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作者：Hippolyte Balima, Andresa Lagerborg, Evgenia Weaver
不断攀升的国防支出使当局需要作出艰难的财政选择，以避免加剧脆弱性；而战后的复苏有赖于出台相关政策以减少不确定性、重建资本并帮助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
战争再次定义了全球格局。经过冷战后数十年的相对平静后，近年来活跃冲突的数量激增，已达到二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水平。与此同时，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日益凸显的安全担忧正促使许多国家政府重新评估自身的优先事项并增加国防支出。
除了造成毁灭性的人道代价，战争还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经济代价，并带来了艰难的宏观经济权衡取舍问题，对于那些正在经历战事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即便没有爆发活跃冲突，不断攀升的国防支出也可能在中期内加剧经济脆弱性。战争结束后，政府面临着紧迫的冲突后任务，即确保持久和平和维持经济复苏。
在这个冲突不断扩散的时代，我们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的两个分析章节所载研究凸显了这场战争造成的深远而持久的经济损伤，其给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和中东地区带来了尤其严重的影响。我们还表明，不断攀升的国防支出虽能在短期刺激需求，但也带来了艰难的预算权衡取舍问题，这使得制定良好政策与实现持久和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经济损失
对于发生战争的国家来说，经济活动会急剧减少。平均而言，在发生战事的国家，产出在冲突爆发伊始会下降约3%，然后会持续下滑数年，五年内累计损失约为7%。冲突造成的产出损失通常超过金融危机或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即便在十年之后，经济的长期创伤效应仍会持续存在。
战争往往还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参与国外冲突的国家或许能避免遭受重大经济损失——部分原因在于其本土并未受到实际破坏。然而，冲突发生国的相邻经济体或主要贸易伙伴国会感受到冲击。在冲突的起初几年，这些国家的产出通常会小幅下滑。
重大冲突（即，造成至少1000例战斗相关死亡的冲突）会迫使发生冲突的经济体作出艰难的权衡取舍。随着政府支出转向国防且债务增加，政府预算状况恶化，同时产出锐减，征税收入大幅减少。
这些国家的外部收支也可能面临压力。由于需求下降，进口急剧收缩，出口则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导致贸易逆差暂时扩大。不确定性加剧引发资本外流，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流动双双减少。这迫使战时政府更多地依赖援助，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会依赖海外公民的侨汇为贸易逆差融资。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冲突仍会导致汇率持续贬值、外汇储备流失以及通胀不断上升，这凸显了战争期间外部失衡扩大会如何加剧宏观经济压力。物价上涨速度往往会超过大多数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这促使货币当局提高利率。
综合来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重大冲突不仅会给境内发生冲突的经济体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迫使其作出艰难的权衡取舍，还会殃及其他国家。这些成本远不止短期混乱，还包括对经济潜力和民众福祉产生的持久影响。
支出的权衡取舍
冲突愈发频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也促使许多国家重新评估其安全优先事项并增加国防支出。其他国家也打算如此行事。这一局面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如此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带来了怎样的权衡取舍。
我们的分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164个国家国防支出大幅增长的时期进行了研究。我们发现，这类国防支出激增的情况通常持续近三年，且会使国防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提高2.7个百分点。这一增幅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实现国防支出占GDP 5%的目标所需的增幅大致相当。
大幅增加国防支出主要起到了积极的需求冲击的作用，会提振私人消费和投资，尤其是在与国防相关的领域。短期内，这既可提高经济产出，又会推高物价，因此需要与货币政策密切协调，以缓解通胀压力。
总体而言，扩大国防支出对产出的综合影响很可能较小。增加的国防支出通常几乎会以一比一的比例转化为更高的经济产出，而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话虽如此，此类支出的乘数效应或连锁反应会因支出的维持、融资和分配方式以及进口装备数量的不同而出现很大差异。
例如，当刺激措施中的部分资金被用于进口外国商品时，产出的提高幅度会变小，外部平衡也会恶化，对于武器进口国来说尤其如此。相比之下，如果国防支出的增加优先用于装备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同时降低采购流程的分散程度并统一标准，则将扩大市场规模，助力实现规模经济，增强工业产能，降低进口泄露的程度，并支持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而如何为国防支出筹措资金，则带来了关键的权衡取舍问题。短期内，国防支出激增大多依赖赤字融资；而在国防支出激增的后期阶段，以及当预期国防支出将持久增加时，提高税收收入则会发挥更大作用。
依赖赤字融资可在短期内刺激经济，但从中期来看会给财政可持续性带来压力，尤其是在政府预算空间有限的国家。在国防支出开始扩张后的三年内，财政赤字的恶化幅度约相当于GDP的2.6%，公共债务的增幅约为7个百分点（在战争时期，公共债务率会上升14%）。由此导致的公共债务增加可能会挤出私人投资，抵消国防支出最初的扩张效应。
财政脆弱性的积累可通过可持续的融资安排加以缓解，尤其是在国防支出持久增加时。不过，增加收入的代价是减少消费、抑制需求的增加，而重新调整预算优先事项则往往以牺牲政府在社会保障、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为代价。
支持复苏的政策
我们的分析还表明，战后经济复苏往往进程缓慢且不均衡，关键取决于和平能否持久。若和平得以持续，产出会反弹，但与战时损失相比，反弹幅度往往不大。相比之下，在冲突再次爆发的脆弱经济体中，复苏进程经常停滞不前。这些小幅复苏主要由劳动力驱动，因为劳动者从军事活动转向民用活动，难民也逐渐返回；但资本存量和生产率则依然低迷。
尽早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果断推进债务重组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包括援助和能力建设）在恢复信心和推动复苏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若能够同步推进国内改革以重建机构和国家能力、促进包容与安全，并解决冲突造成的长期人力损失（包括学业损失、健康恶化以及经济机会减少等问题），那么复苏工作将最为有效。
重要的是，有效的战后复苏需要协调良好的一揽子全面政策。这种方法远比零敲碎打的措施有效得多。同时减少不确定性和重建资本存量的政策能够强化预期、鼓励资本流入，并促进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归根结底，成功的战后复苏能够为受冲突影响的社区实现稳定、重燃希望和改善生计奠定基础。
——本博客基于202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国防支出：宏观经济后果与权衡取舍”以及第三章“宏观经济视角下的冲突与复苏”撰写。关于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更多信息：脆弱国家如何通过加强机构和核心能力获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