会，第13、第14两个边防团部分报到人员，军分区机关干部、战士参加会议，军分区司令员李凤岗主持会议。会议宣读了两个边防团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军分区政委李苏、红河州委书记王琹先后讲话，宣讲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组建两个边防团的重大意义，希望全体官兵不负重托，随时准备，严惩越南小霸。
12月18日上午，团首长和到蒙自军分区报到的干部战士，乘车到达屏边县。
（待 续）
【责任编辑 陈正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