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国民党密谋暗杀周总理，飞机爆炸后，却发现总理不在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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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一早便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出发，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

但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起飞4小时35分钟后，却突然发生了爆炸，最终坠毁在了茫茫的大海里。

按照中国政府之前公布的乘机人员名单，周总理就在这架飞机上。

所以事故发生之后，全世界都在传言，周总理遭遇不测了，策划这件事件的国民党特务，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

但直到周总理出现在万隆会议现场后，人们才知道周总理不在飞机上。

台湾特务是怎样策划飞机爆炸的？周总理为何没在飞机上？飞机爆炸后的后续工作又是如何处置的？这还要从万隆会议说起。

万隆会议发邀请，包机参会破封锁

1954年 12 月，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发来邀请信，特邀周总理参加即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

这对于尚未恢复联合国应有席位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周总理收到来信之后也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肯定会如约前往。

但就在周总理为这次出行紧锣密鼓地准备之际，我国情报部门却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

情报中称，蒋介石的特务们制定了行动代号为“1 号”的暗杀计划，打算借着万隆会议的机会谋害周总理。

周总理的亲朋故旧在得知消息后，都纷纷力劝其不要再去参会，但他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去。

但如何去又成了问题。走海路的话，时间太长，从北京辗转万隆至少要走一个星期，这意味着蒋介石特务的下手机会就会陡然增加。

但如果走空路的话，我国当时又没有自己的民航客机，所以就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就等于是把周总理的安全交给了外国机组。

经过认真权衡，周总理最后决定还走空路。但租哪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又成了问题。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开通到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班，租西方国家的飞机安全又得不到保证。

经过缜密考虑，周总理最终决定，包乘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这一方面是因为该飞机性能较好，而且长期在印度到印尼的航线上执飞，飞行经验相对比较丰富。

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我国和印度刚刚完成了两国总理的互访，两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

而且印度也是万隆会议的主要发起国之一，算是半个东道主，保障周总理的顺利参会本来也是他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果然，周总理一向印度方面提出这一计划，就得到了印度方面的积极回应和大力支持，他们保证，必将派出印度最优秀的机组来执行这次飞行任务。

但还有个问题是，克什米尔公主号无法直飞印尼，以往飞行都要经停香港。

为了不引起注意，周总理建议，克休米尔公主号还是正常经停香港。

而且印度到香港的航段也要正常卖票载客，只是把香港到印尼的航段改为中国代表团包机。印度方面也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然而没想到，就是这一安排，让周总理最后幸免于难。

飞机发生大爆炸，总理侥幸不在列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955年4月初，周总理就带着中国代表团，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按照既定计划，他们要先乘飞机，从北京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前往香港。

在代表团出行之前，我国相关部门又再次联系了印度航空公司，请他们务必做出安全检查。

印航的总经理承诺，他将亲自监督飞机的安检工作，并保证飞机在港停留期间，绝不会让任何非印航的人员靠近。

飞机上必要的提供餐食、加油、行李押运等工作，也全会由印航的人完成。

邓颖超也不放心周总理的安全，专门写信叮嘱周总理说：

“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

随后她又衷心地祝福周总理能够胜利平安地归来。

1955年4月11日上午，中国代表团早早地就来到了香港启德机机场。

待印度方面做完细致地的安全检查之后，我国代表就秩序井然地登上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不一会儿，引擎启动，飞机平稳升空，一切都非常顺利。

但没想到的是，飞机在起飞4小时35分钟后，却突然在高空发生了爆炸，最终坠毁在了新加坡附近茫茫的大海里。

机上人员除印方三名机务人员生还外，包括八名中方代表在内的其余16名人员全部遇难。

一时间，世界震惊，到处都在疯传周总理遭遇不测了，我国人民也是忐忑不安，据说台湾国民党方面得知消息后，甚至还举行了盛大的“欢庆仪式”。

但直到周总理出现在万隆会议的会场后，人们才知道周总理不在飞机上，台湾方面也彻底傻了眼。

原来，就在周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前往香港的途中，他的阑尾炎突然发作。

他疼痛难忍，就决定先在昆明动完手术，然后再和大家一起前往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赴印尼。

但就在这时，缅甸总理吴努突然发来了电报。

在电报中，吴努极力邀请周总理先到缅甸，去参加一个非正式会晤。并承诺，他不但会派飞机来昆明接周总理，而且还会在会晤结束后，再派飞机把周总理送到万隆。

周总理盛情难却，又觉得自己的行程问题也解决了，所以就让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不要等他了，先行乘机到印尼即可，但没想却发生了机毁人亡的事故。

周总理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含泪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是为我而死的！”

随后他立即命令相关部门，及时处理事故的善后事宜，尽快查清事故的真相，给死者家属和全国人民一个交待。

甘冒风险再参会，暗杀计划再失败

与此同时，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周总理来进行处理。

事件发生后，有的国家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的成果，还有的国家领导人则担心参加这次会议也可能遭到暗算。

缅甸总理吴努甚至给周总理发电报说：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可能做任何事情，特别是加害于你，我请求你极端慎重考虑，你参加万隆会议是否适当。

会议对和平很重要，但如对你个人安全有危险，你可委托副总理代表中国出席会议。”

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建议他不要再去万隆了，但周总理却说：“敌人的示威性破坏，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参会。”

他表示，此行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亚非人民同新中国间的友谊，就算发生意外也在所不惜。

随后，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又给邓颖超写信说：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我定会更加谨慎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此后我会从多方面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再行，请你放心。”

于是，4 月 14 日，周总理又带领全新的中国代表团，乘坐租借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

在非正式会晤结束后，又由仰光转飞雅加达，赶在亚非会议的前一天，如约到达了万隆。

蒋介石集团得知周总理出现在万隆之后，是又气又恼，于是又组织了第二次暗杀行动。

但暗杀队里的一位队员在听了周总理在万隆的讲话后，深受触动，最终良心觉醒，所以就赶在暗杀之前，给中国代表团写了一封匿名信。

信中说，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在国民党总统府的指使下， 召集国民党一些流亡的印尼的军官。

组织了一支 28 名成员的敢死暗杀队，打算在会议间隙谋杀周总理，请他务必防备。

中国代表团收到匿名信之后，高度重视，立即加强了警备。国民党特务那边得知行动泄漏后，自知再无成功可能，也主动放弃了暗杀计划。

总理亲抓善后事，约见英方供情报

在紧张的会议间隙，周总理仍不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他深情地对代表团成员说：

“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 。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又立即了解了“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当他得知进展缓慢之后，立即召见了英国驻华代办，让他转告英国政府说：

“中国政府希望英国能够指示香港方面同我们进行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尽快破案。 ”

英国方面收到带话后，当即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随后，港英当局就命令香港警察对“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开展了调查。但香港警察调查了很久，都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为此，周总理又指示我国情报机构进行了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我国情报机构不辱使命，很快就从截获的一份密电中发现了线索。

通过一番分析后，基本确定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主犯，就是香港启德机场一个叫周驹的地勤人员。

于是，周总理就立即约见了英国代办，将这一重要线索告知了英方。

但由于英方之前也对周驹做过调查，并将其排除了嫌疑，所以他们并不相信中方的情报。

周总理见此状况，就直截了当地说：“周驹在出事前有一个礼拜没上班，就是去接受使用安装定时炸弹的训练！”

最后周总理甚至连周驹的住址、谁给他送的定时炸弹、谁和他一同接受的训练等等细节问题也一一告诉了对方。

英方见周总理对案件细节如此了如指掌，纷纷惊讶不已，这才又让香港警察按照中方提供的线索，进行了再一次的调查。

但由于延误了抓捕时机，周驹早已大摇大摆地逃到了台湾。

无奈之下，香港警方只能先拘留了周驹的父亲，然后根据周父的口供，顺藤摸瓜找到了其他没来及逃走的涉案人员，终于查清了案件的真相。

随后，港英警方立即发出了通缉令，要求台湾当局尽快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但不料蒋介石集团却回电称：

“英国与台湾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港方要求引渡周的电文没有法律依据，有关方面无法办理此事。”

而当时的案发经过，一直到2003年，才得以被曝光。

罪犯终究未归案，五十年后现真相

周总理知道这一结果后，虽然觉得很遗憾，但也对港英当局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但没想到的是，在此之后，港英当局竟然也将涉及此案的其他人犯，也以“证据不由”全部释放，并全部“驱逐”到了台湾。

港英当局的做法，不仅受到了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也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指责批评。

香港一家报纸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凶犯迄今一人未得惩治，却道大案已告终结，民众信乎？公理何在乎？”

但碍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两岸的关系，此事也就只能这样终结。

但周总理却始终都没忘了这些死难烈士们，他亲自把他们的骨灰从遇难地带回，郑重地将他们安葬在了八宝山。

并亲手为他们提写了 “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的碑铭和长篇的碑文。在碑文的最后，他还深情地写道：

“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直到晚年，周总理还心怀内疚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时的克什米尔号戒备如此森严，周驹如何把炸弹带上飞机的呢？

我国的情报人员当时虽然已经掌握了周驹安置定时炸弹的事实，但对周驹的做案手法也是不思不得其解，所以也一直没能解答周总理心中的疑惑。

直到2003年，当年参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才良心发现，吐露了真相。

原来，台湾情报部门在获知周总理要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飞往雅加达开会后，认为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就制定了一个在飞机上安装炸弹的计划。

他们也知道，届时飞机的安保肯定会非常严格，所以必须要找一个能接近飞机的工作人员。在多番寻找后，他们盯上了香港机场的这个叫周驹的清洁工。

周驹身材瘦小，外表也普通，他长年在飞机上打扫卫生，不会引人注目，正是是执行暗杀计划的理想人选。

在确定好人选后，他们就对周驹进行了游说。周驹得知要暗杀的人是周总理之后，起初是死活不肯同意。

但当他听说不论暗杀成功与否，都会给他60万港币时，就心动地接下了任务。

随后，台湾特务就搞来了美国中情局研发的新型炸药，然后又让周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对他进行了系统地培训。

1955年4月12号这天，周驹把台湾特务给他的炸药装在了清洁剂的瓶子里，带着它正常上了班。

由于周驹所带的炸药为新型炸药，又有他常用的清洁剂瓶子做掩护。

所以启德机杨的安检仪器和安检员都没能把炸弹检测出来，周驹也因此而顺利地通过了安全检查。

不久后，“克什米尔公主号”降落在了停机坪。当时飞机的安保工作做得确实非常严密。

飞机一落地，机场的警卫和保安人员就加强了戒备，把一切无关人员都挡在了距离飞机两百多公尺以外的地方。

印航方面的人也立即将飞机团团围住，严禁外人靠近，并且在餐食、加油、装卸行李等环节，也都换上了自己的人。

但他们百密一疏的是，上机工作的清洁员并没有换成他们自己的人，周驹因此而得以登上飞机。

上机之后，周驹还是像往常一样，扫扫这里，擦擦那里，所以也就没有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关注。

在打扫到右翼轮舱位置的时候，他就趁机把他那瓶“清洁剂”遗留在了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然后就神情自若地离开了飞机。

之后，周驹仍旧像往常一样，照常上了两个星期的班，其间也被警方传讯两次。

但警方并没有从他的供词中发现任何破绽，所以也就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才导致周驹逃脱到了台湾。

到台湾之后，周驹隐姓埋名，活到1993年，才因病去世。

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惊天事件的他，最终也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背负如此罪孽的他，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难赎其罪。

幸得新中国有周总理，以及牺牲的先辈们，是他们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和外交事业等无私付出，才有我们如今的辛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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