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31日02:17:03 热门 1517

5月4日之后，北京大学几乎所有的活跃分子都投入到了运动当中。三四个月前还各行其是的北大学生捐弃前嫌，团结到一面旗帜之下，共同为外交危机、释放学生以及挽留蔡元培等问题呐喊奔走。

《新潮》与《国故》是对头，《新潮》与《国民》在“五四”前，也素不相能。至于源头，得追溯到一年前：

1918年5月初，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中国学生决定罢课，两个星期后，因为罢课没有效力，于是决定全体回国。当时回国的留学生达1000多人，他们与北大等校的学生取得联络后，于1918年5月21日发起京津地区的大专学校2000多人向总统府请愿。这次请愿“十分温和”，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回应。

请愿队伍里，北京大学打头的是许德珩、段锡朋等人，傅斯年等人却自始至终表示反对。这次请愿导致了校长蔡元培的第一次辞职，为此顾颉刚把参加了请愿的罗家伦痛骂了一顿。许德珩则在回忆录里一口咬定：这次请愿失败，全是由于傅斯年等“坏学生”向当局告密的缘故。

许德珩在北大民主广场演讲

这次请愿之后，学生队伍出现了分裂。一部分激进的学生不满于“北京学生死气沉沉”，决定成立一个团体，出版一种刊物。团体是“学生救国会”（最初叫“学生爱国会”），刊物是《国民》杂志。

《国民》创刊号本来计划在1918年下半年出版，但因为总务股主任鲁学淇挪用经费，出刊延期到1919年1月，跟《新潮》第一期正好撞上。

在后来的叙述中，《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的区别只是学生中思想倾向的差异，但同属于“新思想新文化”的阵营，如《国民》主编之一黄日葵这样分辨两种刊物：“五四运动之前年，除《新青年》杂志为教授所主持者不计外，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

这只是一方面。两社的分歧，也多含有意气的成分。新潮社比较精英化，初创时成员只有21名，门槛相当高，北大学生要“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才能入社，外校学生不但要登三篇稿，还得有二名以上社员介绍，社员一年之内不投稿，就会被“清退”。头一年就清退了三名。后来规定有所放宽，取消了投稿限制，但前前后后也不过招了40名新社员，以北大学生为主。

《国民》杂志社是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理论上只要会员都可以成为杂志社成员，事实上则多半靠社员介绍，因为《国民》杂志社先后社员达189人，连《国故》月刊的一些学生编辑，如张煊、孟寿椿、陈钟凡也列名其中。校外的人员很多。而且学生救国会与南方的政治势力联系紧密——许德珩等曾在上海会见孙中山，据说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蒋介石还向学生救国会捐了十元大洋。

《国民》

为此，蔡元培不让《国民》杂志社的编辑部设在北京大学校内——《新潮》与《国故》则可以。而且，对于《新潮》、《国故》，北大校方都有“垫款三期”的扶助之举。《国民》则是自筹资金，靠学生救国会会员每人四元“入社金”与每人每年一元（1919年底改为二元）的“常年捐”支撑杂志的运转。

《国民》与《新潮》之间，存在明显的敌意。五四运动之前，《国民》基本使用文言，这本来是社会性刊物的常态，但许德珩解释说：“因为我们与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不干。傅斯年不赞成我们反日，就不参加学生会。《新潮》提倡写白话文，我们《国民》就偏用文言体裁发表文章。当然，这与我们的刊物是全国性的有关，因为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易接受，但是也含有与《新潮》搞对立的意图。”因为要搞对立，国民杂志社的北大成员“在校外也是写白话文”，“一回北大就只写文言”。

五四运动改变了这种对立的局面。

《国民》与《新潮》的联合，大概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共同的指导者李大钊。李大钊的图书馆长办公室，是《新潮》同人常去的议论场所，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里有许多来自国民杂志社。因此，李大钊经常担任两个社团之间的调解人，比如五四运动前，李大钊曾出面说服许德珩等人，让罗家伦、康白情、杨振声等新潮社中坚加入北京大学学生会，共同组织五四运动。

李大钊

1919年3月，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觉悟心”，它囊括了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几乎所有的主要成员，而且往往同一个演讲小组中，既有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也有新潮社的骨干。在五四运动中，讲演是北大学生反抗政府、争取外界支持的主要方式之一。

5月4日之后，北京大学几乎所有的活跃分子都投入到了运动当中。三四个月前还各行其是的北大学生捐弃前嫌，团结到一面旗帜之下，共同为外交危机、释放学生以及挽留蔡元培等问题呐喊奔走。

对于新潮社来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意义在于让他们参与了实际的“救国行动”。之前，他们不太相信“民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的普通民众有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能力，因而将《新潮》的预设读者定为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小学生。如今，他们试图将《新潮》上那些对旧思想旧制度猛烈的抨击带到民众中去，他们向着大街上聚拢来的市民，演说着《改良家庭》、《迷信》、《打破空想》这样的题目。

在五四运动冲决一切的大潮中，行动的呼声压倒了理性的思考，新潮社不得不自惭于“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实行的时候，一个（个）缩头缩颈”，而加入向民众传播“北大精神”的队伍中。此时的“北大精神”，却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变成了“以学就人之教育”，“北京大学因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准也”（《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启事》）。这种从“思想的启蒙”转化为“行动的启蒙”的转变，正如施瓦支指出的那样，表明新潮社的领导人“渴望超越他们自己的狭小圈子，把对启蒙的倡导充分地带入中国社会”。（《中国的启蒙运动》）

同样基于民众启蒙的渴望，国民杂志社也修改了自己的方针。由于街头演讲的特殊性，演讲者不能只讲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也要宣讲与一般民众切身相关的话题。他们不光讲《青岛交涉失败史》、《国事真不可谈吗？》，也讲《家庭制度》。《国民》与《新潮》的关注点在五四运动中渐渐靠拢、融合。

两个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二卷二号的《国民》上，罗家伦有一首诗《往前门车站送楚僧》，赠别即将出国的许德珩，回忆他们在五四运动时并肩战斗的情形：

五四以后的一夜，

你在门内，我在场中；

六三前的一夜，

我进门去，你在场中——

这都是昏黑的晚上

可怕的矮树，供我们藏身，

可怜的带刀人，做我们的保卫，

这是什么景况？

楚僧我们今夜相别！

1918年5月，两人一起走在游行队伍里。分道扬镳一年之后，又是一个五月，两人终于再度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