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仅存一百三十卷。
刘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汉济北惠王寿之后也，父广，斥丘令。寔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后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清身洁己，行无瑕疵。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行。以计吏入洛，调为河南尹丞，迁尚书郎、廷尉正。后历吏部郎，参与文帝相国军事，封循阳子。钟会、邓艾之伐蜀也，有客问寔曰：“二将其平蜀乎？”俗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见，皆此类也。以世多进趣，廉逊道阙，乃著《崇让论》以矫之。其辞曰：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因成清议，随之而已。故曰，荡荡乎尧之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见尧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无为而化者其舜也欤。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已仰其成，复何与焉！故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让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则不难也。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进辟命之士，及在职之吏，临见受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明让不兴下必争也。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日见推举；争竞之心生，则贤能之人日见谤毁。夫争者之欲自先，甚恶能者之先，不能无毁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况不及孔墨者乎！议者佥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山泽人小官吏亦复云，朝廷之士虽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时人也。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向令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见让而后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无政绩之称，让之者必矣，官无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见用不息者，由让道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汉魏以来，时开大举，令众官各举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阶次，如此者甚数矣。其所举必有当者，不闻时有擢用，不知何谁最贤故也。所举必有不当，而罪不加，不知何谁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贤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故敢漫举而进之。或举所贤，因及所念，一顿而至，人数猥多，各言所举者贤，加之高状，相似如一，难得而分矣。参错相乱，真伪同贯，更复由此而甚。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令其尔也。昔齐王好听竽声，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后听之，廪以数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请为王吹竽，虚食数人之俸。嗣王觉而改之，难彰先王之过。乃下令曰：“吾之好闻竽声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听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让道不兴之弊，非徒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明非圣人皆有过。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恶贤能者塞其路，其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之生，非徒空设，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弗纳，不能不杖所闻，因事之来而微察之也，无以，其验至矣。得其言，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纵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者之深忧也。《诗》曰：“受禄不让，至于已斯亡。”不让之人忧亡不暇，而望其益国朝，不亦难乎！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才，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邪！直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及咎繇。使益为虞官，让于朱虎、熊、罴。使伯夷典三礼，让于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出，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世作则。季世所用，不贤不能让贤，只是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已豫选之矣，必详于停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缺，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缺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令选百郡守也。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虽复令三府参举官，本不委以举选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举之，不用精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已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趣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则无由矣。游外求者，于此相随而归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息矣。人人无所用其心，任众人之议，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于此著矣。让可以致此，岂可不务之哉！《春秋传》曰：“范宣子之让，其下皆让。栾黡虽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力农以事其上，上下有礼，谗慝远黜，由不争也。及其乱也，国家之弊，恒必由之。笃论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选大官，能不以人废言，举而行之，各以让贤举能为先务，则群才猥出，能否殊别，盖世之功，莫大于此。
【译】刘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是汉朝济北惠王刘寿的后代，父亲刘广，是斥丘令。刘寔少年时贫苦，靠卖牛衣来养活自己。然而他好学，手里缠着绳子，口中还诵读着诗书，知识广博通晓古今。自身品德清洁，行为没有瑕疵。郡中访察孝廉，州里推举秀才，都不去。以计吏身份进洛阳，调任河南尹丞，迁任尚书郎、廷尉正。后来历任吏部郎，参与文帝相国军事，被封为循阳子。钟会、邓艾讨伐蜀国时，有客人问刘寔说：“两位将领能平定蜀国吗?”刘寔说：“必定能击破蜀国，然而都回不来了。”客人问其中的缘故，笑着不说，结局正如刘寔所说的那样。刘寔的先见之明，都类此。因为世上进取竞争过盛，廉洁谦逊的品德缺损，于是着《崇让论》来矫正世风。文章说：古代圣王在教化天下时，之所以要崇尚谦让，是因为想发现贤才，平息竞争。人的本性没有不希望自己贤明的，因而劝善让贤来表现自己的贤明，难道有借着谦让来表现自己不贤的吗!因而谦让的品德兴盛，贤能的人不用搜求就自己出来了，极公正的举措自己就施行了，百官的副手也就预先齐备了。一个官职缺员，选取众官所推让得最多的那个人任用他，这是审慎的方法。朝廷的官员在皇帝面前都谦让，平民百姓都受教化而模仿，推举贤人向贤能让位的风气从此就产生了。一国的人推举他，他就是一国的能人；天下人都推举他，他就是天下的能人。推让的风气盛行，那么贤与不贤就经纬分明了。这种习气流行，在高位的人不用费心，因为有了公正的议论，听从就是了。因此说，尧作为君伟大啊，无法用语言来称颂。说的是天下自己就安定了，没看到尧是怎么教化的，因此无法用言辞形容。又说，舜、禹拥有天下而不据为己有，不求有所作为而能实现教化的人恐怕就是舜吧。贤人在朝廷上相谦让，有大才的人常居大官，平民在民间不相争夺，天下就平安了。用贤才来教化无事的百姓，最好的道就兴起了。自己只要等待成功就行了，还有什么必要参与其间呢!因而可以歌吟《南风》的诗篇，弹奏五弦琴了。成就这种功业不是靠别的，是崇尚谦让造成的。孔子说，能用礼仪谦让治国，那么就不难了。在朝廷裹的人不致力于谦让已经很久了，天下也因此变化。自从魏以来，应征做官的人，及在职的官吏，在被委以官职时，虽然自己说自己无能，但终究没有人肯把职位让给胜过自己的人。推让的风气没了，竞争的心就产生了。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崇尚推让，下面的人就不争夺，说明谦让不兴下面必定争夺。推让的风气兴起，那么贤能的人每天都被推举；竞争的心产生，那么贤能的人每天都被诋毁。竞争的人想要自己争先，很是憎恶贤能的人占了先，因而不能不诋毁。因此孔子、墨子不能避免世人诽谤自己，更何况不如孔、墨的人呢!议论的人都说，世间少有名望高的人才，朝廷没有具备大才能可以做大官的人。民间百姓及小官吏也说，朝廷的人虽有高官名望，但都不如以往的人。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不对。不是现今缺乏人才，而是现今不重视谦让。一个人有了超出众人的声誉，诋毁必定跟着出现，是他的名声无法保全造成这种情况。即便是稷、契又来到人世，也不能保全他们的名声。贤人庸才混杂，优劣不分，人没有平素确定的评价，官职有了缺员，主持选用的人不知用谁，只是按官职次第来推举。才能同等的人而先被任用的，不是有权势人家的子弟，就必定是被有权势的人所惦记的人。不能仅根据一个人的贤能，而是因为他曾先被任用的资本，于是又不断地被迁升。不断地迁升，不能胜任的毛病就出现了。考察在官位的人，政绩没听到什么，自己又不是权势人家的子弟，一般是因为资历次第而得以进升的。假如使天下崇尚谦让，士人必定由于被推让然后才出名，有了名声官府才能任用他。那些名声行状没有树立起来的人，在官位没有政绩的名望，当然得让位给别人。官府没有理由任用他们。他们之所以不断地被任用，是因为谦让的美德荒废了，凭资历用人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因此从汉、魏以来，时常举行大规模的举荐活动，让众官吏各自推举他们所了解的人，仅根据才能任用，不限官阶次第，像这样的情况有多次了。他们所推举的人必定有适合的，没听说时常有人被提拔任用，那是因为不知道谁最贤能。所推举的人必定有不合适的，然而不加罪，那是因为不知道谁最不贤。不知道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人没有肯相推让的，贤能与愚昧的名分没有区别，造成了上述情况。推举别人的人知道在高位的人不能详细审察，因而敢于随便举进。有的推举贤能时，由于涉及到了他所喜爱的人，于是一时间纷纷来到，人数众多，各自说自己推举的人贤能，用夸大的言辞描述，被推举的人好像都一个样，难以区分。参差错乱，真伪混杂，由此变得更为严重。虽然推举者有不能尽忠的罪名，也由于在上者听取推举考察人才的路开得太滥，才造成了这种局面。过去齐宣王爱听竽声，一定要三百人合吹才听，给每个吹竽者几个人的俸禄。南郭先生是不会吹竽的人，因为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得下他不会，于是请求为王吹竽，白白享用几个人的俸禄。齐湣王觉悟而改变了做法，仍难于显出先王的过错。于是下令说：“我比先王更爱听竽声，想令他们依次吹给我听。”南郭先生于是逃走了。推举贤人的风气不树立，滥举的方法不改变，那么南郭先生一类人就会充斥朝廷。才高守道的人逐渐减少，争权夺利有权势的家门逐渐增多。即便国家有典章刑法，也禁止不了。谦让之道不能兴起的弊病，不仅在于贤人处在低下的地位，不能按时迁升，国家良臣中担负重任的人，也将渐渐受到怪罪而退出官位。怎么能知道是这样呢?孔子认为颜氏的儿子不重复同一过失，说明不是圣人谁都会有过失。宠幸尊贵的地位想要得到的人多了，他们憎恶贤能的人挡其路，因而一旦别人有了过失就诋毁别人的人也多了。诽谤诋毁的产生，并非凭空而来，必定是借着别人细微的过失来进行夸张。诽谤诋毁的话听了多次，在高位的人虽然不想相信，但不能不根据所听到的，借着事情的发展来仔细观察，没多久，诋毁的话就应验了。有了验证，又怎么能不治罪呢。如果知道了却又放纵，帝王的威望就渐渐衰落，有命令而得不到执行从此就开始了。知道了就全都治罪，受怪罪而退位的人渐渐增多，大臣就有了自身无保障的心。贤才不能进升，重臣曰见疏远，这是统治国家的人深深的忧虑。《诗经》说：“受到爵禄而不相让，导致自己灭亡。”不谦让的人担心灭亡都来不及，而指望他有益于国家朝廷。不也太难了吗!我私下认为改变这种陋俗不难。怎么知道呢?一时在官位的人，虽然夹杂有庸才，但其中贤明的人也很多，难道都不知道让贤是高贵品德吗!只是因为当时都不让，习惯成自然，于是就不做罢了。臣子刚被授职时，都向上进表，叫作谢章，这种做法由来久远了。原来谢章的本意，是推举贤能来感谢国恩的。过去舜让禹任司空，禹跪拜行稽首礼，让位于稷契及咎繇。让益任虞官。让位于朱虎、熊、熊。让伯夷主管三礼，让位于夔龙。唐虞时代，众官在初受官职时，没有不谦让的。谢章的本义，大概就是从此而来。《尚书》记录这些事，是要把它作为世世代代的典范。到了末世所行用的，不贤的人不能让贤，假意感谢被任用的恩典而已。如此相承不变，这是习俗的失误。被录用的官员要通报表章的，能让贤推能才上报，不能有所推让白白浪费简册纸张的，一律不向上报送。做臣的刚被授职时，各自想推举贤能而让位于人，推让的文辞交给主事人掌管。三司有了缺员，挑选三司所推让得最多的人任用他。造就是一公缺员，三公已预先选好了。再说主管选人的官员，不必担任着公而选三公，不如让三公自己共同挑选一公为好。四征缺员，挑选四征所推让得最多的人任用他，造就是一征缺员，四征已预先选好了，必定比缺员以后让主事人挑选审慎。尚书缺员，挑选尚书所推让得最多的人任用他，这是八个尚书共同选一个尚书，比临到缺员让主事人挑选八个尚书审慎。郡守缺员，挑选众郡守所推让得最多的人任用他，比担任主管的人命令挑选百郡守审慎。拿众官百郡的推让，与主事人一人相比，是不可同Et而语的。即便再让三府参与推举官吏，但本来没交给三府举用挑选的责任，各自不能把此事放在心上。他们所用的心思算起来不到十分之二三，只是让主事人按官阶次第来举进，不用精审。贤明愚钝都能谦让，那么百姓的耳目就全是国家的耳目。人的本性是竞争，就想诋毁比自己强的人，谦让则争着推举胜过自己的人。因而世上竞争则诋毁赞誉交错，优劣不分，难能谦让。世风谦让则贤人智者显露头角，贤与不贤则历历在目层次分明，不会错杂混乱。在这种时候，能够退出官场修养自身的人，推让于他的人多了。即便想居于贫贱，也是不可能的。拼命竞争而想让人谦让，如同倒着行走却想向前。像这样，愚人智者都知道想做官求通达，如果不自我修养就没有别的途径。在外游历求官的人，在此时就相追随着回乡了。浮华空虚的言论，不用禁止就自然平息了。人人不必用心计，任凭众人的议论，而天下自然就受到了教化。不用宣讲的教化流行，极美好的政治从此就显露出来了。谦让可以造成这般景象，怎能不努力实行呢!《春秋传》说：“范宣子谦让，他下面的人就都谦让。乐餍虽然专横，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团结，几世都得到好处。”古代的教化，君子崇尚贤能而对下人谦让，小人努力务农来事奉上司，上下有礼，邪恶之人被疏远废黜，都是因为没有争夺。等到末世动乱，国家的弊病，常常就是由于不知谦让。发自内心的议论就是这些。在朝廷的君子及主管选才的大官，能不因人废言，推行此道，各自以让贤举能为首先要做的事，那么就会有众多人才涌现，贤与不贤区别分明，超过世人的功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泰始初，进爵为伯，累迁少府。咸宁中为太常。转尚书。杜预之伐吴也，寔以本官行镇南军司。初，寔妻卢氏生子跻而卒，华氏将以女妻之。寔弟智谏曰：“华家类贪，必破门户。”辞之不得，竟婚华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赂，免官。顷之为大司农，又以夏罪免。寔每还州里，乡人载酒肉以候之。寔难逆其意，辄共啖而返其余。或谓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过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闻见，不相祖习，岂复教诲之所得乎！”世以寔言为当。后起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愍怀太子初封广陵王，高选师友，以寔为师。元康初，进爵为侯，累迁太子太保，加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迁太保，转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逊位，赐安车驷马、钱百万，以侯就第。及长沙成都之相攻也，寔为军人所掠，潜归乡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怀帝即位，复授太尉。寔自陈年老，固辞，不许。左丞刘坦上言曰：“夫堂高级远，主尊相贵。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师其元臣，崇养老之教，训示四海，使少长有礼。七十致仕，亦所以优异旧德，厉廉高之风。太尉寔体清素之操，执不渝之洁，悬车告老，二十余年，浩然之志，老而弥笃。可谓国之硕老，邦之宗模。臣闻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寔年逾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舆，冒险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阙庭，大臣之节备矣。圣诏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饪鼎实，断章敦喻，经涉二年。而寔频上露板，辞旨恳诚。臣以为古之养老，以不事为优，不以吏之为重，谓宜听寔所守。”三年，诏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汉相萧何，兴宁一之誉，故能光隆于当时，垂裕于百代。朕绍天明命，临御万邦，所以崇显政道者，亦赖之于元臣庶尹，毕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确然难违。今听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禄准旧，赐几杖不朝及宅一区。国之大政，将就谘于君，副朕意焉。”岁余薨，时年九十一，谥曰元。寔少贫窭，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营给。及位望通显，每崇俭素，不尚华丽。尝诣石崇家，如厕，见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谓崇曰：“误入卿内。”崇曰：“是厕耳。”寔曰：“贫士未尝得此。”乃更如他厕。虽处荣宠，居无第宅，所得俸禄，赡恤亲故。虽礼教陵迟，而行己以正。丧妻为庐杖之制，终丧不御内。轻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笃学不倦，虽居职务，卷弗离手。尤精《三传》，辨正《公羊》，以为卫辄不应辞以王父命，祭仲失为臣之节，举此二端以明臣子之体，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条例》二十卷。有二子，跻、夏。跻字景云，官至散骑常侍。夏以贪污弃放于世。弟智，字子房，贞素有兄风。少贫窭，每负薪自给，读诵不辍，竟以儒行称。历中书黄门吏部郎，出为颍川太守。平原管辂尝谓人曰：“吾与刘颍川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寝矣。”入为秘书监，领南阳王师，加散骑常侍，迁侍中、尚书、太常。著《丧服释疑论》，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谥曰成。
【译】泰始初年，进升爵位为伯，渐次迁升为少府。年间任太常，转任尚书。拄勇伐呈时，刘寔以本官兼镇南军司。当初，刘寔的妻子卢氏生下儿子刘跻就死了，刘寔将要把女儿嫁给。劝他说：“大都贪婪，必定会破败家门。”刘塞推辞不了，最终结婚并生了儿子刘夏。刘寔终于因型夏受贿赂获罪，被免官。不久又任大司农，又因为刘夏犯罪被免官。每次回到家乡，乡人都用车拉着酒肉等候着他。寔难于违背众人心意，就与大家一同吃喝然后退回剩余的食物。有人对刘写说：“君品行高洁一世，而几个儿子不能遵循。为什么不每天教诲，使他们知道过错而自行改正呢!”刘塞说：“我所做的，是我所听到看到的，而不是世代传下来的，难道是反复教诲就能得到的吗!”世人认为刘寔的话有道理。后来被起用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愍怀太子刚被封为广陵王时，大选师友，以刘寔为师。元康初年，进升爵位为侯，逐渐迁任太子太保，加任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兼冀州都督。元康九年，策封为司空，迁任太保，转任太傅。太安初年，刘寔因为年老有病辞官，赐他安车驷马、钱百万，以侯爵身份回府第。等到长沙王与成都王相攻打时，刘寔被军人劫掠，偷偷回到家乡。惠帝死，刘寔去了陵地。怀帝即位，又授他太尉。刘寔自称年老坚决推辞，不被允许。左丞刘坦进言说：“厅堂高则台阶远，君主尊崇则宰相尊贵。因此古代的圣明帝王没有不以元老大臣为师的，从而崇大养老的教化，训示四海，使得少长有礼。七十辞官，也是对以往德行的特殊待遇，是勉励廉洁高尚的作风。太尉刘宜凭着清廉纯朴的节操，持有不变的高洁，收车告老，已有二十多年，正大的志向，越老越坚定。可以说是国家的年高望重之人，是国家的楷模。我听说老年人不用气力符合礼，刘窟年遇九十，寿命受时Et制约，于是自己带病乘车，冒险出行，在帝陵展示悲哀，向朝廷致敬，大臣的节操已经完备了。圣上诏书诚恳，必定使刘窑登上台省正位，辅助帝业，断章摘句敦促晓谕，效力两年。然而刘写多次公开上书，言辞诚恳。我认为古人养老，以不事君做官为优，把不向老人授官当作尊重，应该听从刘窟的意见。”三年，诏书说：“过去虞任用五臣，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教化，汉朝以萧何为相，得到了安定统一的美誉，因而能在当时兴盛，流传功业给后代。我继承天命，统治万邦，若要崇大显赫的政治道德，也依赖于元老重臣百官之长，尽力辅佐，来符合我最大的愿望。然而君年高告老，实在难于违背。如今听任君以侯爵身份回宅第，地位在三司之上，俸禄依旧，赐几案手杖不必上朝及宅第一所。国家大的政务，将上门向君咨询，以称我的心意。”一年多后去世，时年九十一岁，谧号是元。刘寔年少时贫穷，拄着棍子徒步行走，每逢到了休息的地方，不打扰主人，柴水一类事情都自己料理。等到地位名望通达显赫，常崇尚俭约朴素，不追求华丽。曾去石崇家，上厕所，看到有深红色花纹帐幕，垫褥很是华丽，两个奴婢手持香囊。刘宫于是退出，笑着对石崇说：“我误入你的内室。”石崇说：“那是厕所。”刘宫说：“我清贫之人未曾享用过。”于是去了别的厕所。刘寔虽然处于荣耀受宠的地位，但在居住上没有府第宅院，所得到的俸禄，用于赡养帮助亲属故旧。虽然礼教衰微，而他自己按正道行事。妻子死了，按苴杖居庐的制度办丧事，到丧事完毕都不与女子同床。轻薄的人笑话他，刘宫也不介意。从小到老，好学不倦，虽然做官，书卷也不离手。尤其精通《三传》，辨正《公羊传》，认为卫辄不应因祖父之命而不服从，祭仲有失做臣的节操，举这两件事来说明做臣之礼，于是他的看法在世上流行。又撰写了《春秋条例》二十卷。有两个儿子，刘跻、刘夏。刘跻字景云，官做到散骑常侍。刘夏因为贪污被世人摒弃。刘寔的弟弟刘智字子房，贞洁朴素有兄长的风范。年少时家境贫困，常背柴供养自己，诵读书籍从不间断，最终因儒生的品行被称道。历任中书黄门吏部郎，出任颖川太守。平原人管辖曾对人说：“我与刘颖川兄弟谈话，令人精神思路清新受启发，天黑了也不打瞌睡。在谈话时间以外，恐怕白天也想睡觉。”入朝任秘书监，兼南阳王师，加任散骑常侍，迁任侍中、尚书、太常。着《丧服释疑论》，辨析说明之处不少。太康末年去世，谧号是成。
高光，字宣茂，陈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习家业，明练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迁尚书郎，出为幽州刺史、颍州太守。是时武帝置黄沙狱，以典诏囚。以光历世明法，用为黄沙御史，秩与中丞同，迁廷尉。元康中，拜尚书，典三公曹。时赵王伦篡逆，光于其际，守道全贞。及伦赐死，齐王冏辅政，复以光为廷尉，迁尚书，加奉车都尉。后从驾讨成都王颖有勋，封延陵县公，邑千八百户。于时朝廷咸推光明于用法，故频典理官。惠帝为张方所逼，幸长安，朝臣奔散，莫有从者，光独侍帝而西。迁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光兄诞为上官巳等所用，历徐、雍二州刺史。诞性任放无伦次，而决烈过人，与光异操。常谓光小节，恒轻侮之，光事诞愈谨。帝既还洛阳，时太弟新立，重选傅训，以光为少傅，加光禄大夫，常侍如故。及怀帝即位，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与傅祗并见推崇。寻为尚书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赠司空、侍中。属京洛倾覆，竟未加谥。子韬字子远，放佚无检。光为廷尉时，韬受货赇，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时人虽非光不能防闲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为累。初，光诣长安留台，以韬兼右卫将军。韬与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于丧中往来不绝。时东海王越辅政，不朝观。韬知人心有望，密与太傅参军姜赜、京兆杜概等谋讨越，事泄伏诛。史臣曰：下士竞而文，中庸静而质，不若进不足而退有余也。魏舒、刘寔发虑精华，结绶登槐，览止成务。季和切问近对，当官正色。诗云“贪人败类”，岂刘夏之谓欤！赞曰：舒言不矜，憙对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难陵。进忠能举，退让攸兴。皎皎瑚器，来光玉绳。
【译】高光字宣茂，陈留圉城人，是魏太尉高柔的儿子。高光年少时通晓家业，熟悉刑法理论。最初由太子舍人逐渐迁任尚书郎，出任幽州刺史、颖川太守。当时武帝设置黄沙狱，用法典告诫囚犯。因为高光历代明晓法律，任命他为黄沙御史，俸禄与中丞相同。迁任廷尉。元康年间，官拜尚书，主管三公曹。当时赵王司马伦篡权叛逆，高光在那段时间，坚守正道保全节操。等到司马伦被赐死，齐王司马同辅佐朝政，又任命高光为廷尉，迁任尚书，加任奉车都尉。后来跟从皇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有功，被封为延陵县公，封邑一千八百户。当时朝廷都推崇高光擅长用法，因此多次出任法律官员。惠帝被张方逼迫，前往长安，朝廷大臣奔走离散，没有跟从的人，惟独高光侍奉皇帝西行。迁任尚书左仆射，加任散骑常侍。高光的兄长高诞被上官巳等人任用，历任涂、壅两州刺史。直诞生性放纵没有规矩，而果断刚烈超过常人，与高光的品行不一样。高诞常说直光拘于小节，总是轾暧欺侮他，高光对待高诞更加恭谨。皇帝回盗屋后，时值皇太弟刚刚确立，慎重地挑选辅佐人才，任用高光为少傅，加任光禄大夫，常侍的职位依旧。等到怀帝即位，加授光禄大夫金章紫绶，与傅祗一同受到推崇。不久任尚书令，原有官职依旧。因病去世，追赠司空、侍中。适逢塞洛被颠覆，竟然没有授他谧号。子韬字子远，放纵不检点。直韭任廷尉时，韬收受贿赂，有关官吏奏报此事，而高光不知道。当时的人虽然批评高光不能防备自己的儿子，但因为他平素用心，就不以遣件事使高光受连累。起初，高光到长安留在官署，让高韬兼任右卫将军。高韬与皇帝及公卿居所的小人勾结，等到高光去世时，仍在服丧中来往不断。当时束海王司马越辅佐朝政，不朝见皇帝。高韬知道人心埋怨，暗中与太傅参军姜迹、京兆杜毖等人谋划讨伐司马越，事情泄露被杀。史臣曰：下等才能的人竞争而有文采，中等才能的人清静而质朴，不如进不足而退有余。魏舒、刘寔思维精华，出仕为官，便成就大事。季塑恳切发问据实应答，当官严正。诗中的“贪人败类”，难道说的是刘夏吗!赞曰：魏舒言语不骄矜，李患敢与王侯作对。子真、宣茂，志气高洁，难于欺凌。能举进忠良，兴起退让。皎洁的瑚器，来光亮玉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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