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县政府直属部门2023年国内公务接待超过300批次，平均每个工作日需接待1次以上”，日前，央视网记者在部分区县采访时，不少基层干部向记者倒起公务接待的“苦水”，倾吐接待不周的焦虑、接待费用的尴尬、接待标准的无奈以及接待次数的茫然。
报道似乎呈现的只是一地的现象级问题，个案的针对性或有不足，但从舆论反馈看，相关情况似乎有一定的普遍性。外界感叹，怎么会有那么多公务需要接待？一个县区、一个乡镇，作为相对基层的国家治理单元，工作人员疲于应付来自上级各部门、看起来师出有名的各种检查、调研、考察和督察，来时一堆人，吃时人一堆，到底能不能发现真问题暂且不说，却结结实实暴露出公务接待这种久治不愈的制度性顽疾。
从社会治理到行政监督，再到区域、部门的交流学习，跨区域公务行为有其必要性，但并不一定会产生接待问题。相当一部分公务完全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完成，接待可能就只是某种可有可无的配套待遇。十八大以来，中央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规定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待；2013年10月出台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更是从用餐陪同人数、用餐次数等多方面提出非常细致、明确要求，为公务接待画出红线。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要求，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价格等实际情况，按照当地会议用餐标准制定本级国内公务接待工作餐开支标准。而普遍人均几十元的餐标又似乎被公务接待双方都认为“很难安排出一桌像样的接待餐”。公务接待强求“成桌”、上档次，此类铺张惯性必须得想办法遏制住。
倒逼公务接待合规，首先就需要自上而下一同摒弃那种“盒饭拿不出手”“必须摆一桌”的陈腐思维，让厉行节约真的贯穿公务行为始终。据西部某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的公务接待数据，2023年公务接待总量270余次，公务接待总费用82万余元。从公务活动的内容来看，迎接上级检查、调研两类活动的数量排名前列。可也就在202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还曾出台专门性指导意见，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要求两个以上部门对同一监管对象实施不同行政检查，且“可以同时开展的”，要求原则上应实行跨部门联合检查。
自此之后，“综合查一次”制度实践在各地陆续铺开，不过这种操作所辐射时间段、综合度依然存有腾挪空间。每个月随便几个单位就联合来一回的检查，客观上可能并不足以从总量上降低频繁检查给接待部门造成的压力。
公务接待有人力重担，更有经济压力。地方公务接待作为“三公”经费的一部分，接受人大预算监督本身是题中之义，而人大监督的刚性运作，对接待经费的严格审查、把关乃至否决，也可能形成对降低公务接待水准的某种制度倒逼。
不仅如此，依托中央“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待”的刚性要求，对于公务接待过程中生成的公共审批、报备信息，也不妨考虑以信息公开的方式，督促接待方、被接待主体双向主动公开，诚恳接受社会监督。特别是一些检查、督察类公务活动，本身就有以公告方式征集线索的措施，增加信息公开容量，同步将公务活动的住宿餐饮标准公之于众，来接受公众监督，也与基层年度向人大报账信息形成呼应，用彻底的信息公开谋求公务接待乃至公务活动的透明可视，以公开为基层减负，也以透明为公务活动正名。
公务接待一条绳，攸关人大预算监督、执法监管模式迭代以及政务信息公开等现代权力全链条运行逻辑，值得系统筹谋、协同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