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19日，在菲律宾援建水利工程的哥哥被当地人绑架。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全球华人的强烈关注，家中更是乱作一团。纷纷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安全救出人质。作为被绑架人张忠强的弟弟，我为了早日救出兄长，只身跨国救兄，谁知不仅没救出大哥，反而自己也身陷陷阱，被绑匪扣押69天，受尽折磨……
义薄云天，跨国搭救被绑架的大哥
我老家在福建福清市。我们兄妹8人，张忠强是老大。他16岁起就出外挣钱，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将全部收入寄回家补贴家用。他25岁那年，自己当上了包工头，手下也有了一批工人。当时我18岁，跟着大哥一起干活挣钱。后来，我们有兄妹6人到浙江衢州安了家。大哥，大嫂很关爱我，总是挑轻松的活给我干，并送我学开车，后来又让我学着做设计，让我掌握技术。大哥常说：“我吃过的苦，不能再让弟妹们受了。”我结婚前，我的衣服是大嫂买的，脏了由大嫂洗，破了由大嫂补，所以跟大哥大嫂特别有感情。
2000年，大哥带着自己的工程队随电力进出口公司到了菲律宾，负责承建马尔马尔灌溉工程土石方项目。
2001年6月20日，跟随大哥去菲律宾的一位朋友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6月19日下午大哥到附近的达沃市采购物品时被绑架了。车主是当地人，19 日晚11时被绑匪放了出来，同时带出绑匪的口信：“4天后，他们会给工地打电话……”我当即感到手脚发软，又不甘心地打电话给工地翻译菲籍华裔小林。小林证实大哥确实被绑架了。我的心像被利刃猛地割了一刀，痛得缩成一团。菲律宾治安不好，一直有绑架人质的事发生，没想到这个灾难竟会降临到我们家。
我马上召集几个弟妹，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要他们想法瞒着父母和大嫂，我们先想法救出大哥。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我一天到晚候在电话机旁，盯着电话机发愣。我多么希望有个好消息呀！
在这之前，我每天都会到大哥家坐坐，看看大嫂有没有要帮忙的地方。但在那4天，我只是让妻子到大嫂家看看。第三天，大嫂以为我生病了，就特意来看望我。因为失眠了几天，我的眼睛红肿着，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态。大嫂关切地问这问那，我赶忙把视线转开，不敢与她对视。大嫂每一句关心的话，都像鞭子抽打着我。在一旁的妻子忍不住。跑到卧室里哭了起来。大嫂更加奇怪，我只好谎称我们这几天在闹别扭。善良的大嫂马上数落起我来。我低着头，担心自己只要一抬头，痛苦的眼泪就会从眼眶里滚下来……
大嫂一走，我和妻子抱在一起放声痛哭起来。我发誓：“我一定要让大哥平安无事地回来！”
然而，大嫂还是知道了消息。当她知道大哥被绑架的事后，整个人呆住了，眼泪哗哗往下淌。她艰难地撑着沙发的扶手，慢慢地站起来，又无力地坐下去。我强作镇定，安慰她：“大哥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之后，让妻子将大嫂送了回去。
我们兄妹又召开了小型家庭会议后，把大哥被绑架的事告诉了两位老人，并告诉他们，就是倾家荡产，我们也要把大哥平安解救出来。父亲比我们想像的要坚强得多，虽然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可他还是强忍悲痛。很快指示我迅速飞赴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相关部门取得联系，设法救出大哥。
2001年6月28日下午，我带着向亲朋好友筹来的几万美金，搭上了从厦门飞往马尼拉的航班。到菲律宾后，我们与驻菲律宾大使馆、菲律宾相关部门、工地负责人、当地华裔等有关各方进行了的接触，了解情况，商讨对策。工地上菲籍的施工人员、达沃市的配件店老板给工地运送沙石料的车主，都成了我的“线人”，我设下重奖，希望能发现些蛛丝马迹。
7月7日晚8时，终于有了绑匪的消息。他们让大哥用手机拨通小林的电话：“小林，我是张忠强。”大哥才说一句话，手机就被绑匪抢了去。绑匪提出以4000万比索（折合人民币约 700多万元）换回人质，态度强硬地表示少一厘也不行，不然要砍头。我让小林将我的话翻译给绑匪听：我大哥的价值远远超过你们提的这个数，但我们家绝不可能马上拿出这么多钱。我提议由我来顶替大哥做人质。因为大哥关系多，或许可以借到这么多比索的赎金。绑匪同意了。
当晚，我打电话给父亲。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对他而言，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我们都是他的儿子，不管是谁出了事，对他都是沉重的打击。过了很久，父亲才哽咽着对我说：“是否交换，由你们兄弟俩自己决定，这是你们兄弟俩之间的事情……”说到后头，我只能听到他苍老的哭泣声。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哭声，也忍不住落下泪来。我安慰他：“爸爸，你放心，我和大哥一定都能活着回来见你！”父亲稍稍稳住情绪，颤抖着声音说：“要记住，你们都是我的好儿子，我希望你们俩都能平平安安。”
19日，绑匪又来了电话。他们不同意交换人质。之后，对方又消失了。整整10天时间，绑匪毫无音信。我返回工地，住进大哥的房间里。桌子上摆着大哥的全家福，他换下来的衬衣还挂在衣架上，房间里到处充斥着他的影子。我像一头困兽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想到大哥还在绑匪手中，我的头就开始发痛。我红着眼在工地上乱转。看见一辆空货车，我一跃钻进驾驶室，一踩油门，车像箭一样嗖地冲出去，卷起一大股尘土。工友没有阻止我。我在烈日下开着车运沙石料，一趟又一趟，浑身热汗淋漓，就像第一线不知疲倦的施工人员。我靠这种持续的体力劳动让自己的神经变得麻木些，以此来解脱自己。
第11天，小林打电话告诉我，绑匪说第二天继续谈判。接下来，花了9天时间与绑匪通过电话进行谈判，最后定下赎金为800万比索（折合人民币140万元），又花了18天时间定下交钱和放人的方式、地点。
因为怕菲律宾相关部门的参与会威胁大哥的生命，我们不敢将这些消息透露出来，我私下四处向当地华裔打听绑匪的行为习惯。大量的信息告诉我：交了赎金后绑匪都会放人，这是当地绑匪的“行规”。
就在我犹豫不定之际，绑匪通过媒体公布了大哥的情况。录像中的他显得很疲惫，脸部浮肿。过不久，绑匪突然频繁地让大哥和我通电话，一天至少两次。大哥告诉我，这几天绑匪一反常态，把他奉为座上宾，不仅没挨打，而且吃得很好。大哥说：“从这些迹象看，绑匪是有放人的意思。”我决定交钱赎人。
上当被扣，度过 69 天非人生活
8月12日是送赎金的日子。工地上的同事纷纷表示愿意陪我去。经过讨论，薛兴、王胜利、翻译小林，还有一名司机和我去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
然而，当我们按原先约定来到指定地方，从四周冒出了30多名持枪的绑匪。他们显得营养不良，但行动很敏捷，迅速包抄上来。小林用本地话大声解释，我们是来赎人质的。绑匪一言不发，粗暴地把我们拖下车，抢走了钱箱，然后押着我们急行军。一路上把我们身上的手表、手机、皮包全都掠走了。
面对我们的愤怒质问，一个叫“阿贡”的匪首不动声色地说，他们有5个兄弟在菲律宾警察手中，他们希望借中国人给菲律宾加压，用我们中国人把他们的人换出来。我们落入绑匪的圈套了。
绑匪挟持我们在山里走了几个小时，到了一个大湖泊边，再把我们弄到几条独木船上，向大湖深处划去。过了大约两个多小时，一座由毛竹、芦苇、茅草搭成的高脚屋出现在眼前。这就是绑匪的窝点。
8月15日晚9时，绑匪带着我们转移时，我看见80米开外的芦苇丛中也有一条船。月光下，船上有位中年人的背影很熟悉。我激动地叫了一声“大哥”，那位中年人有些迟疑地转过身来，果然是大哥。薛兴、王胜利和小林都欢呼起来：“忠强，忠强！”
在我的要求下两条船慢慢靠近。我纵身一跃，跳到了大哥的船上。我牢牢地抓着大哥的手，似乎怕再度失去他。借着月光，我发现大哥消瘦了许多。“三弟，你为我吃苦了！”大哥像小时候一样轻抚我的肩膀，这个习惯动作令我备感温馨。
当晚，绑匪把我们5人安置在一起，悲喜交集的我们，交谈到了天亮。患难见真情，大哥眼含热泪地向薛兴、王胜利和小林表示了真挚的谢意。在匪窝，我与大哥一起呆了3天时间，这也是大哥与我在一起的最后时日。而当时，我们深信有机会离开匪窝。那几天，我和大哥谈了很多，使我对人生、对事业都有了新的认识。大哥怪我不小心照顾自己，赎金丢了是小事，结果连人也陷入魔窟。我对大哥说：“大哥，如果能救你出去，我可以连命都不要。”
三天后的傍晚，随着一阵急促的轮机声，3条坐满了荷枪实弹的绑匪的机动船向我们驶来，我们被绑匪分别押上两条船，大哥和薛兴、王胜利上了一条船，我与小林上了另一条船。兄弟相聚仅仅 3天，如今又被分开，前途未卜，怎不令人肝肠寸断？离别之际，我抱住大哥哽咽道：“大哥，你多保重……”“大哥明白，我们出去后还要一起打拼。大哥说完又叮嘱道，“记住，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千万别意气行事。绑匪无仁无义，鲁莽不得。”说完，大哥仍放心不下，又转过脸叮嘱小林，“我弟弟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拜托你要看住他！”随后，绑匪强行将我们拉开了。
载着大哥、王胜利、薛兴的那条船向北驶去，很快隐入芦苇丛中，我和小林乘坐另一条船向南而去。谁曾料到这次作别，兄弟竟成阴阳陌路人！
这之后，我度过了几十天“与狼共舞”的非人生活。和大哥分开后，我和小林被转移了几个地方，最后被拘押在被绑匪称为“五角大楼”的大湖深处的三幢高脚屋里。这里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没有纸，擦屁股用水洗。大便拉进湖里，湖水又用来煮饭。没有牙刷，只能用手指在嘴里胡乱抠挖一番；没有口杯，就捧了水漱口；没有毛巾，便撩了水揩脸。这里的蚊子个头大，脚长，咬起人来不疼，但痒得难受。但我仍坚持每天换洗衣服，顽强地保持着一些文明习惯，活出自己的尊严。我还坚持每日用手指蘸了湖水，在竹地板上画基建设计图，以防止我的思维能力退化。
绑匪们高兴时就给我们两顿饭吃，稍不顺眼就减为一餐，而且天天都是盐巴就饭，味同嚼蜡。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殴打我们。想到大哥生死不明，我只好一直忍受着他们的折磨。
夜深人静，我一遍遍地想念亲人：生死未卜的大哥、年迈的父母，友爱的弟妹，温柔娴静的妻子、聪明可爱的三个孩子、同甘共苦的朋友……
9 月25日，小林被绑罪释放了。一个带班匪徒比划着对我说：另外3名中方人质也已经获释了。目前我们正与相关部门谈判，只要再交一些赎金，就可以释放你了。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大哥已经释放，我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一天上午，一个绑匪又打我时，我终于忍不住奋起还击，将他打倒在地，几个绑匪马上冲过来，用枪指着我，但立即有一个匪首过来将他们赶开。我明白，我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不敢轻易置我于死地。从此，只要哪个绑匪欺负我，我就会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直到他们都不敢动我为止。
永远的愧疚，为了那没成功的救兄行动
在各方努力下，2001年10月19日深夜。我在身陷魔窟69天后，终于获释。在一位华裔女翻译的帮助下，当地相关部门向我询问了绑匪的一些情况，并拿来许多人的照片，让我指认。我没有很好配合，我说不清楚当时内心的复杂感受，只关心大哥在哪里。
我向女翻译借了手机，但怎么也拨不通大哥的手机。接着我拨通家里的电话，我告诉妻子我获释了，叫她不要担心。妻子哽咽着刚开口想说话，就被我急切地打断了：“大哥在哪儿？是在老家，还是在浙江？”
妻子是个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女人，在电话那头痛哭起来，边哭边说：“大哥遇害了……”在69天中受过各种折磨、体重减轻了10公斤的我都没有流过一滴泪，此时却几乎崩溃了。轰的一声，脑子里一片空白，双脚支撑不住沉重的躯体，膝盖“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我肩负全家的重托来救大哥，但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真是奇耻大辱。我真是个没用的东西啊！大哥，小弟无能，对不起，对不起……
原来，8月19日上午，一群菲律宾解救人员军前来营救中，他们同大约 60多名绑匪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王胜利侥幸逃出，大哥和薛兴却在军匪混战中死于非命。与世隔绝的我，一直被绑匪蒙在鼓里。
我决定将悲痛、愧疚转化为力量，想法为大哥报仇。当天下午，我主动向当地相关部门要求再次指认绑匪。我把照片中的绑匪逐一挑了出来。我是搞建筑出身的，方向感强，在他们出示的地图上，我找到了匪窝的大致范围。在干这一切时，我满脑子都是为大哥报仇的念头。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我本人出来指认和控告绑匪，我会随叫随到；如果剿匪行动需要带路，我会冲在最前头；如果你们允许，我将参加你们的围剿行动。”
20日中午，我被送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在驻菲大使馆卫生间的壁镜里，我脱险后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尊容”。我不敢相信镜子里那个皮肤黝黑、胡子拉碴、目光无神的男人就是我。最后还是王大使夫人说动了我，她说：“不管怎么样，你总要给家人报个平安，这是必须做的。”
当晚7时许，我终于鼓起勇气，挂通了父亲的电话：“爸，对不起……”我一开口就哭出声来，一下跪在地上，向远方的老父亲请罪。父亲也哽咽着连连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他没有责备我，他的安慰刺激我的泪腺，不一会儿我就哭成了泪人。大嫂接电话时也哭了，她说：“你要完完整整地回来，以后兄妹几个就要靠你了……”这句话提醒了我：悲伤和歉疚已没有意义，就像大哥生前说的：一个人最容易被自己打败。我没有被绑匪打败，也不能被自己打败！
我终于有心思理了发，刮掉胡子，换了衣服，还给妻子挂了电话，告诉她我决定回家。妻子温柔地说：“我在机场等你。”我的泪又出来了。
大使馆在一天内为我办理了回国签证。我在回国前，感谢了大使馆所有亲人的关照后，请大使馆向菲方转达了我的两点要求：大哥是为菲律宾经济发展服务的，是友好的使者，希望菲方有个书面的说法；同时，菲律宾方面应尽快查明大哥的遇难真相，以告慰大哥的在天之灵。
10月23日上午10点55分，我乘坐的航班准时降落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在大使馆官员的陪同下，我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但我感到双腿分外乏力，胸口隐隐作痛。远远看见出口处聚集着一大帮人，脚步不知不觉地放缓，呼吸一点点粗重起来。近了，近了，我看见了魂牵梦萦的亲人们，看见了他们激动而复杂的面容，看见了他们手中的鲜花。妻子、二哥、四弟……泪水默默涌上眼眶，视线模糊了……
次月，在伟强大的祖国和各界华人的压力下，菲律宾终于采用了强硬的措施，在曾关押哥哥的“五角大楼”与绑匪相遇，绑匪基本全部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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