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北平，改编傅作义部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毛主席所说: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有优势。国民党军队由全面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则由120万人增加到300万人。11月中旬，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后，成功地将徐州刘峙集团分割。
毛主席从战备全局考虑，为防止平津地区之敌南撤淮海，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平津地区。
此时，傅作义集团的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西窜绥远，二是南逃，三是固守北平。蒋介石虽倾向南撤，但决心还没有定，而且国民党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有人主张南撤与刘峙集团会合，反对者则认为撤出平津，将损失整个华北。敌人正处于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之时。但无论敌人是西窜，还是南逃，都不利于我军就地全歼敌人的计划;而固守北平，也会增加我军进攻时的损失。为此，毛主席运筹帷幄，要求东北野战军于11月23日秘密入关。第二天，又令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部放弃攻打归绥，由西向东，突然包围张家口，目的就是吸引傅作义部西进救援张家口，以迟滞平津敌军南逃。
此时，蒋介石、傅作义认为东北解放军起码需要休整3-6个月，才有可能挥师南下，因此错误判断围攻张家口的仅是华北解放军。傅作义30日命令驻扎北平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乘400余辆卡车由北平增援张家口。这样一来，我军就成功地将傅作义的主力引出北平。
12月5日左右，已秘密入关的东野先遣兵团程子华率两个纵队袭击密云，傅作义才发现我东北野战军已入关，赶紧收缩部队，令三十五军回撤。此时毛主席早已部署好，命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部迅速出击，将敌三十五军困在新保安，围而不歼。三十五军被围后，傅作义又急令十六军、一零四军由北平西进接应三十五军东撤。这样一来，我们又成功地将敌人两个军从北平城引出。只要将敌人诱出北平，就有利于我军分割包围，在野外运动中消灭敌人。此后，东野先遣兵团和华北二、三兵团积极配合，先消灭了增援的十六军、一O四军，再全歼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最后解放了张家口，共歼敌近20万人，为围歼平津之敌创造了先决条件。
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就是先要引出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西进，这样就能拖住傅作义，防止傅部南逃，也就等于拉住了蒋介石。此后，随着东野主力的入关，迅速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包围。我们师人关后，奉命远距离奔袭金钟河桥，就是为了完成包围傅作义集团，防止傅部从塘沽海运南逃。为攻打塘沽，七纵司令员邓华事先已侦察了地形，随后林彪又令刘亚楼再察。因塘沽一带地形易守难攻，不利于我军全歼守敌，最后野司决心暂时放弃攻歼塘沽之敌，先打天津，从而彻底完成对平津的包围。
1948年12月底，我师奉命回归四十七军建制，开到北平和天津之间的廊坊，主要任务是防止北平敌人南逃，同时为攻打北平做战前准备，根据城墙实际的高度、厚度等情况，主要进行登城、巷战等临战训练，各级指战员都反复进行爬城演练。
1949年1月15日，由野司参谋长刘亚楼率5个多纵队共22个师34万兵力向天津守敌发动总攻，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天津守敌，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之战胜利结束。天津的解放，震撼了北平守军，也彻底粉碎了傅作义集团由海上南逃的企图。这一切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取得的。
1月31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在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深明大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改编条件，蟠然率部归顺，接受和平改编，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解放后，四十七军没有进城，奉命开到河北固安整训，并负责改编傅作义部第二六二、二六七师的任务。
3月初，傅部两个师开到固安接受改编。第二六二师是傅作义部主力，而二六七师则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于改编部队此时还全部佩带武器，他们在撤出北平之前，分别选拔了大批谍报、特务及政工人员改头换面调整职务，企图破坏和平改编。为此，上级要求我们既要对傅部表示欢迎，又要提高警惕。为了顺利改编傅作义部，四十七军从全军中抽调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分配到这两个师，按团的建制进行改编。
为了保证顺利、安全地改编，我们首先在这两个师中清查国民党特务。该部军官中有许多人暗中搞破坏，我们大都将他们遣送出去。当时对起义部队的改编政策很宽大。
军官如果愿意参加解放军，主官一般改为副职继续留任;不愿参加解放军，还可以领取3个月的军饷回家。我们团就来了一位国民党军的团长任副团长，工作了两个月，最后还是离开了部队。因为解放军的管理制度、训练方法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即使他们愿意留下，一般也不容易开展工作。营以上军官大都脱离了解放军，我们先后送走了约3000人。连排级干部还是留下了许多，士兵中凡年轻、家庭成分好的总共留下5000多人，编人我军，原部队番号取消。经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我们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对傅作义部26万人的和平改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大创举。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将反动军队中的官兵改造成革命队伍里的一员，这完全靠的是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努力学习和思想改造，在此后的南下作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表现不错，有很多人还提拔为营、连职干部。
固安整训期间，除了对傅作义起义部队进行改编外，我们还在全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长江以北地区已基本解放，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但是部分干部战士的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家乡已经解放的基层干部中，一些人想回家。我们军就有个别基层干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离家五六年，甚至八九年，从没有回过家，现在革命胜利了，更想回乡安家。当时部队规定，家属来探亲可以，但不允许干部战士回家探亲。但也有个别干部寻找种种借口想转业到地方工作，不愿留在战斗部队。例如我们团有个营长，是家里的独子，准备结婚。固安整训期间他因病住院，出院后就要求留在后方工作，不愿回作战部队。
我的一个警卫员也偷偷跑回东北老家，参加地方工作。团里的管理股长是三八式干部，作战勇敢，部队到固安后他请假回家，没有再跟部队一同南下。
战士中思想不稳定的主要是东北籍战士，他们认为:我们既解放了东北，又解放了华北，已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现在应该允许回家。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对稳定部队最为重要，我们团就有七八十人在这一时期脱离部队回家。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在全团进行形势教育，批评一部分人的和平幻想和半途而废思想。通过组织新战士诉苦、挖根，组织老战士查忘本思想，正确认识了个人与革命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信心。
1949年3月初，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4月，上级要求师以上干部进北平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同时还组织我们团营职干部进北平城参观了三天。
记得大约是4月中旬，我们从固安乘大汽车出发，两个小时就到了北平城。我们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从未到过皇城，帝王古都，大家身临其境，自然是兴奋异常。我们参观了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等名胜古迹。短短三天的北平之行，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知识。
过去，对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来讲，进皇宫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只是在儿时听说书先生绘声绘色地讲过，现在我们亲自走进了紫禁城，亲眼看到了当年皇帝居住生活过的地方，确实收获不小，也有着不少难以言表的感想。
我们在北平看到的文物古迹，保护得都非常好。早在围困北平之时，党中央就下达了非常严格的命令，不仅明确要求保护好城内的故宫、天坛等文物古迹，对城外的古建筑也都一一指明，严令即使在战斗中也必须保护好文物，不许破坏。这一点在战争年代是非常不易做到的。我军基层干部、战士大都是农民出身，完全不懂什么叫文化遗产和保护文物的价值何在。为此，上级不仅颁布了严格的纪律，还进行细致耐心的教育。北平的和平解放和我军的严格纪律，才得以将古都北平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完整地、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遗产所做出的一大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
我们在北平住了三天，旅馆紧靠着有名的长安大戏院。
当时，北平的一切文化生活照旧，每天晚上长安大戏院的戏照常上演，我们天天都去看戏。记得第一天晚上看的就是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演的《红娘》。当时一般的干部大都不知道荀慧生、尚小云的大名，名气最大的就是梅兰芳。
在北平参观期间，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我深深感受到广大北平市民对共产党、解放军发自肺腑的热爱之情。当时在北平最流行、唱得最响亮的歌曲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近半个世纪以来，北平市民见过的兵实在是太多了，从世纪之初的八国联军进北京，到北洋时期走马灯一般的各路军阀如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张作霖，还有张勋复辟时的辫子兵，无论是哪一支军队进北平，都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祸害;这以后北平又经历了八年之久的日伪军残暴统治;老百姓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迎来的则是“劫收”的国民党军队和横冲直撞的美军吉普车。
北平城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像解放军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解放军进城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有些部队一时解决不了住宿，就露宿街头。许多部队还同驻地附近的单位、学校一起开联欢会，宣传革命的胜利，帮助广大市民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人民军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北平老百姓的心，同老百姓真正做到了军民鱼水情。
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对北平城的接收工作。党中央在接收北平时规定，对原有的社会制度不动，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对一些清朝王公贵族、反动官僚政客的私人财产也都予以保护，照旧允许他们按旧方式生活。这样做，对稳定、团结旧政权的人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信任，甚至是一些过去反对我们党的上层人士，也逐渐转变了他们对共产党最初的态度。北平解放后，广大市民安居乐业，不仅原有的文化生活照旧，商业、服务业也都迅速恢复，王府井、大栅栏一带很快就再现了往日的繁华景象。
在北平参观时，有一件事令我很惊讶:北平城里的小偷在我们参观游览时，偷走了个别干部随身带的怀表、照相机、派克钢笔等物品。我们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谁也不再想着能找回被偷物品。当时北平公安机关还留用了许多旧政权的警察，他们同北平的黑社会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事后经他们的努力，居然将全部被窃物品原封不动地找了回来。这在解放区也是很难做到的。由此可见在城市接收工作中，北平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整个城市接收下来。
回顾我个人的成长经历，1938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迎来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春天。在延安，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了自己，明确了今后的人生道路;1949年在北平，我又迎来个人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记得1946年我们刚刚在松花江北站稳脚根、上级对我们进行形势教育时曾说，争取五年解放全中国。当时我们感到革命的任务还很艰巨、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解放战争会进展得如此之快，更没有想到我们四野是最先进北平的。作为四野的一名基层指挥员，我们从松花江一路打到北平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在延安学习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通过这三年来的亲身实践即将全面实现，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指日可待。所以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我经历了如此伟大的胜利，更坚定了我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最后还有一段插曲值得一记。北平解放前，上级布置攻打北平时，分配我团的攻击目标是北平城南的大红门、小红门一线。事情真是凑巧，当时负责守卫这一地区的是国民党十三军的一个团，团长崔中洲是我黄埔同期、同队、同宿舍的同学。当时谁也不知道彼此正在北平城外对阵。
北平解放后，崔中洲在改编中选择回家，事后又南下上海，再次投奔国民党军队，任师参谋长。不久，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经教育后释放。当时他的妻室都在北平，他就回到北平做买卖。1954年工商业改造时，他参加公私合营。“十年动乱”中被扫地出门，遣送回东北榆树县老家，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
1988年，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被选为副会长。一天，黄埔同学刘景林(时为河北省政协委员)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来家里小坐。闲谈之中，他谈起崔中洲也在北京。我马上找到崔中洲，邀他一起参加黄埔同学会。后来我们经常见面，一起谈论军校的同学和往事，我们还联名给台湾的同学写信，邀请他们回大陆来相聚。一次偶然谈起平津战役，才知道他当时防守大、小红门一线。我们两人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城外，同窗同学差一点就真枪实弹地打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