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聂舒翼 朱润宇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主席三年来第三次访问俄罗斯，也是习近平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后第11次到访俄罗斯。10多年来，中俄两国元首在不同场合会面已超过40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成熟、坚韧、稳定，两国已探索出一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处之道，站在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树立了相邻国家关系的典范。
外交部发言人5月4日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将同普京总统就新形势下中俄关系发展以及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相信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必将进一步深化中俄政治互信，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在当今世界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回潮，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冲击的背景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俄两国将如何携手合作？如何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行动力？又如何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澎湃新闻邀请中俄权威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教授
科尔图诺夫，俄罗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学术主任
当地时间2025年5月7日，莫斯科街头风光。视觉中国 图
中俄加强合作应对世界秩序调整
澎湃新闻：此次国事访问是习近平主席第11次访俄。您怎么看此次访问？此访又将对中俄关系未来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冯绍雷：与习近平主席以往每次访问俄罗斯一样，都是为了中俄睦邻友好与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为了区域与全球事务的和平与稳定，为了中俄这两个具有超大体量和重要地位的大国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影响。
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旧世界远未终结，新秩序尚未诞生。新老交替之际，人类面临前所未见的动荡，地区与世界秩序迫切需要调整、完善、革新。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每一次世界秩序更替都是由欧美国家主导不同，当前世界秩序的更替第一次出现了非西方、半西方力量中心的参与可能。这种几百年才有一次的深刻变动势必会导致一个力量重组、制度更新、观念重塑的挑战与机遇、学习与博弈的并存时期。
作为新兴经济体成员，同时也作为世界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深刻理解如何以理性、稳健、公正、创新和富于远见的态度立场去面对变局，迎接这个新旧交替的世界。我十分期待中俄元首会见，这不光会为中俄两个伟大邻邦在新形势下共同应对挑战、共创发展机遇勾画蓝图，同时为地区与世界事务的稳定前行、历久弥新而做好铺垫。
科尔图诺夫：习近平主席将于5月9日在莫斯科参加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除了参加这一备受瞩目的活动外，他还计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广泛问题进行深入磋商，包括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近期国际形势的总体发展。
人们会注意到，这是习近平主席自2023年3月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以来，再度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鉴于当今世界发生的许多戏剧性变化，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谈尤其重要，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
澎湃新闻：中俄关系被定义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但在西方舆论中常被曲解为“准同盟”。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这种模式如何突破传统结盟理论的局限？双方又如何在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进一步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冯绍雷：中俄两国作为紧密比邻、内外事务多有关联、举手投足又都相互影响的大国，自然而然地因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会产生更为丰富多样的双边关系及处理域外事务的表现样式，这种双边关系与对外战略丰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与创新，很难简单等同于某种既有的理论模式。但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其最为基本的准则。
我一直认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最主要推动者乃是冷战终结后一系列客观环境变化，尤其是一连串国际危机与冲突现象。首先，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俄罗斯是从真正理解中国既不落井下石，也不以意识形态立场来处理国际关系的这一事实开始，才逐步接受了走向中俄关系的恢复进程。然后，90年代中后期的北约东扩、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促使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直到新世纪以后的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一系列颜色革命与地区冲突，包括2008年金融风暴、全球局势动荡，尤其是俄乌冲突的考验，证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既紧密合作，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有利于维护两国人民利益，有利于全球与地区秩序稳定与革新。
从理论上和历史上看，作为负责任大国，很多历史事例证明，在总体和平时期不轻易走向军事结盟关系，有利于自主发展和国际稳定；反过来说，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事务，不过多地受外部情势干扰，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历史经验总结。
科尔图诺夫：中国和俄罗斯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政治努力，以确保两国双边关系在日益加剧的全球动荡中保持稳定、可持续和可预测。相互信任是这种稳定所必需的，这来自于渴望充分、真诚了解对方利益，接受存在分歧的观点和相关领域的优先事项。
在原则问题上有坚定共识，以及在具体问题上“求同存异”的意愿，使双方在相互合作方面具有必要的灵活性。这就是为什么中俄关系比许多传统的军事、政治联盟或集团形式的国际伙伴关系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2025年5月3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参加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彩排。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澎湃新闻：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与俄罗斯重新恢复对话。在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挥舞关税大棒、并将对华关税提升至145%之际，俄罗斯却是少数完全不受所谓“对等关税”影响的国家。一些分析称，美国正在推动所谓“反向基辛格”策略，通过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美俄关系的重启和改善，会对中俄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冯绍雷：对于所谓“反向基辛格三角”，也即通过“特朗普2.0”推动可能的联俄遏华的政策构想，我认为这更多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自本世纪初小布什执政时期至今，美方确实一直寄希望于联俄遏华，但二十多年来从未得手。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乃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危机与冲突客观推动下的理性选择所致；另一方面，俄美之间在地缘政治对抗、战略武器对峙、包括能源战略对冲这样一些基本结构性因素制约下，即使关系缓转，也障碍重重。
此外，比较中美俄三大国四十余年的体制转型，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未能以成熟的内部转型来支撑其担当大国责任、构建稳定的大国关系。相形之下，尽管面临俄乌冲突、关税大战的外部激荡，中国在十分艰难条件下经历了有效而稳定的内部体制转型，反倒全面地凸显中国式体制转型与现代化的历史高度，使其具备抵御、防范大国关系急剧倒转的强劲能力。
也正因此，曾任美国驻俄大使、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深专家麦克福尔在最近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要想拆散中俄伙伴关系是不可能的”。
科尔图诺夫：面对西方国家时，中国和俄罗斯始终拒绝“零和”博弈的理念；相反，两国的出发点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使对恢复全球或区域治理做出有限贡献，也是对人类共同遗产的宝贵补充。
中国欢迎美国调解俄乌冲突的努力，俄罗斯则坚决反对那些令中国南海地区局势紧张的行动。两国都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战或单边经济制裁，相信开放透明的国际贸易体系不仅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使用“反向基辛格”战略的想法是荒谬的，当今世界与半个世纪前大不相同，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样子。这些关系有自身的基础，不依赖于美国及其政策。
此外，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俄罗斯将与其他国家一起遭受损失，莫斯科对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不感兴趣。
能源贸易仍是压舱石，中俄可拓展更多领域合作
澎湃新闻：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44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俄经贸关系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两国经贸领域合作的不断加深和扩展，又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冯绍雷：中俄能源贸易额依然是压舱石，保持在双边贸易总额的1/3以上。东线天然气管道提前全线贯通，也使得中俄经贸稳步推进有了坚实基础。同时，中俄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是中俄贸易新亮点。中国市场上的俄罗斯农产品已开始博得老百姓的好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俄在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科技合作，正在向纵深推进。中俄经贸关系的迅速推进使得两国人民感受到中俄协同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有力地证明两大国有这样的能力迅速地将中俄经贸关系提升到新高度。
科尔图诺夫：在经历了2022年（29.3%）和2023年（26.3%）的高速增长后，许多俄罗斯分析人士预测，到2030年，俄中双边贸易额将达到3000亿美元，甚至3500亿美元。
然而，在2024年，双边贸易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地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与2023年相比，2024年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基本上没有变化，所有的贸易增长都是基于俄罗斯从中国的进口略有增加。2025年第一季度公布的数据反映出贸易量下降，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能够维持2024年的双边贸易水平，双边贸易状况应该是两国领导人讨论的话题之一。
在经历了两年的急剧上涨之后，俄罗斯某些领域的消费市场出现更多的中国商品。最明显的例子是汽车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俄罗斯不再是中国汽车出口最大目的地。中国对俄其他领域的出口也出现了同样或类似的市场饱和迹象，包括纺织品、家具、消费电子产品等。因此，要维持中国对俄罗斯出口过去的增长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仍然以碳氢化合物（主要是原油）为主，尽管俄罗斯在多样化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仍占目前总出口量的3/4。然而，鉴于中国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很难相信其碳氢化合物的总体进口量将在未来几年呈指数级增长。
俄罗斯还向中国出口大量金属矿石和金属，特别是铝（约占总出口量的7%），其余的出口不到俄罗斯出口总额的1/5。这种结构使得俄罗斯对华出口的货币价值很容易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俄中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合作形式。
澎湃新闻：在美西方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现实背景下，中俄又如何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稳步发展？
冯绍雷：根据中国海关总署4月14日统计数据，2025年一季度中俄贸易额同比下降6.6%，为532亿美元。显然，西方对俄制裁与长臂管辖，包括战争条件对于市场的冲击，对于中俄双边经济合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物流阻塞、结算困难等问题曾经影响了中俄经贸正常运行。
但是，正如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所强调，中俄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生动力不会减弱。中俄两国是直接比邻与接壤的两个大国，无论西方如何制裁与长臂管辖，难以阻碍两个相邻大国之间的直接经贸往来。
科尔图诺夫：俄中经济关系的这种模式能否改变？除了标准的多样化之外，三个方向的变化看起来特别有希望。一是从基础贸易转向基于联合技术链和生产链的深度产业合作发展。二是提高服务业（信息、金融、教育、医疗、交通、旅游、建筑等）在双边贸易中的比重。三是更加积极地吸引中小企业。相较中国，这对俄罗斯来说更是个问题：在中国，中小企业占GDP的60%，而在俄罗斯，这一比例不超过20%。
澎湃新闻：从目前的结构看，能源及相关产业、农业等在中俄贸易中所占比重依然较大，中俄应如何布局以使两国贸易结构更加多元化？中俄如何拓展在北极航道开发、稀土等资源合作、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冯绍雷：我讲三个例子。其一，疫情期间、包括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到俄罗斯市场的汽车品牌曾占有很大的优势。但随着西方制裁有可能逐步被撤，西方品牌汽车开始逐渐回到俄罗斯市场，加上俄罗斯本土国产汽车品牌一定会得到保护与支持，因此，非常有必要未雨绸缪，重新布局中国在俄罗斯的汽车工业产业链形态，以迎接新条件下的竞争与合作新态势。中国驻俄罗斯总商会在此背景之下，举办“中俄汽车与工程机检产业合作论坛”，加强与俄方主管部门、中俄车企之间的协调沟通，推进中俄车企对于对方发展战略与市场环境变化的认知，这对于中国车企及时调整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之下，可以事在人为，及时部署，优化中国车企在俄方市场的产业形态，以求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其二，北方航道的开发开放不仅是中俄合作，而且也是欧亚大陆贸易商道开发的重要机遇。俄罗斯西北联邦区一位代表曾在中国媒体发表文章，题为：“只有中俄联手，才能够为北极带来旺季”。可见，俄罗斯方面对于和中国伙伴的合作寄予极大希望。
其三，最近我们机构所举办的中俄经济合作研讨会上，电讯产业的专家提出，中俄电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就是以俄罗斯丰厚能源资源为基础的充沛电能供应。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在高新产业领域的前景极其广阔。
科尔图诺夫：考虑中俄经济合作的长远前景，应该考虑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和贸易越来越大的影响。未来几年，先进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能会减少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鼓励发达国家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本地化生产，如3D打印技术，可能会减少对某些进口商品的需求；物联网（IoT）将改变物流模式，能够提供实时跟踪，以优化供应链，实现及时制造。
俄罗斯和中国将在数据本地化、数字税收、知识产权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协调数字贸易法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对推进两国经济合作至关重要。
加强合作协调，推动建立新多边模式
澎湃新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更好对接，并更好地惠及中亚及东欧国家？
冯绍雷：第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对接，实际上早在六七年前就形成了很好的法律基础。当时中俄商定以WTO法规原则为基础来推进中俄企业间的合作。现在，需要在新的形势之下，进一步深化在这一协商基础上的双方共识。
第二，虽然现在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还比较微妙。但是，2016年以欧亚经济联盟为基础的俄方“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实际上考虑到如何吸引欧洲伙伴一起参与“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与此同时，欧盟也曾考虑，通过欧洲金融机构的介入、中方提供经济支持担保的多边协调与合作，来帮助中亚地区发展经济。疫情与俄乌冲突之后，虽然形势今非昔比，但随着中欧经济关系的逐渐恢复，是否可能在中、俄、欧、中亚之间形成新的互动值得思考。
科尔图诺夫：十多年来，中俄一直在研究这两个项目的最佳结合点，但仍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中亚和中东欧国家都将中国视为巨大的经济机会，但它们同时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实力产生一定的担忧。
另一方面，对这些国家来说，与俄罗斯合作也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经济联系的原因。我认为，只要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关系不转变成地缘政治对抗，两国公司在中亚或南高加索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竞争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鉴于两国政治领导人之间的高度信任，两国可以避免在这些地区进行地缘政治竞争乃至对抗。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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