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闻人在四川20｜文人兼生意人顾颉刚1935年收入超过30万

2022年10月18日03:07:06 热门 1534

1953年，顾颉刚和夫人及儿女们在一起。

雷文景文/图

民国时期，顾颉刚是在学术界与社会上皆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出名早，刚入学界不久，即直接从助教升为正教授，著述亦丰，每每被称为“通人”以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早期的疑古思想带动了中国的学术热潮。对于这样的学术名望，顾颉刚心中会有些惴惴不安。他曾对好友钱穆叙说心迹，“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 并列举了几个弟子的学术成就作为参照，说他们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他当年，但始终没能像他先前一样受到重视。顾颉刚的性格本来就很谦和，有了这一层金光镀身，他待人愈加谦恭。在成都赖家院子的时候，他这位主任竟对研究所同仁与学生皆一律称呼“先生”，如此低调，是与他的学术名望不相符的。

练习书法的顾颉刚

一次闲谈

被误为史学考证

无论他有多么低调，却有一件事情让各方人士调侃，以至于使他尴尬。

这事缘于1923年他在讨论上古史时关于大禹“禹”字的解释。他引用《说文解字》对该字的训诂：“禹，虫也，象形，兽足蹂地也”，以此怀疑禹可能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在他看来“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情，不足奇怪”，但有人因此调侃“顾颉刚说大禹是一条虫呢”，每每引来众人笑声。以顾颉刚大度的性格，不会在此事上生气，对于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他总是持包容的态度。他认为相异观点的砥砺切磋更能增进学术繁荣，有利于探索历史真相。

但在成都的时候，有人给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却开大了。

那是1941年的一个夜晚，国民政府教育次长顾毓琇前往造访，二人是同乡且又是家门，主客言谈甚欢。其间，顾毓琇问他：“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顾颉刚当时未及多想便回答：“禹是神话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以考出他的生日。”其实这话已经是结论，不必再叙了，可顾颉刚却又补充道：“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里、茂、汶等地方，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祭祀祷赛很热闹，这是见于地方志的。” 这番话说完，顾毓琇倒是心里高兴了，他即有可能是来求证禹之生日的。而顾颉刚却不明就里，所以并没有告诫客人此话不可乱用。

其实顾毓琇也是一位大学问家，其所学涉猎诗歌、音乐和戏剧，恰恰对史学知之未深。顾颉刚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不久之后，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竟然要在6月6日举办“工程师节”，身在成都的顾颉刚是在报上读到此消息的，上面还有一篇国民党要员撰写的文章，文中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现在禹的生日已经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

顾颉刚胸襟再大，也不能容忍如此轻率之举，他后来莫可奈何地说：“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个羌人的传说，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劳我的考证，这不是愚弄我么！”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有趁早”,顾颉刚的故事却告诉后人，名声有时候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给自己带来某些便利，也可以让自己处于被动。对于此点，顾颉刚深有体会，他晚年总结说：“我的一生是虚名误了我，拉拢我的人并非真为我有才，乃是因为我有名，要在他们的锦上添一朵花。”

顾颉刚张静秋夫妇晚年合影。

经济头脑

策划出图书赚钱

曾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是顾颉刚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与顾颉刚关系密切，抗战前后，两人都曾在华西坝留下过治学踪迹，却未在华西坝谋面。顾颉刚来到成都时，郑德坤已远赴英伦留学；而郑德坤留学归来，顾颉刚却早已离蓉。在异地相隔的日子里，两人飞鸿不断，顾颉刚写给郑德坤的23封书信手札现保存于四川大学档案馆中，信中传递着围绕“古史辨”学派的学术信息，也透露了顾颉刚的另一个秘密，除了学术，他的头脑中还有另外两个字—经济。

顾颉刚致郑德坤的国币壹千元收条。

顾颉刚对经济的认识集中在1933年7月28日信件中的这一句话：“我常常觉得在史地方面，尽有救国之方，亦尽有发财之术……钱是一定要的，有了钱可以使个人生活安定而不改变自己的事业，有了钱才可以到社会上做事而不虞竭蹷，所以我们第一要设法弄钱，即以弄到钱去作学业与经验之修养，而肩起救国之责任。”

这里所说的“发财之术”，是建议郑德坤作一部适用的、通俗的《中国通史》，他自己则另作一部别样的《中国通史》，除去学问上可以相互发明，还可以抽版税。他信心十足地说：“只消年销万部，将来种种事业就可以逐渐进行。”《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纂，郑德坤、顾颉刚是合作者，由吴志顺绘图，谭其骧校订。信中有这样的话：

“日前接汇洋二百元，得此后援，裨于画地图者不浅。吴志顺君从七月分起加薪五元……将来地图出版，销路畅旺，亦可分与他版税若干。”

“地图归谭其骧兄校对，不幸他作得太迟……弟拟嘱吴志顺君进城……一方面可以督促谭君速校，一方面修改又便利，其房饭金亦由我们出，兄说如何？”

“地图出版，只要善为宣传，不难畅销；且《燕京学报》亦可出一专号，可收些稿费也。”

对于初创的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他一再要求郑德坤致力于发展会员，征求定户。信中嘱咐：

“现在定户有三百，如能大家勉力，每一会员拉五个定户，印刷费即无问题。”

“我们现在欠的印刷费约一千元，数目似大，但二百会员分配，每人亦只五元而已……我不希望你们太多……我只要一狐之腋而已。”

可以看出，“加薪”“督促”“分版税”“出房饭金”“又可收些稿费”以及“善为宣传”和滚雪球似的促销作派，禹贡学会的一代宗师与现如今的出版商在操作上有何区别？

顾颉刚致郑德坤的书信。

收入颇丰

年薪超过30万元

然而顾的发财之术远不止一两本书而已。除了当教书匠，除了当时尽人皆知的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技术观摩社、黎明中学、通俗读物编刊社、景山书社，他都主持参加过。他是将这些看来互不相涉的组织联系起来考虑的。写于1934年的信札对此有所反映：“我们又在城内盘得一黎明中学……现已登广告……我们所以办一中学有数目的，其一，以实验所得编教科书，与燕大毕业同学之任事中学者联络，请其推销；一方面籍北平之学术环境，编一套最好的中学教科书，以领导学子。其二，此地既在乡间，即可注重农村之工作，学生从事农作，且作农村之教育运动。其三，则为技术观摩社养成基本社员，以实现人各有能的理想。”

顾颉刚弄钱背后的文化抱负，是非一般出版商可比肩的。但他也不做赔本买卖，赚了钱也是高兴得很，“引得校印所，是我们社中第一件事业，一年来居然赢利两千元。此系第一年，开办时费用甚多，尚能如此，则第二年以后可知……”凡有弄钱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1937年他对郑德坤说：“现在美庚款正招奖学金之请求者，甲种每年三千元，我已嘱学会中职员去请求。”

弄钱的重要方式是买股票，当股东，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不可或缺的。他曾告诫郑德坤：“兄参加出版公司拟以为快，现在集股期迫，请兄接此函后即将股款十万元送交暑袜街金城银行徐经理辅德收转为荷。”他对股票的沉浮也看得清楚：“现在法币贬值日甚，此间诸股东意，去年定股本一千万元，今日便非两千万元不可”。

1943年11月，顾颉刚创立了大中国图书局。对于未来出版事业的发展，他雄心万丈地对身处成都的郑德坤说：“成都方面如能籍兄之力，俾得增加股额，尤以为幸。总望兄出力干与，使此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出版家也。”一直到1954年，顾颉刚仍担任着大中国图书局、大中国图片社总经理。他对经济的重视，看来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有人对顾颉刚民国期间的收入粗略的统计过：“顾1935年42岁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主任研究员，月薪400元，仍兼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领取半薪160元，月收入560元。约合今人民币2万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1万元（合今人民币30-40万元）进入了‘文化万元户’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