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清明节前夕，我们兄弟总要带上孩子们去西安烈士陵园，站在烈士们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深深地鞠躬默哀，以示子孙后代对祖父及其战友们的怀念，每当此时心底总是涌出无限的哀思，泪水打湿双眼......
■ 李应良烈士墓碑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和他的十九位战友，被奉系反动军阀杀害于北京西郊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他们是：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李应良）、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
其中李应良是我的祖父。
离开烈士牺牲已经过去九十四个年头了，作为李应良烈士的后人，我们深知自己永远也无法超越先驱们那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家人一直以沉默的方式祭奠着自己的亲人。如今，我们兄弟已相继进入耄耋之年，有关祖父生前一些鲜为人知的活动情况，也该告知后代及世人了，否则，将愧对流血牺牲的先驱们。
祖父李应良，原名李培基、字子善、被捕时化名李银连（有讹传为“李银莲”者），1900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宫李下壕村（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街办李下壕村）一户殷实的农民家庭，幼时在本村读私塾，其聪敏好学，尊老慈幼的品行常受到邻里夸赞。1916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读书，中学时期的日记中有“杜工部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今世活见，令人哀叹”。“吾辈当奋力学习上进，立志强国”等记载，他中学时期读过的书藉中写有大量的眉批，许多文字表现出改造社会、强国富民的愿望和主张。
■ 李应良烈士遗像
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浪潮迅速波及全国，陕西的青年学生也积极投身其中，运动初期，李应良在校内带头发表抵制日货，力争山东领土自主权的演说，组织同学上街散发传单，宣传、动员群众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
李应良在其4月24日的演说词中写道：“诸君亦可知青岛之将去乎？亦知山东之将亡乎？中国之将亡乎？亦知亡国后仇人之荼毒吾国民之惨状乎？仆虽不敏，敢就管见为我同学、众同胞略道一二。青岛之于山东犹咽喉之于人，人苟箝其喉，势必不能饮、不能食、不能呼吸空气矣，既不能饮食,不能呼吸空气,尚望能生活乎？必不能也。山东之于中国，亦犹青岛之于山东，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随之亦亡。此次青岛问题，关系极钜，我国民苟不誓死力争，行将堕于无天无日黑暗不明之世界矣......”（选自《李应良日记》“四月廿四日学校开抵制日货会余之演说词” ）
■ 李应良烈士演说词原件
1922年夏，李应良从省立三中毕业，考入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创办的西安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在此期间，他与思想进步的同学、好友张含辉（张松林）、张秉仁（张性初）、唐贞元（唐德源）等交往密切，并经常与在京、津、沪等地求学的陕西知名人士、学生领袖、好友雷晋笙、张锋伯、方仲如等互通信函，交换对改造社会的看法与主张。同时，他还联合思想进步的同学好友共同创办陕西学生刊物，揭露当时的社会弊端，宣传改造社会的新思想、新观念。
雷晋笙在6月8日给李应良的回信中写道：“啊！我今天高兴极了！高兴什么呢？高兴在我们黑暗的陕西，竟然有一种学生自己办的周报出现了，这是怎样的可喜呀！......”
■ 雷晋笙烈士生前写给李应良烈士的回信原件
1924年春，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归并于西北大学，李应良遂转入西北大学工科学习。同年暑假，西北大学举办暑期讲习会，特邀鲁迅、孙伏园等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李应良积极参加了讲习会的学习，从中深受教益。尤其是鲁迅先生所讲的《中国小说史略》，给他以极大启发和鼓舞，随后他写了许多很有文采的散文诗。
夏天，雷晋笙从上海震旦大学毕业接受党组织派遣回到陕西，联络吕佑干、崔孟博等在西安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并先后创办了以动员争取进步师生参加革命为目的的“西北青年社”、“西北晨钟社”等群众团体，李应良积极参与了这些进步团体的革命活动，同年秋，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成立后，他担任西北大学区党部常务委员，为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努力工作。同年经共产主义青年团陕甘特派员、地委书记、中共西安特别支部书记吴化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8个师，由潼关围攻西安。围城期间，李应良在共青团西安地方执委会工作。4月至11月，在反围城的斗争中，他与张含辉、张秉仁等同志奔走于城乡之间，组织学生开展宣传鼓动和军需救济工作，向群众揭露军阀刘镇华为害陕西的罪行，动员群众投入驱逐刘镇华、保卫西安城的斗争，并在蓝田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号召、动员群众积极为守城军民筹划军饷、粮食。西安围城解困后，李应良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奔走于西安城内及近郊地区，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村运动，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的革命思想。
当时，以中共党员为首的一批革命者在省立一中举办暑期学校，他在雷晋笙、魏野畴、刘含初、吴化之等领导下，与张含辉、张秉仁等共产党员在学校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组织。
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刘含初、李子洲等人根据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利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名义，在改组西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安中山学院，大批共产党员参与了学校的组织建设，由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担任副院长兼总务长，李应良任校事务委员会委员。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他们一起确定了以“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培养军队中的政治人才”为教学宗旨。中山学院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1927年1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李子州、刘含初、赵葆华、魏野畴等人被选为常务委员，李应良、张含辉、张秉仁等人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多位共产党人团结协作，共同主持党务工作。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在西安成立，3月初随即召开了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李子洲当选执委会委员，分管组织工作，李应良即在李子州的领导下从事党团的组织工作，在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陕甘两省多个县市成立了党团组织，农民运动蓬勃开展。
1927年3月下旬，受党组织委派，李应良赴京向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作“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情况汇报。4月6日，奉系军阀政府“安国军总部”在征得外国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纳的同意及欧美各国使团的默许下，由“京师警察厅”出动三百多名宪兵、警察、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和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机构，并进行了大逮捕，李应良在大使馆内与李大钊、范鸿劼等几十位同志一同被捕。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和战友的生命，李应良化名“李银连”，在22天牢狱监禁中受到了多次严刑拷问，他以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概面对酷刑，坚持斗争直至最后。
1927年4月28日，李应良和李大钊等革命志士被奉系反动军阀绞杀，时年27岁。
祖父李应良牺牲时因为未暴露其共产党员身份，故当时京师警察厅及各大报刊均以其化名”李银连“报道，因被捕时仅有的几位知其真实身份的同志（李大钊、范鸿劼等）均一同遇难，且家人远在西安无法得知噩耗，故其遗体一直未有人认领，后来随其他几位无人认领的死难烈士一同被葬于京郊某义冢，连块墓碑都没有留下。1927年至1949年，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乱，坟地早已破烂不堪。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父母亲曾分别致信北京市民政局与公安局请求查找祖父遗骸，但因上述原因且又过去几十年，虽经相关部门一再努力寻找，也只确认祖父与其他四位无人认领的烈士遗体均被葬在老北京”哑巴园义地（冢）”，仍未查到进一步线索。如今，那些地方早已是高楼林立，一片繁华景象了。
“四、二八”烈士遇难当天及第二天，各地报刊均有较详细的报道：
“至六时十分，警厅并备棺木二十具运至看守所内入殓，有眷属者可认领，其无人认领者即送永定门外掩埋。或谓夜分八时俱抬送长春（椿）寺......“。（《民国日报》1927年4月28日）
”李大钊、张挹兰等二十人被绞毙后即由警厅备办棺椁送往下斜街西路长椿寺内暂停“。“昨日下午四时，记者又赴下斜街长椿寺调查，照料巡警仍不准入内参观，据称除尤（姚）彦遗骸已于前日领出外，昨日陆续抬走者有张挹兰、范鸿劼、方百（伯）务、谢伯俞等六具......”，”此外各棺木具经领出昨晚仅存莫同荣等三具”（《北京日报》1927年4月29日）
■ 西安市民政局给李应良之子李受孙关于寻找烈士遗骸的复信
祖父牺牲二十余年间，家里始终无人知晓其下落。据祖母回忆，祖父牺牲后头几年，家人也曾通过某些关系打听过他的下落，但均无任何消息，后来就以为祖父莫名其妙失踪了。曾祖母（李应良烈士寡母）因思儿心切，经常以泪洗面，后来竟哭瞎了双眼（儿时曾与曾祖母共同生活几年，那时老人家已失明多年了）。
祖父牺牲时，姑姑只有六岁，父亲（遗腹子）尚未出生，25岁的祖母带着一双子女及年迈的婆婆靠着亲友们的接济苦熬到西安解放。
1949年5月，历经劫难的古城西安回到了人民手中。时隔不久，西安市委、市政府领导一行十多人来到家中。市委书记方仲如、副市长张峰伯见到祖母第一句话就是：“嫂子，我们来的太晚了，让你受苦了”。1952年1月，西安市人民政府向祖母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上世纪五十年代，省、市有关部门数次派人到家里收集、整理祖父生前用过的物品、读过的书籍，还有祖父的日记和大量的信件，后来这些物品作为革命历史文物分别存放于省、市相关纪念馆，后来听说一九七七年延安发洪水致王家坪革命纪念馆被淹，部分文物丢失或受损，祖父部分遗物恐也在其中（二弟李蕴冰在延安工作期间曾去王家坪纪念馆打听询问，得到的答复也是涉及李应良的部分文物已无法找回或复原）。
八十年代初，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筹建”陕西革命英烈纪念馆“，相关部门又数次派人来家里与母亲商榷，再次征集家中尚存的祖父遗物，母亲认为祖父为革命事业献身，其一切都是党的，并非我们私有财产，所以尽家中所有而提供。时至今日，除了几张照片和几封残存的信件，家里再也找不到祖父的遗物了。
■ 李应良烈士手迹（上联：读书读画读碑帖 下联：惜时惜衣惜寸阴）
儿时，常听祖母讲祖父生前的事情。据祖母回忆，在反动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城那段日子，祖父经常不在家里住，即使回来也是很晚才进门，而且时常是两脚泥巴或一身土灰，裤腿上也是沾满了泥巴。有一天半夜，祖父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祖母打来热水帮他洗脚，他抬脚将水盆踢翻，祖母问他：“你发什么脾气”！祖父回答：“我不是冲你发脾气”，祖母问：“那你怎么发那么大火”，祖父答：“看着城里每天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上火”。
根据祖母的回忆，祖父从事革命活动的区域范围除了西安城区外，还包括西安周边的兴平、咸阳、淳化、渭南、三原、富平、耀县、铜川等地，且多次赴北京、天津办事。据曾和祖父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陈雨皋、唐德源两位革命老前辈生前回忆，“有一次我们和你爷爷去北京，路上为了躲避军警的检查，三人乘坐马车辗转多日才到京郊。一到北京，他就将我们安顿在旅馆住下，自己马上去向上级汇报工作。因为是单线联系，所以他去哪里，去见谁，从来也不告诉我们。”
祖母到了晚年经常回忆祖父离家时的情形，据祖母讲，1927年3月的一天（李应良烈士赴京面见李大钊同志之前），祖父突然对家人说河南有一所中学要聘请他去担任教员，所付薪水颇高，可以养家无忧，并向家里索要路费盘缠。那时因西安围城刚刚解困不久，百姓大多穷困不堪，家中一时无法凑齐路费，遂向舅家亲戚借来四十块大洋，祖父带着借来的大洋及几件随身衣物离开家，从此杳无音信（关于网络上有文章说1928年春天有地下党人悄悄地将祖父遗物捎给祖母，祖母方知祖父已为革命捐躯一事，记忆中从未听祖母提及，此事恐为杜撰）。
另据原李下壕村老拳师李生春先生（李应良之族人）生前回忆，祖父李应良生前也常与他一起习武，并常言“兴邦则需强体”。1926年11月西安围城解围后，祖父接受党组织任务投身农民运动，经常到城郊农村组织农民集会宣传革命思想，还组织青年农民自卫军操练。李生春回忆说：那时你爷爷经常到北乡组织年轻人搞军事操练，我们穿着白衣黑裤扛着长矛大刀操练队形，你爷爷站在高台子上喊口令，大家都很羡慕”。“你爷爷高个子很精神，站在土台子中间讲话，嗓门大、声音洪亮很能鼓动人，台下挤满了四邻八村的乡党，时常传来呼应叫好声，我那时年轻，握着长矛站在台边守卫，晚上回家的路上我就是他的保镖”。
关于祖父与李大钊同志之党内关系，很少有研究或报道，一般均认为祖父于1927年3月受党组织派遣赴京给李大钊送密信而一同被捕。”3月初，受命赴北京送密信给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最早见于张军孝、陈洁生所撰《李应良烈士传略》，此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沿用至今并见诸于各报刊及网络。)
若以相关报道并时间、事件做逻辑推论，祖父1927年3月赴京应是向中共北方区委总负责人李大钊汇报中共陕甘区执委会第一次会议情况更为准确。
在陕西地区革命趋于大发展的形势下，为加强对陕甘地区党组织和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于1926年12月15日向中共中央提出《对于陕西问题的意见》，建议：派耿炳光为党的工作临时特派员，指挥全陕党的工作；在最短时间内成立陕西境内党的区委组织；陕西党的工作由中央直接管理与指导。为此，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前往上海请示中共中央。192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任命耿炳光为书记，负责领导陕西、甘肃两省党的工作。同时，共青团中央任命曹趾仁（团沪区闸北部委书记）为共青团陕甘区委书记。耿炳光、曹趾仁来到西安后，与陕西党团联席会议负责人黄平万、吴化之及李子洲等取得联系，于2月25日在西安桃胡巷召开第一次区委会议，耿炳光、曹趾仁、黄平万、吴化之、李子洲、赵葆华等参加。会议决定召开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陕甘区委。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
“1927年2月25日，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在西安桃胡巷召开第一次区委会议，耿炳光、曹趾仁、黄平万、吴化之、李子洲、赵葆华等参加。会议决定在不久后召开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陕甘区委。”（陕西日报《党史上的今天》2021年2月25日第二版）
又据1927年4月27日军阀政府《警察公报》载：
要件
京师警察厅呈文 （司法）
呈报内务部破获党人机关一案已提送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侦讯由呈为呈报事，窃职厅破获党人机关一案，业将办理及侦讯情形呈报在案。查此次逮案之李大钊，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政治委员。张伯华系受外人雇用侦探军情。邓文辉、谭祖尧、谢伯俞、莫同荣、姚彦、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李银连、陶永立、谢光沛、舒启昌、英华、阎振山、李昆、吕玉如、张之旺、李云贵、韩子明、路友于、张挹兰、方伯务、孟祥、吴平地、郭林一、郑培明、赵玉发、张全印等，或系北京特别市党部部长，或参与党务会议，或系党人代表筹商军饷，或充党部工会会长，区党部书记、干事，暨以排演新戏为训练工作者......。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警察公报》，1927年4月30日，第二版）
祖父以“李银连”之化名被捕受刑直至牺牲，说明奉系军阀政府（京师警察厅）直至行刑前仍只认定其为国民党左派干部（共产党员身份只是怀疑）。据多位老前辈生前回忆，祖父的真实身份是李大钊与西北地下党之间的秘密联络员（也有说为李大钊之“密使”），从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李大钊供词》中所见李大钊同志极力隐瞒“李银连”（李应良）共产党人身份一段文字来看 这一说法是可以肯定的。
问：这陕西人李银连是否你的同党?
答：他在范鸿吉力（劼）等屋内住，是在陕西某中学充当教员，此次来京系代表于右任。因于右任军中连鞋袜都没有穿，他来京，于右任令他亦〔与〕我商量请国民政府接济款项事。（《李大钊供词之二》原载《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03月）来源：人民网）
以上史料可以说明三个事实：
- 李应良与李大钊非一般联络关系，其“密使”身份基本可以确认。（“他来京，于右任令他亦〔与〕我商量请国民政府接济款项事。”）
- 李大钊为了保护自己的党内同志，在被审讯过程中将“那个陕西人李银连”指认为西北军于右任的代表，意在掩护李银连的共产党人身份，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了李大钊作为党的领导人，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从容不迫、机智应对的大无畏精神。
- 祖父李应良直至临刑时也未暴露其共产党员身份，此举充分证明了祖父作为党的密使，为了保护党组织及其战友而坚守党的机密，面对严刑拷问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概。
近年来，网络上许多报道将李应良烈士化名称作“李银莲”，此实为误传，也极不严肃。惨案发生第二天，当时的报刊就有更正，当时《申报》4月29日报道说：“党案今日下午二时判决死刑二十人，李大钊……又女张挹兰、李银莲，均在地方看守所绞毙。”但李银莲实应是李银连，并不是女性。据当时区警察局给司法处的报告说：“二十八日前夜八时余……押送李大钊等灵柩计男十九具女一具至属界下斜街长椿寺庙内停放”（京师警察厅档案）。4月29日《晨报》和5月6日《申报》也明确记述着：“绞决之党人二十名（中有女子一名）”；“尸身一具即张挹兰也。”因此说李银连也是女子纯系误传。（《党史通讯》1985年第10期）
“四.二八”烈士在狱中是否遭受过刑讯（或酷刑），当时的报界也曾有过不同的报道，奉系警察厅也曾予以否认。
警厅侦查党案并未用刑
该厅某当局负责声明：
复旦社云，昨据警厅某要人透出消息，外传警厅此次侦查党案，曾用刑具，李大钊之指甲亦不存在等语，实属误传。查厅中自破获此案后，对于在押诸人，格外优待，绝无威吓逼供之事。本厅审讯盗犯，向不用刑，何况党人乎？李大钊自到厅后，精神甚安适。厅中遇有秘密文件，不悉内幕时，向彼询问，彼多尽情说明，用刑二字，实安不上。现在此案证据始末，业将告一结束。惟因其余各人，不肯说出真姓名，以致耽误时间。究竟何日可交法庭，此时不敢断定。至高等检察厅之侦察证据，系该厅应有之职责，与本厅无关云云。”（《警察公报》，1927年4月30日，第二版）
当代史学界也有不同研究结论。
“没有什么确凿的材料证明，李大钊在看守所或审判中受到了“严刑拷打”，也没有什么材料确证奉系军阀采取后来国共对立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待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那样的作法：让李大钊写一份脱离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声明或“自白书”之类，作为恢复其自由的条件。但有一点，张作霖与后来的蒋介石是相同的，就是对于李大钊这样的人物是杀还是放，取决于他在当时的形势下想要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 - 497页）
我们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记载及李应良等烈士被捕前、后照片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几十位烈士牺牲前都受到了严酷的或不同程度的刑讯。
“闻诸党人未死前，除受过无数次的苦刑外，中间也都受过相当的审问。军阀加他们“图谋推翻政府，危害中国”的大罪名，他们似乎始终都没有供认。就是共产大师李大钊，也只承认他是国民党左派个人研究社会主义。然而聪明又愚笨的北京政府是不管那些的，还是一个一个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流了血，祭了反抗北伐的五色旗。”（《在俄大使馆之李大钊》原刊《现代史料》第四册，海天出版社，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初版。）
“亚历山大·伊利英尼奇娜·坎托罗维奇是袭击使馆的目击者，她看到了奉军带走李大钊和其他中共党员的情形。我到莫斯科后才听到她如下的叙述：“丈夫上班去了，我带着婴儿在家。中国侍役跑进来，喊道：‘太太，张作霖的兵来了！’我冲出屋去。看到李大钊被带过来，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五个中国同志。他们反绑着双手，被打得遍体鳞伤，特别是李大钊，已很难认出。我熟悉他，我们常在大使馆花园相遇，我带着小儿子散步，他见面总是要抚爱一番。李大钊十分爱孩子。”
”暴徒们甚至在大街上当着外国使馆人员的面用枪托殴打所有被捕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这些外国人根本不想干预，恰恰相反，却喜形于色。””袭击大使馆最沉痛的后果，就是以李大钊为首的二十位中国同志的牺牲。（[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关于李大钊烈士生前的形象，有人这样描述，“他的尊容是这般样的：一个丰富而漂亮的脸庞，常呈红云似的微笑，两撇仁丹式的胡子，衬出他的英武和庄严，一口流利的京腔，说话从容而有劲，态度温存而敦厚，望之可亲又可敬。他不似陈独秀那样怪气，也不同谭平山那般平凡。他是北人南相，具着汪精卫之才之美，兼有廖仲恺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人尤热情，勇敢，有气节，有操守，不同时下一般布尔塞维克者。燕赵自古本多悲歌慷慨之士，撇开其怀抱不取，李大钊迨其人也。”（《在俄大使馆之李大钊》原刊《现代史料》第四册，海天出版社，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初版。）
■ 李大钊烈士生前照片 | 李大钊烈士临刑前照片
看看先生生前的照片，再比比先生临刑前所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李大钊是否受刑可一目了然。
祖父李应良生前也是英气勃勃，光彩照人的，但临刑前的照片与被捕前判若两人，面部似有伤痕未愈，这难道还不是确凿的证明材料吗？
■ 李应良烈士生前照片（左起：唐德源、康少甲、李应良）
■ 李应良烈士临刑前照片
根据当时各大报刊的报道，京师警察厅在对二十位革命志士实施残酷的绞刑前给每个人都拍了照片并在当天随其所谓“处决布告”一同刊发。从当时公布及转载的照片看，实事求是地说，烈士们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并非像一些人说的那样“神态安详”，而是充满了被折磨、被虐待后的痛苦表情的，有的甚至出现了明显的面部扭曲，这并非因他们对死亡的恐惧，而是被严酷的刑讯折磨后尚未伤愈的自然表现。
这是当时各大报纸根据京师警察厅的布告刊登的十九位遇难烈士临刑前的照片，仔细辨认不难发现每个人面部所遗留的刑讯痕迹。
他们是：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李应良）、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
■ 第一排左起第五位为李应良烈士
“据某看守云，行刑系按照判决次第......，每七分钟可毕一人。二十人中，以方伯务年最幼，上刑之时颇为凄惨云。故至下午四时始竣事，由警厅一一拍照，定今日公布各人罪状时将像片贴上。”（《北京日报》1927年4月29日第二版）
文字记载可能失误或讹传，但烈士们遇难时京师警察厅的布告及各大报刊所转载刊登的照片是无法更改的，反动军阀对革命志士动用严刑审讯这一罪行在铁的事实面前是无法掩盖的。
5月1日，汉口三十万人参加游行示威。在广阔的跑马场上，中国共产党代表李立三、邓演达、鲍罗廷、汤姆·曼以及前来该市参加太平洋劳动大会的国际工会运动代表发表了演说。他们都义愤填膺地谈到这次非人酷刑，号召为李大钊及其同志为之捐躯的事业而斗争。
同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被绞杀的英雄》的社论，说：“我们今天庆祝五一节，但今天不仅是我们欢庆胜利之日，而且也是我们志哀和号召复仇之日。今天，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学者、战士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的身影，以及与他同时被绞死的其他十九位同志的身影历历如在目前。这不是北京的傀儡们，而是他们的主子干的。”
家中现存祖父生前的几张照片因年代久远，大多模糊不清，但还是可以从中一窥先辈英姿的。合照中的先辈们，有的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并继续为之奋斗至生命终点，有的早已失联且已无法查询，但他们志存高远的报国情怀会一直激励着后人奋发前行的。
■ 李应良烈士
■ 左起：费亮轩、刘伯俊、李应良、段相如、李清和、陈雨皋
■ 左起：卢赞伯、李应良、张峰伯
祖父生前曾与张峰伯、卢赞伯二人结为异姓兄弟，祖父最年长排行为大，张峰伯排行为二，卢赞伯最小排行为三。
1936年张锋伯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先后在冯玉祥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担任军法处处长、战地党政指导委员会上校指导员、第四集团军参议等，多次赴抗日前线，同时利用关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冬任长安、周至、户县3县督导员，1938年春起先后任临潼县县长、长安县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从事中共的秘密工作，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支援抗日前线，先后动员组织两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同时还发动群众打击恶霸和反动武装势力。因此被撤职、逮捕，后经友人保释出狱。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峰伯根据中共组织指示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任民盟西安市首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1月张赴延安，12月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1949年3月回陕西工作。
西安解放后曾历任西安市副市长兼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市文教委员会主任、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市体委主任，为中共西安市委委员、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西安市主任委员，第三、四届民盟中央委员，省人大代表。1985年1月病逝于西安。
据祖母回忆，西安围城前，张峰伯、卢赞伯经常到家里来，“三个人关在屋子里悄声说话很久，太晚了就留在家里过夜”。有一天，祖母突然觉得很久不见卢赞伯来家里，就问祖父“怎么许久未见卢三弟？”祖父回答：“赞伯被人无端推下悬崖摔亡”。
关于谜一样死亡的卢赞伯前辈，只听祖母讲过：“卢赞伯是渭北（今陕西渭南市一带）人，彬彬有礼还写一笔好字，走路带着一股风，好端端的怎么就被人推下悬崖摔死了呢？我看八成也是个共产党，怕是被人给害了！”。关于卢赞伯前辈的其他情况今已无法查询，但愿他还有后人在世并且生活幸福。
今年七月一日，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一百年来，无数的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心中的伟大理想， 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共和国的土地上，今天的人们将会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沿着他们开创的道路不断前行。
李应良烈士的人生，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七年，但他却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散发出了的耀眼的光辉，为后人留下了不灭的记忆。
“四、二八”烈士被捕的那天（1927年4月6日），正好也是清明节，在这九十四年后的清明节前夕，我们缅怀祖父李应良烈士，也缅怀和他一同遇难的李大钊等十九位革命志士，愿烈士们的英灵永远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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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晋笙(1898～1931) 又名凤仪、凤翼，化名李克平。陕西长安三桥（今属西安市未央区） 雷家门村人。1919年考取上海震旦大学法政科公费生，1924年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西安，是早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到陕西，为陕西的党、团建设作过重要贡献的革命活动家之一。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至1929年曾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两次被捕，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于济南纬八路慷慨就义，时年33岁。
张锋伯（1900～1985） 原名连颖，字颖初，曾用名李然。陕西长安人。幼读私塾，后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相继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就读，继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早期在李应良与其他共产党人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抗战期间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
作者 | 李蕴达、李蕴冰（李应良烈士长孙、次孙）
图文编辑、文字统筹 | 李昕（李应良烈士长重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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