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至今52年，我还保存着19个借书证。把它们排列下来，很有意思，可以分成几类：
第一类，文革前借阅证；
第二类，1980年代在北京的借阅证；
第三类，海外大学及社区借阅证。
第一类
我人生的第一个借书证是北京市少年宫图书馆借书证。那是1962年我还上小学时得到的。上中学后，1964年8月做了更新。图书馆在景山公园内，是两进的院子。它是北京市青少年最好的图书馆，藏书总有数万册之多。我的编号：67184中，意思是67年初中毕业，第184号。
1980年代，当我负责一个基金会的工作时，做得第一件事，就是资助经历过文革之后，衰败不堪的北京市少年宫图书馆。之后，它又曾有过短暂的复兴。如今的北京没有一个专门少年儿童的图书馆是多么遗憾的事情！
1964年，我考入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自然获得北京十三中借书证。图书馆在新楼的顶层。记忆中，主要藏书是配合学校各科和各年级教学需求，比如数理化方面的课外读物，还有一些国学和现代文学书籍。借书证上是我自己用美术字填写的姓名、班级、编号。
文革前的两个借书证用得都是繁体字。值得提及的是，在中学时代，我还经常去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它位于北长街。我常常下学后，自地安门乘5路汽车去那里，可惜那儿的借书证遗失了。
第二类
两本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阅览证，取得时间是1982年6月18日和1983年5月30日。当时我已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毕业，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职称是助研。北京图书馆还在文津街上，我去查阅较多地是与技术革命有关的图书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民国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它的图书馆有大量旧时留存，藏书十分丰富。我所在的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除了拥有本所的图书资料借阅证，也有经济所借书证。我手中两本，一个领取于1982年；一个领取于1987年。每次可以借图书15册，期刊5册。一本借书证分三部分，分别是：图书登记、期刊登记，文艺书刊登记。
工业经济研究所有图书馆和资料室。这本资料室借阅证被彩纸区隔成专题资料登记，图书登记，剪报资料登记，报刊资料登记四部分。在我们所的资料室里，有很多年轻女生是专门从事阅报、剪报、分类、整理工作的。剪报资料曾经是研究人员的重要资料。
第三类
在海外的大学，ID（身份证）同时可做借书证用。我前后在海外三十年，曾有过十个ID或图书证。
第1个是1985-1986年，我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的。
第2个是198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的。
第3个是1989年1月-1989年3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
第4个是1989年12月-1990年3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第5个是1990年9月-1991年6月在哈佛大学期间。
第6个是1993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MBA时的学生ID。
第7个是 1993年TUFTS大学的。
第8个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图书证，是我使用时间最长的。因为自2003年，我曾在那里任教十余年。
在维也纳，还去过其他一些图书馆。内部最为辉煌地莫过于Melk Abbey 图书馆，它建于1089年。可惜这里的书多是德语，甚至是古德语的，还有不少拉丁语。
第9个是台湾大学。这是近年来，我在台大任教期间使用最多的图书馆。台大图书馆最大的优势就是中文和西文书籍都极为丰富。在中文书籍中，有从古代善本到台海两岸的书籍。
我对在海外各个大学图书馆的阅读历史，记忆忧新，比如在美国密西根大学，集中在非均衡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主要是十六世纪价格革命史和工业革命史，以及撒切尔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兴趣在资本市场、美国银行历史和华尔街历史；在哈佛大学，着重中国经济史和政治史；在麻省理工学院，则是公司管理和世界金融。至于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和台湾大学，借阅书籍以配合教学为主。
此外，还有澳门中央图书馆的阅览证。我有一个习惯，所到之处，即使呆得时间不长，也情愿花时间去寻找、发现和使用当地的图书馆。
人类文明演进中，图书馆发挥过令人不可想象的历史作用。据维基百科，人类最早的图书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苏米尔时代的乌鲁克里城，那里有用楔形文字记录大洪水等重大历史故事。据说，在中国，公元前6世纪的哲人老子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不知老子在图书馆工作了多少年，也无从知晓他的图书馆经历对其思想有怎样的影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可能被焚的书大部分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类图书馆。1995年，我第一次去柬埔寨的吴哥，在曾经是图书馆的废墟前伫立良久，那个曾经主宰从印度支那到马来半岛的高棉人的衰落，一定和这个图书馆有着历史的逻辑关系。
不能想象，没有图书馆，人类的文化遗产还会有更好的方式传承。或者，没有图书馆是否还会存在人类文明。信息革命和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图书馆不再是知识资源的主要象征。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由此得出图书馆势必走向消亡，似乎还“为时过早”。
对我来说，图书馆几乎构成了生命不可缺失的部分。虽然在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十余年，我不曾再有任何图书馆的借书证，然而，所读的书，不是少部分，而是大部分来自各种图书馆“流出”的书籍。唯一的例外是在1972-1973年间，我所工作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的师部，在密山县裴德镇前八一农垦大学的大楼。该楼地下室是一个被封存的图书馆。我有幸进入其中，那里一度成为我的私人图书馆，也是我阅读广泛甚至可以说杂乱的时期，历史、文学、土壤、农业、林业、水利等等，不一而足。当时的那种幸福感是不可言喻的。
至今，我仍然喜欢去图书馆看书。从书香、灯光到轻轻翻书的声响，特有的“静悄悄”，都为思想和精神活动提供了一种无法替代的氛围。我经历的所有图书馆，都曾经是我的神圣殿堂。
来源：历史之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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