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在我军的创立过程中，南昌起义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地位。
但是，我军建立第一支武装力量，早于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也不是1925年11月成立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而是1924年11月建立的大总统府铁甲车队。
大总统府铁甲车队，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军事部长周公创建，具体负责人有队长、海南琼山人徐成章，党代表、陕西平利人廖干吾，副队长、海南乐会人周士第，以及湖南浏阳人赵自选和山西应县人曹汝谦。其中，周士第和赵自选都来自黄埔一期。
铁甲车队仅有163人，但在消灭地主武装、平定叛乱、省港大罢工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在短短几年4位领导者相继牺牲，到1955年授衔时唯一幸存的周士第被授予开国上将。
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加入一批黄埔和滇军的青年军官，扩建为有2000余人的独立团，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叶挺独立团出了79位开国将帅，除了开国上将周士第，还有三位元帅朱老总、陈毅和林总，以及两位开国大将粟裕和许光达。
但是，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尽管早于南昌起义，却不是建军的起点。
周士第
第一个原因，当时我军还没认识到“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
众所周知，“枪杆子”这一论断是主席在南昌起义后的汉口“八七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无论我方高层还是主席本人，对“枪杆子”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在近代中国，还有谁比主席更早地认识到了“枪杆子”的威力呢？
第一人，就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还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借鉴德国先进训练方法，严防军官贪腐，通过《劝兵歌》成功洗脑，袁氏本人还和士兵一起吃住、训练。从新军走出了30多位大员，还有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10几位首脑。
第二人，就是被袁世凯欺骗的先行者中山先生。武昌首义后，由于内部不团结和国内外压力而把大总统拱手让给有“枪杆子”的袁世凯。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借助军阀力量但无一取得成功。于是，才有了1924年的“联俄联共”筹建黄埔、组织东征和北伐。
第三人，就是城府很深、深藏不露的蒋氏。中山先生刚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就不幸病逝，深得信任的蒋氏一步步把“枪杆子”抓在手里。虽然我军也建立了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但2000人和13万北伐军相比就是九牛一毛，彼时我军还没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
蒋氏
第二个原因，提出“枪杆子”论断的主席，早年也未意识到军队的重要。
无论是各种著作还是影视作品，主席都是给人一种“羽扇纶巾”的书生形象。很少有人会想到主席青年时期也曾弃笔从戎。那还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主席也曾当过半年多时间的兵。
主席后来回忆参加湘军的情景：新军在长沙发动起义后，正在长沙中学读书的主席毅然弃笔从戎参加了新军，学会了扛枪、放枪、瞄准、射击等基本要领，每月还能拿到7元的饷银。
正当主席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袁世凯达成和议，解散了临时政府。年仅18岁的主席以为革命结束，便离开军队重回学校读书。但是，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革命显然没有成功。
1919年“五四”运动，李大钊和陈独秀一北一南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此时，初出茅庐的主席时年26岁，风华正茂，挥斥方遒，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旗帜鲜明发表了自己的主张：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率。
这个时期，主席尽管满腔热血，但是对武装革命还认识不深，他在《湘江评论》上呼吁热血青年投身“呼声”革命、“面包”革命和“无血”革命。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第三个原因，“四一二”前，陈独秀也没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的最高层，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对“枪杆子”并不重视，甚至备受批评。
1924年春，中山先生在苏联和莫斯科帮助下创建黄埔和新式军。
莫斯科出钱、出人、还出枪，北伐军得以以少胜多，仅半年就打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奉系的张作霖。但是，渔翁得利、掌握“枪杆子”的蒋氏开始大肆排斥异己，先是“中山舰事件”，接着是“整理党务案”，对革命群众磨刀霍霍、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在此期间，主席敏锐地觉察到“阶级”问题，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以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1926年，主席进一步认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做文章、绘画、绣花，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联合农民作为同盟军。
与此同时，周公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成功。但是，心怀叵测的蒋氏强令解除工人的武装。而陈独秀为了息事宁人命令工人纠察队放下手中的武器，最终导致30万人被杀戮。
陈独秀
第四点，上海、武汉的大屠杀让“枪杆子”问题提上了议程。
“四一二”后，蓄谋已久的蒋氏招招致命，电报全是“斩立决”和“见电立决”一类字眼。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等人的牺牲，让主席、周公等人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
但是，陈独秀、张氏、谭平山等拒绝执行“五月指示”，莫斯科随即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改由周公等五人负责。周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发起南昌起义。此时，我军真正意识到世上没有救世主，也不能指望神仙皇帝，革命成功只能靠自己！
1927年8月1日，有7位开国元帅、3位开国大将、4位开上将等25位开国将帅参与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尽管起义最后失败，但受到启发的主席在“八七会议”提出了“枪杆子”论断，随后被指定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改编”后上了井冈山。
1928年4月，朱老总、陈毅带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部队与主席在井冈山会师。随后，彭总、滕代远也上了井冈山。至此，我军正式开始了主席、将帅和红军队伍的完美融合，一支铁军横空出世。
如果说，大总统府铁甲车队是为了保卫中山先生、给工农革命保驾护航；那么，叶挺独立团的创立，则是周公等人对“枪杆子”的朦胧觉醒；经历了血的教训以后，南昌起义是我军第一次奋起反击。
正因为南昌起义的启蒙作用，才催生了主席“枪杆子”论断。
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后，我军大多数人已经对此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南昌起义作为我军的建军起点被写入了历史，而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作为南昌起义部队的源头也名垂青史。
建国以后，有人建议主席用“秋收起义”代替“南昌起义”作为建军的起点，但主席坚决反对。诚然，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不亚于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第一枪”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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