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古代文明」公元前一千纪的泰马与阿拉伯半岛北部的长途贸易

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公元前一千纪早期，来往于阿拉伯半岛南部和西亚北非其他地区之间的香料贸易日渐兴盛，地处贸易路线之上的绿洲城市泰马因此成为阿拉伯半岛北部最重要的城市与贸易中心之一，开始出现在亚述、巴比伦等地的出土文献之中。在此期间，泰马的政治、宗教、文化以及物质生活都深受外部影响。包括泰马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的区域影响力也因其在贸易上的重要地位而逐渐提升。公元前一千纪后期，海路取代陆路成为更主要的交通方式，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的长途贸易活动逐渐没落，泰马也因此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但是，根据考古所见物质遗存，绿洲农业生产始终是泰马大多数居民的主要生业。尽管长途贸易衰弛，但直至今日，泰马依然保持着它在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内部的活力。

关键词

泰马；阿拉伯半岛；古代西亚；长途贸易；香料之路

作者简介

常洋铭，比利时鲁汶大学东方研究所2020级博士研究生

正文

图片来源：Trip

泰马（Taymāʾ）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北、今沙特阿拉伯王国塔布克省境内东南。它坐落于一片同名绿洲的中心，西接内夫得沙漠，东临塞拉特山脉，北部是一片季节性盐沼，著名的淡水水源哈达吉井（Bir Haddaj）便位于泰马城中。通过多条长途贸易路线，泰马将阿拉伯半岛中南部与西亚北非其他地区联系起来。凭借得天独厚的淡水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泰马在公元前一千纪成为阿拉伯北部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在农业生产、区域政治和长途贸易等方面地位突出。这些跨区域的往来既反映在传世和出土文献记录当中，也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物质遗存表现出来。近代西方对于泰马城在内近东古代遗址的考察和再发现对理解包括古代阿拉伯北部在内的古代西亚文明至关重要。

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探险家就到访过泰马所在的阿拉伯北部地区。1877年英国探险家道蒂（Charles Doughty）来到泰马，此后发表的游记是西方关于泰马遗址最早的记录。在他之后，法国探险家于贝尔（Charles Huber）和德国学者厄廷（Julius Euting）先后考察过泰马遗址，并对遗址情况做出了更加详尽的描述。法国考古学家姚森（Antonin Jaussen）和萨维尼雅克（Raphaël Savignac）也在阿拉伯半岛考察途中对泰马遗址进行过记录。1957年，英国探险家菲尔比（H. Saint John Philby）发表了他先前对泰马遗址的观察和记录。不过，前述著录只是基于对现场的踏查，对泰马遗址全面科学的考古探查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1980年，加拿大学者温内特（Frederick Winnett）和里德（William Reed）在《北阿拉比亚古迹》一书中记录了先前对该地区各个遗址进行的系统的考察结果。他们不仅发现和整理了丰富的古代铭文资料，还记录了所见陶器及其形制等物质遗存的相关信息。在沙特阿拉伯有关部门的委托下，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考古学家鲍登（Garth Bawden）和艾登斯（Christopher Edens）等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包括泰马在内的古代遗迹开展全面调查此后30多年间，欧美和沙特考古学家间或在泰马遗址开展发掘活动。2004年，沙特阿拉伯旅游和国家遗产委员会（SCTH）与德国考古研究所（DAI）东方部在泰马遗址启动联合发掘行动，研究泰马绿洲地区的古代居址和环境变迁。该联合发掘项目持续至今，成果丰富。除大量新见出土资料之外，近20年来，各国考古学家还在泰马城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许多铭文资料。与此同时，亚述学和埃及学界对两河流域和埃及出土文献的释读范围也有所扩大，发现了更多关于阿拉伯半岛早期历史的记载。考古与历史新材料补正了先前关于泰马的历史书写和解释的阙谬，增进了学界对当地早期历史的理解。本文结合出土文献和近年来泰马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梳理和分析泰马早期的城市发展与政治历程，并探讨古代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的商品、商路与长途贸易。

一、从城市初建到女王之邦：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泰马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受自然条件限制，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等西亚干旱地带的人群无法从事定居的农耕活动，一般采取流动的生活方式。泰马绿洲是个例外，凭借充足的淡水资源，这里在公元前五千纪晚期就已经有人类定居。这些居民以农耕为生业，自己生产陶器，也和周边游牧族群交换物资。在公元前五千纪，现遗址北部的盐沼还是一片淡水湖泊，对农业发展十分有利。由于本土文字材料的失语，我们尚且无从得知早期泰马地区的社会形态。但根据考古资料，从公元前三千纪至前二千纪，泰马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定居点，最早的城墙和防御设施都已建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建筑活动和农田水利工程的出现，表明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组织。学界对公元前三千纪泰马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也有具体发现，考古学家在这一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和沙姆（al-Shām）地区同一类型的铜制武器。不过，因其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有限的人口和疆域范围，泰马与同时期的西亚大国相比，影响力十分有限。直到公元前一千纪，泰马才出现在两河流域的泥板文书记载中，用泰马当地语言和文字书写的文献材料也在这时出现。

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中游小国苏胡（Suḫu）的铭文揭示了公元前8世纪中期泰马的踪迹。当时两河流域北部的新亚述帝国（Neo-Assyrian Empire）十分强盛，南部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在经济和文化上极具活力。尽管周遭大国环伺，但苏胡一类的地方政权通过与大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独立性。苏胡本身也具备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这在自称为“苏胡与马里之地的总督”（LÚ.GAR KUR.su-ḫi u KUR.ma-ri）的苏胡统治者的记载中可见一斑：

我，宁努尔塔库杜里乌苏尔（Ninurta-kudurrī-uṣur），苏胡与马里之地的总督。关于（那些）泰马人和沙巴人，他们的母国遥远，（他们的）信使从来没有来找过我，（他们）也从来没有来（见）过我，他们的商队走到了马尔图井（Martu）和哈拉图井（Ḫalatu）的水源附近，经此进入欣达努城（Ḫindānu）。中午（当我）在卡尔阿普拉阿达德（Kār-Apla-Adad）镇时，听到了关于他们的报告，我（马上）给我的战车套上了（马匹）。我在夜里渡河，在第二天中午之前抵达阿兹拉亚努（Azlāyyānu）镇。我在阿兹拉亚努镇等了三天。第三天他们来了，我活捉了他们当中的100人，俘虏了他们的200头骆驼，还有他们的货物——蓝紫色的羊毛（织品）、……羊毛、铁、“帕帕尔迪鲁石”等各色商品。我从他们那里夺取了丰富的战利品，并把它们带回了苏胡。

在这篇铭文中，苏胡的统治者宁努尔塔库杜里乌苏尔记录了他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率领军队劫掠来自泰马和沙巴的商队的过程，这是泥板文书中目前已知最早的提及泰马的案例。虽然公元前9世纪亚述国王沙尔曼纳瑟尔三世（Shalmaneser III）就在自己的记功铭文中记录了卡尔卡尔（Qarqar）一役中，敌方联盟内12个盟友之一“阿拉伯的金迪布（Gindibu）”派出了1000头骆驼，但他并未具体记下金迪布的身份和出处。苏胡的这篇铭文则具体指出了泰马作为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与两河流域之间长途贸易中转站的角色——从沙巴出发的商队到达泰马后，再同当地商人一起上路，将货品运往两河流域，中途经过欣达努城所在的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之后不久，亚述国王提格拉特皮勒赛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通过军事征服加强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苏胡丧失了独立性，转而向亚述纳贡。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也被亚述帝国所征服，成为向亚述纳贡的诸多外邦之一。这一转变在提格拉特皮勒赛尔三世的记功铭文中多次出现：

至于阿拉伯的女王萨姆西（Samsi）——我在萨库里山（KUR.Sa-qu-ur-ri）杀掉了她的9,400人。我俘获了她的1,000人、30,000头骆驼、20,000头公牛……共5,000包各种香料……她的神祇的神龛、她的女神的军事装备和人员，以及她的个人财产。后来，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她到终年干旱的沙漠里去了，像一头母野驴一样。我将她的东西、她的帐篷和她营地里的士兵们，一把火烧了。萨姆西被我强大的武力吓坏了。她带着公骆驼、母骆驼……来到亚述、我的面前，我派了代表……马萨（Maʾsa）和泰马的人、沙巴人、哈亚帕（Ḫayappa）和巴达努（Badanu）的人和哈特（Ḫatte）以及伊迪巴伊鲁（Idibaʾilu）的人，这些在西部土地边疆上的人，这些我的先辈们闻所未闻的人，这些母国遥远的人，听闻我的威名和英雄作为后，视我为主人。他们带给我黄金、白银、公骆驼、母骆驼和各类香料作为供奉，并且亲吻了我的双足。

在这篇铭文中，提格拉特皮勒赛尔三世记录了他击败由阿拉伯女王萨姆西领导的阿拉伯军队的过程。根据铭文内容，尽管萨姆西在战败后维持了自己在“西部土地的边疆”的地位，但她需要向亚述称臣纳贡。而萨姆西并不直接统治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的诸多国家，更像是一个城邦—部落联盟的首领。泰马作为女王萨姆西所率领的联盟当中的一个成员，与马萨、哈亚帕等其他地方一样，一并陈列在向亚述国王纳贡的地方名单当中。根据提格拉特皮勒赛尔三世的历史事迹可以判断，他并没有意愿将阿拉伯半岛北部乃至整个半岛并入到亚述版图之内，而是希望借此威慑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国家和游牧部落，加强自己对新征服的叙利亚地区的控制。铭文中提及的他所派出的“代表”（LÚ.qe-e-pu）很可能就是负责监督女王萨姆西和阿拉伯北部地区的官员。根据后世史料可知，泰马对新亚述帝国的贡赋以及二者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在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在位期间所修建的尼尼微（Nineveh）城墙中，有一座城门便叫做“那苏穆埃尔人和泰马人送进贡赋的”，即“沙漠之门”。

除上文提及的“阿拉伯女王”萨姆西外，新亚述时期的王室铭文和政治书信中还出现了多位使用这一名号的女统治者，她们的名字分别为泰尔艾尔胡努（Teʾelḫunu）、阿迪叶（Adiye）、扎比贝（Zabibê）、塔布亚（Tabūʾa）和伊亚提叶（Iatiʾe），时间从提格拉特皮勒赛尔三世时期直至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统治时期。根据具体的文本断代和与亚述帝王历次阿拉伯征服等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之间的相互印证，可以得知这些“阿拉伯女王”统治时期的开始不晚于公元前738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650年左右。提及她们名字的铭文也略微提到了她们的事迹。在军事方面，除萨姆西外，泰尔艾尔胡努和阿迪叶也曾担任阿拉伯人的军事统帅。在经济方面，扎比贝、萨姆西和塔布亚都展现了她们对阿拉伯半岛物资和长途运送的控制能力。在宗教方面，泰尔艾尔胡努似乎也具有一定作用。但是，这些源自亚述的文本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我们无法确定对于阿拉伯半岛本土人群而言，这些“女王”的地位和意义为何，甚至不能完全确定她们是否是连续的、相同的族群和地域的统治者。但在亚述方面的记载中，阿拉伯女王塔布亚曾在辛那赫里布的宫廷作为人质。通过以塔布亚为质子这一行为，亚述统治者一方面威慑了阿拉伯人，降低了他们叛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对阿拉伯人未来统治者的教化，使她们也能够忠诚于亚述。塔布亚的这一经历还说明，新亚述帝国认可她及其所代表的政治传统的统治地位和它们对于阿拉伯人的实际影响力。因此，在当时的阿拉伯北部地区，这些女性统治者在政治治理和宗教生活方面都具有重要的领导作用，泰马极有可能也处于她们的统治之下。

从公元前三千纪有人定居在泰马绿洲开始，泰马早期历史的重要特征便是与周边地区的紧密联系，而这一特征与它的交通枢纽位置息息相关。在公元前一千纪之前，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考古发现中所反映出的外来物品与技术传播。新亚述帝国时期及之后，这一特征通过有记载的长途贸易、政治互动甚至战争表现出来。自提格拉特皮勒赛尔三世开始，亚述始终试图通过军事征伐或外交活动稳固它在泰马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的影响力。在亚述巴尼拔在位期间，亚述与阿拉伯北部的诸部落签订条约，以维持双边和平关系。即便如此，阿拉伯半岛北部的部落势力依然参加了亚述巴尼拔的弟弟沙马什舒姆乌金（Šamaš‐šumu‐ukin）在巴比伦发动的叛乱，在战败后还遭到了亚述巴尼拔的报复。可以认为，直到公元前612年尼尼微城的陷落，尽管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在文化和艺术风格上受到了亚述的影响，但新亚述帝国对该地区的种种绥靖尝试都没有成功。泰马等阿拉伯半岛北部城市和部落始终维持其独立性。这在公元前8世纪幼发拉底河上游城邦卡尔赫米什（Carchemish）统治者的一篇铭文中得到了体现：

我，亚利利斯（Yariris），统治者，受塔尔胡神（Tarhunzas）、库巴巴神（Kubaba）、卡尔胡哈斯神（Karhuhas）和太阳所钟爱的王。我——众神使我强大，在卡尔赫米什为圣。我振兴了卡尔赫米什，我（重建）了我的主的（神庙）和……（我）用城市的文字、用泰尔文字、用亚述文字、用泰马文字，我懂得十二种语言。我的主将讲这些语言的每个国家的子民都千里迢迢地带到我的面前，并且让我明白每种知识。

在这篇铭文中，卡尔赫米什的统治者通过炫耀自己的语言能力，表现自己是被众神所钟爱的“应许之人”。他自称可读懂4种文字，通晓12种语言。文中所谓的“泰马文字”可能包括其他几种的阿拉伯半岛北部文字在内，是对古代阿拉伯北部文字的概称。他所列出的四种文字，除卡尔赫米什本地所使用的卢维语象形文字之外的三种，代表了当时与卡尔赫米什互动频繁的三个地方和三股政治力量——亚述、腓尼基以及泰马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在非亚述人看来，亚述与泰马所代表的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是当时国际环境中独立的两方。所谓的“泰马文字”是一种字母文字，是古代阿拉伯北部文字中的一种。它共有27个辅音字母，没有元音字母。它所书写的泰马语（Taymanitic）是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中闪米特语支中古代北阿拉比亚语绿洲方言（Oasis North Arabian）中的一种，与杜马语（Dumaitic）、德丹语（Dedanitic）关系非常紧密。目前已知的泰马语铭文除内容中标明国王身份外，大多难以断代，大约应集中于公元前一千纪早中期，尤其以新亚述至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9至前6世纪）为主。

二、“沙漠中的巴比伦”：公元前一千纪中后期的泰马

新亚述帝国灭亡后，新巴比伦王朝取而代之，成为西亚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但是在新巴比伦王朝早中期的文献中，至今尚未发现“泰马”一词的踪迹。直到新巴比伦王朝最后一位国王那波尼德（Nabonidus）统治期间（公元前556年至前539年），泰马和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才重新出现在两河流域的历史书写中。那波尼德在登上王位后第三年离开巴比伦，去往阿拉伯。在重建哈兰城（Harran）的辛神（Sîn）神庙埃胡尔胡尔（Eḫulḫul）的纪念碑文中，记录了那波尼德自登基以来的政治历程，其中包括他征服泰马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的过程：

然后，我——他带我远离我的城市巴比伦，十年来，我走在泰马城、德丹城（Dadānu）、帕达库城（Padakku）、黑布拉城（Ḫibrā）、亚迪胡城（Yadīḫu）之间的道路上，（然后）一直到亚特里布城（Yatribu）。我没有进入过我的城市巴比伦。……在辛神和战争女神伊什塔尔（Ištar）——没有她世上就没有敌意与和平、就没有战争会发生——的命令下，她把手放在他们（敌人）身上，（然后）埃及、米底（和）阿拉伯等地的国王，以及所有敌方的国王都派（他们的使者）到我的面前，以（建立）善意与和平。阿拉伯人，他们……武器……巴比伦尼亚……劫掠并带走了他们可用的财产。然而，遵从辛神的话语，内伽尔神（Nergal）毁掉了他们的武器，他们在我的脚前叩拜。

在这篇碑铭中，那波尼德记录了他在辛神和伊什塔尔女神的帮助下征服阿拉伯半岛北部广大地域的过程。在此期间，那波尼德将巴比伦的政事和军务委任给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贝尔沙撒（Belshazzar）。在这一时期巴比伦和乌鲁克等地的出土文献中，贝尔沙撒在许多王家铭文和信件中充当了通常情况下国王应扮演的角色。那波尼德在铭文后续部分提到，他在泰马居住了长达十年，其间未曾回过巴比伦。这一经过在巴比伦年代记文献中也被记录了下来：

国王驻跸在泰马，王子、他的官员（和）他的军队在阿卡德。国王在尼桑月（Nisanu）没有来到巴比伦。纳布神（Nabû）没有来到巴比伦，贝尔神（Bēl）没有出来。新年节庆没有举行。给巴比伦与博尔西帕（Borsippa）众神的供奉被呈到埃萨吉尔神庙（Esagil）和埃兹达神庙（Ezida），像平常时候一样。

在那波尼德时期的年代记文献中，上述段落在那波尼德统治第七、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年的记录中重复出现。从文辞中可以看出，巴比伦书吏阶层在言及那波尼德缺席时，对那波尼德身为巴比伦国王却忽略自己在巴比伦应当承担的宗教和仪式义务一事语带责备。尽管在其他铭文中，那波尼德将他居住在泰马的十年归因于他所虔信的辛神的旨意，但这无法弥合他与那些虔信以马尔杜克为中心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祭司和社会精英阶层之间的裂痕。根据阿契美尼德波斯时期写成的《那波尼德篇》（Verse Account of Nabonidus），那波尼德摧毁了泰马城的原始建筑，屠杀当地原住民，并在泰马重建了新的宫殿建筑群，把那里当作王都巴比伦一样建设。学界对这一文献的可靠性存疑，认为有污名化那波尼德之嫌。目前已知的泰马语文献许多都应写成于那波尼德统治时期，这说明在那波尼德统治期间，泰马及其周边地区必然存在一定规模的本土人口，泰马语才能被书写和流传下来。但是，那波尼德的到来明显对当地原住民及其书写和居住模式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已知的泰马语铭文绝大多数是岩石上的刻画，且几乎全部发现于泰马城周边的沙漠地区，而非泰马遗址内部。这可能是因为，在巴比伦统治时期，那波尼德及其随行人员所使用的阿拉姆语和阿卡德语取代了泰马语，成为城内文书记录所使用的主要语言。根据荷兰语言学家库茨特拉（Fokelien Kootstra）的研究，与其他古北阿拉比亚语绿洲方言书写的铭文相比，泰马语表现出更多西北闪米特语支的特征，而这很可能与泰马语和阿拉姆语的长期接触有关。在泰马语铭文中，至少有三篇反映出那波尼德与当地原住民的关系：

我是马尔丹（Mrdn），巴比伦之王那波尼德的仆人。我和大总管季耶特（Kyt）一起到了拉克沙漠（Lʾq）中一片没有水源的荒野中。

我是阿努德斯（ʾnds），巴比伦之王那波尼德的仆人。

我是阿努德斯，巴比伦之王那波尼德的监察官，守卫了……

与其他大部分泰马语铭文不同，这三篇铭文不是仅仅留下名字和简单文字的涂鸦，还记录了自己的身份以及一些事件。两位铭文书写者应当都是泰马人，在当地担任巴比伦国王那波尼德的官员。除此之外，许多泰马语铭文都记录了泰马人参加对相邻绿洲城市德丹（Ddn）的战争。温奈特和里德认为，这些铭文很可能反映了那波尼德在泰马居住期间率领泰马当地军士攻打其他绿洲城市的经过：

巴哈斯尔凯特（Bhs²rkt）在对德丹的战争中守卫了一个月，为了萨拉姆（Ṣlm）。

马奈泰特（Mntt）在对德丹的战争中守卫。

那美尔（Nʿml），拉巴德（Lbd）之子，德丹的毁灭者……他屠杀并让克德乌尔特（Kdwrt）然后他去了……一年。

除此之外，已知提到“对德丹的战争”和“在德丹扎营”的泰马语铭文还有13篇之多。虽然其中都没有提到统治者的名字和具体纪年，但至少这些铭文都暗示泰马与德丹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非常紧张。在那波尼德回到巴比伦后不久，新巴比伦王朝灭亡于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随即被纳入波斯帝国的势力范围。这在泰马西南的卡布尔阿尔云迪（Qabur al-Jundi）出土的一篇铭文中得到印证。德丹的伽什姆之子沙赫尔（Gs²m bn s²hr）和阿贝德（ʿbd）都自称“德丹总督”（fḥt Ddn），这一称号取代了此前文献中的“德丹之王”（mlk Ddn）。因此在这一时期，泰马及其他阿拉伯半岛北部的绿洲很可能已经处于臣服于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利希安统治者（Lihyans）的管辖范围内。《居鲁士圆柱铭文》中也曾提到：“那些在阿姆鲁地（Amurru）居住在帐篷中的国王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带来了大量贡品来到舒安纳（Šuanna）城中，亲吻我的双足。” “居住在帐篷中的国王们”即两河流域对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统治者的一种传统代称。

目前已知的阿契美尼德波斯时期史料中涉及泰马的较为少见，其中最著名的是现藏于卢浮宫的“泰马石碑”（AO 1505），为法国探险家于贝尔1880年在阿拉伯半岛考察期间所得。石碑顶部呈半圆形，正面刻有阿拉姆语铭文，侧面则刻画着神祇和祭司祭拜的图像。铭文叙述了在一位不知名国王在位的第年，经泰马宗教传统中麦赫拉姆的萨拉姆神（22 Ṣlm zy Mḥrm）、辛伽拉神（Šnglʾ）和阿施马神（ʾšymʾ）的赞同，将哈伽姆的萨拉姆神（Ṣlm zy hgm）纳入泰马的宗教崇拜中。新建的神庙由佩托西里耶之子萨拉姆谢兹布（Ṣlmšzb br Pṭsry）担任祭司，每年分别从田地和国王财产中得到16棵和5棵棕榈树作为供奉。在泰马，萨拉姆神信仰由来已久，至晚在新亚述帝国时期，萨拉姆神就开始在泰马被供奉和崇拜，它的神名也频繁地出现在泰马语铭文当中。石碑图像的上半部分是一位身穿长袍、头戴圆锥形头饰并顶着圆盘、手持长枪的神祇，即哈伽姆的萨拉姆神；下半部分是一个人在祭坛前高举双臂崇拜的场景，下面刻着他的名字“祭司萨拉姆谢兹布”。这一图式反映出巴比伦文化对泰马当地宗教的深刻影响。碑铭所使用的阿拉姆语从侧面说明泰马文字在书写方面，即便在本土宗教文化领域，也不再具有优势。除此之外，这座石碑能够提供的历史信息较为有限。

尽管出土文献资料相对较少，但通过考古发掘中可以发现，泰马的城市生活在这一时期极具活力。近年来考古界对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期泰马居民居址的考察提供了更生动的生活图景。在这一时期，泰马的大多数居民依然以在绿洲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业，每个家庭在耕种之外，也负责所获粮食作物的加工和储存。以家庭为单位的大量粮食储存和农业生产意味着居民在经济上独立于宫廷或神庙机构。这种模式表明，在这一时期，家庭是泰马绿洲定居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也进一步说明，泰马在帝国和外邦的统治下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地方的行政力量不具备集中管理经济生产的能力。

在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宏大疆域之中，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泰马是利希安王国（Lihyan）的一部分。利希安王国的统治者在泰马任命了地方官员，并在神庙里竖立了多座纪念性的雕像和石碑，这些泰马出土的阿拉姆语碑文增进了学界对于利希安王朝世序的了解。在利希安王朝时期，德丹城成为王国都城和区域性的贸易中心，泰马城的定居规模有所缩减，而考古遗存则反映出行政力量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力依然较为有限。公元前3世纪前后，利希安王国灭亡，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经历了短暂的权力真空。公元前1世纪，泰马以北的纳巴泰王国（Nabataean Kingdom）兴起，来自南部经由德丹和泰马从事长途贸易的马因人（Minean）由来自北部的纳巴泰人取代，后者进而成为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商贸活动最主要的中间角色。纳巴泰商人活跃于从阿拉伯南部到约旦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港口之间，对他们的商业活动的记录也出现在希腊古典作家的作品中。纳巴泰时期，泰马位于王国政治范围的东南边缘，目前考古学家只发现了少数的碑铭材料，且这些材料所包含的信息非常有限。公元106年，罗马人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将纳巴泰王国并入新的阿拉伯行省（Provincia Arabia），泰马城作为阿拉伯行省南部的一座绿洲城市，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尽管在罗马时期及之后，泰马城始终有人定居，但在公元前一千纪晚期之后，随着海路贸易的兴起和在帝国内部相对边缘的区位，泰马逐渐失去了它昔日的影响力。

三、“香料之路”：古代阿拉伯半岛长途贸易的商路与商品

自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开始，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开始使用香料，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和日常供奉。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公元前一千纪，许多地方都有这类传统，从这一时期世界各地出土的不同式样的香炉便可见一斑。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以降，游牧和半游牧族群在绿洲的定居催生了包括泰马在内的绿洲城市文明。几乎与此同时，对单峰驼（Camelus dromedarius）的驯化使得人们穿越广阔沙漠的长途贸易成为可能。一匹满载货物的单峰驼每天可以行进40公里，而它们在中途没有水源的情况下，最远可以行走200公里。这种特质已经可以满足穿行于水井和绿洲之间的商队的需要。对香料的需求引发了商队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沿途绿洲城市之间交通网络的发展。这一路网纵横千里，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和也门出发，经由泰马等阿拉伯半岛北部绿洲城市，通往西亚、北非各个地区，并通过地中海、红海沿岸的港口再到达世界各地。这一商路网络在阿拉伯半岛西岸的部分也被称作“香料之路”（Incense Route），因其流通货物中最重要的一类是产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的乳香和没药而得名。

从公元前二千纪开始，驼队成为这条商路上最典型的运输方式。根据罗马时期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记载，走完这条路线大约需要65天的时间，沿途有提供水的停靠点，商人和驼队可以在那里休息、购买补给和出售货物。泰马便是中途重要的停靠点和商路的交汇点。结合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方面的证据，目前已知的香料之路的起点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奈季兰（Najran）附近。出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和阿曼各地的乳香和没药汇聚到这里后继续北上。英国文献学家麦克唐纳（Michael C. A. Macdonald）认为，至少在纳巴泰时期，有一支商路从奈季兰一带出发，直接穿过沙漠，通往波斯湾沿岸今巴林附近的迪勒蒙（Dilmun）的杰拉城（Gerrha）。香料在到达杰拉后，再经海路运往两河流域南部。除这一分支外，香料之路的主干继续沿着阿拉伯半岛西岸的山脉东侧向北前进，到达亚特里布。在亚特里布，香料之路又分出一支，向东北部的今哈伊勒省地区内延伸，通往两河流域南部。然后，香料之路的主干继续向北，经由黑布拉到达泰马和德丹，即前文所提到的那波尼德所征服的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在这里，香料之路再度一分为二：一条从泰马经由杜马（Dumah）通往巴比伦，即那波尼德的路线，也是公元前一千纪阿拉伯半岛北部与两河流域之间最重要的商道；另一条从泰马和德丹继续向北，通往沙姆地区和埃及，商品从那里再经由海运，到达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是，“香料之路”并非数千年一成不变。为逃避绿洲城市统治者对商队收取的税赋和对货物的克扣，很多时候会存在多条平行的复线，但为了依然能够在沿途获得补给、尽可能快地到达目的地，这些复线不会距离主线太远。除乳香和没药外，“香料之路”也是阿拉伯半岛南北之间生活物资往来的重要通道，近年来的考古学发现证明，这些路线还负责运输金属矿物、石材和农产品等许多当地生活生产所需要的普通商品。

在考古研究中，长途贸易通常被视作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尽管对于交换的商品本身可能有迹可循，但关于贸易运转的细节信息几乎完全需要依赖于出土文献。在前文所提到的苏胡统治者宁努尔塔库杜里乌苏尔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北部与两河流域之间贸易运行具体方式。根据铭文，宁努尔塔库杜里乌苏尔生擒了商队中的100人和200头骆驼，这说明这支商队的规模多于100人，分别来自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泰马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沙巴，一共带了多于200头骆驼，即大于200辆驼车的货物。苏胡人在水井附近发现了他们的踪迹，这说明在两河流域附近的商路和在阿拉伯半岛一样，同样以可靠的饮用水源作为节点。但在宁努尔塔库杜里乌苏尔所获得的战利品中并没有出现任何香料，只有大量的羊毛织品、铁和石材等，这说明这支商队很可能是在返程途中遭遇了苏胡的抢劫。他们从阿拉伯半岛带来的乳香和没药，已经交易成了两河流域的特产羊毛及羊毛织品。在阿拉伯女王对亚述的贡品名单中，香料明显占据了重要地位。由此，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当时阿拉伯与两河流域之间的长途贸易之中商队的规模和用以交换香料的商品的种类，而这种贸易以这样的模式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可以认为，从新亚述帝国时期到纳巴泰王朝之前，是以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为中枢的长途贸易的兴盛时期。在公元前一千纪后期，“香料之路”由盛转衰，泰马等因长途贸易而繁荣的阿拉伯半岛北部绿洲城市逐渐黯然失色。

四、结语

公元前一千纪结束之际，泰马及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已经成为希腊化和罗马帝国庞大疆域的一部分。地处帝国核心的地中海世界对东方商品的需求急剧增加，因此，始于地中海沿岸港口，经由埃及，穿过红海到达两河流域南部、伊朗乃至印度的海上贸易快速发展。帆船取代驼队，成为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乳香和没药进入东西方世界的主要交通工具。

根据本文对泰马本土和两河流域等地的出土文献的解读，可以发现，纵观泰马历史，尤其在进入公元前一千纪之后，泰马的历史与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的长途贸易休戚相关。一方面，泰马的历史、宗教、文化以及物质生活也深受相联系的两河流域、叙利亚乃至埃及的影响。另一方面，泰马及阿拉伯北部地区的绿洲城市也因其在贸易上的重要性，进而在区域内的政治环境中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方。但是，如果仅依赖于对出土和传世文献所做的语文学与历史学的探究，我们无法对古代泰马及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文明的性质进行全面的理解。跳出出土文献材料之外，可以发现，考古资料提供了这一时期泰马更加真实的生活图景。尽管长途贸易为泰马带来声名和财富，但泰马的居民始终以绿洲农业为主要生业，这一特征在“香料之路”衰落之后，直至今日都没有发生较大改变。泰马作为古代阿拉伯半岛长途贸易的枢纽之一，对它的早期历史的理解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世界范围内的绿洲文明和长途贸易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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