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贵阳市三名干部因三荔高速重大交通事故被组织处理。贵阳市云岩区委书记朱刚，云岩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区隔离转运工作专班组长宋成强，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肖凌云被停职检查。 关负责人表示，在国家有关部门指导下，省、市正在对三荔高速重大交通事故进行深入调查，对相关责任人将坚决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有关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这事实上体现的就是中国政治的主要取向，以结果正义为主要导向，程序正义为辅，并由此形成了责任政府。组织纪律规范化的背后，其实更重要的依然是结果——如果结果出了大问题，那么必然有人需要承担责任。而如果没有出现重大事故，事实上类似的转运已经在很多城市进行过，上海疫情时转运规模更大，但是也没有出现事故，因此被普遍地接受。
责任政府的好处是反应快速，可以集中力量实施长期的战略。相对来说的缺点就是程序上往往难以完成预先授权，与社会之间缺乏权利边界，并且与社会缺乏足够的沟通能力。所以，构建有效的责任政府其实门槛要远高于一般的民选政府，非常考验领导集体的战略思考和政治能力，因为如果决策出现问题，后果不仅严重而且社会往往不会买账。但如果是成功的责任政府，则顶得住风险还能逆势发展。
最典型的例子还是防疫。当武汉出现COVID-19时，武汉封城的决策是有非常大的伦理成本的，但是中央就是有能力快速下定决心封城，从结果来看，武汉封城期间非常艰难，但封城制止了更大量的死亡，并且事实上结束了中国的本土疫情，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总量就迅速超过了2019年第四季度。但在西方国家那里，封城的决策因为议会讨论迟迟无法拍板，同时政府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导致了实际执行情况松散，最终就只能“拉低感染曲线”来减缓疫情对医疗系统的猛烈冲击。至于英国和瑞典，还直接抛出了“群体免疫”这样被病毒狠狠教做人的不是策略的策略。最终，很大一部分国家都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总量，还超额死亡了一堆人。
这种政治模式也深深刻在各自的社会之中。比如封城的决策很少有人真的去思考这样决然的决策需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是否需要代议机构立法授权等等。中国人的反应是看结果，结果就是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家动员尽可能多的力量在防疫，疫情扑灭了社会恢复了，因此广泛地接受了这样的决策。而西方人甚至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人都很少思考疫情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们更关心政府有没有越权、有没有权利强制封城、个人有没有权利不戴口罩不打疫苗，但是对于由此带来的疫情后果，西方民众其实也是“愿赌服输”的，他们认这样的结果并将其归为个人责任之上，不会真的因为大量病亡就要推翻政府。
从根子上来说，中国有着完整的、悠久的统一国家历史，国家不是来源于与社会签订契约组成的合作方，而是一种先在的、历史性的权威，其正当性来自于国家的表现是否符合特定标准，如果不符合，人民是有权利推翻的。西方则在罗马帝国之后就没有统一大帝国统治的经验，在分散的封建制和基督教的双重统治下，最终形成了一种与社会平等的国家观，并在近代以社会契约论的形式确定下来。
所以中国人不理解美国人死了一百万人为什么还不造反，而美国人不理解中国人政府那么强硬为什么还要听从。其实这就是两套不同的政治文化，只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曾经自我矮化过而已。现在来看，中国的政治文化确实有自身重要的价值，持续的发展和疫情面前的损失最小化都是这种价值的体现。
因此反过来来理解动态清零，动态清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选择动态清零的政治基础恰恰在于这个政策依然可以更为有效地在现阶段以已有的资源抵御疫情带来的风险和损失，避免医疗资源挤兑。中国的国家有义务带领人民克服困难并实现更好的生活，中国人民不会认为这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因此，如果放开共存的时候依然无法避免大范围医疗挤兑，以及无法避免大范围反复感染产生的劳动能力下降、家庭医疗负担沉重等问题，那么中国人民的愤怒不可能不会针对国家而仅仅是觉得是自己倒霉。
所以，如果说动态清零什么情况下会结束，最大也是最可靠的选择就是在不会发生医疗挤兑的情况下。这基本上取决于新冠老师什么时候打算放过人类了，很多主张开放的人，对于这个病毒的严重程度还是有明显低估的，目前受控条件下重症和死亡率3.35‰的数据完全不能支持“放开会更好”的判断。
我们如果仔细来看，中国的政府体系事实上也是按照结果进行控制的，程序正义的过程控制力相对薄弱。过程控制在中国并不太可行，因为缺乏明确的指标和明确的权责边界，依托过程控制基本上等于失控。而放开共存需要的其实不是政府什么都不做，而是非常严谨的、科学地将医疗资源进行持续的平衡分配，这点首先操作上非常困难，其次也会导致多个层面上事实上的失控。而政府体系内部一旦失控，基本等于政府自己躺平，而由此带来的很可能是非常糟糕的局面。
上海疫情期间保供的幺蛾子非常多吧，如果放开共存，这批人一样会利用医疗资源紧缺的环境倒卖病床、医疗器械和物资以及医院挂号等等，而且因为资源的极度紧张，这批人基本不用担心被处罚。这能算得上正义吗？如果这种情况下生命被拿来买卖，那么社会会有多愤怒自不必多说，指责政府不作为的声音一定是山呼海啸般的。
其实看国外的样子，基本上是球场人山人海，医院里也人山人海还缺医护，还有一大堆反复感染过后身体不健康的人在工作。西方社会是确实不会因此崩溃，因为西方人还是将这种境遇视为个人选择的代价。但是如果在中国，相信至少已经“网络亡国”无数次了。
本文这种看法非常的“中国例外论”，但是如果看防疫的表现，个人认为这种“中国例外论”其实更接近我们面对的情况。按照这样的逻辑，动态清零最终也只有在“不会发生医疗资源大规模挤兑”的前提下退出历史舞台。只是这一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唯一能说的只是疫情最终都会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