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渡权力，就得承受暴力——中国古代王朝循环的内在逻辑

来源：无用闲谭

自大秦皇帝嬴政实现了天下大一统，之后的集权制正统王朝单独一个就没有再活过300年的。这事儿说起来有点让人不解，为何皇帝唯我独尊、皇权至高无上、天下所有权利都收归国有之后，王朝的政权不是越来越稳固，存在的时间不是越来越长久，反而是改朝换代越来越频繁，存在的时间也是长长短短、变化不一？

一、

编纂和研究历史的人都喜欢追寻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所以对朝代的兴亡也常常投以关注的目光，并在自己的论著中或隐或显地进行讨论。撇开古人的议论不说，以现今研究者的讨论而言[注1]，可将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大致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由权力的肆无忌惮导致吏治腐败，因而导致民众的反抗。这是历朝败亡的通病，但各朝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比如秦始皇的严刑峻法，西汉的外戚，东汉、唐、明代的宦官，东汉、唐、宋、明代的朋党，清代皇帝的出巡和官吏的贪腐，等等，这些都直接促成了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滋生大量的腐败，造成政治危机。

其二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土地兼并、赋役沉重以及其他财政问题。几乎没有一个王朝在灭亡时没有经济和财政问题，所以这也是王朝败亡的通病。比如秦代，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四卷在归纳秦的暴政时，“尊奖兼并之人”和“繁重的赋役”都和经济有关；《剑桥中国史·秦汉卷》在讨论秦朝奔溃的五个原因时，最后列出的一条是“资源的过分紧张”。再如唐代，土地兼并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导致大量的逃亡户口产生，唐末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再有如清代，由于前期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且康熙晚期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带来人口的大幅增长，从清初不足一亿（一说1.5亿）人，到嘉庆中期就高达3.5亿人。人口的增加导致土地资源紧张，而土地兼并、国家财政支出的庞大、官吏的贪腐以及后期的鸦片贸易等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困难，这些负担，最终都转嫁到民众头上，所以清代中后期的民变逐渐增多，道光三十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起义则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其三是军事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指对内、对外战争对国力的消耗。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除了像明代的对倭作战、清代的对俄对缅作战和鸦片战争等为数不多的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对外作战，其他的对外战争都仅仅在当时的王朝疆域意义上的对外战争。如汉代的对匈奴作战、唐代的对突厥作战、宋代的对金作战、明代的对后金（清）作战、清代的对南明政权的作战之类，都是这种独立王朝之间的战争，在今天的人看来都算不上真正的对外作战。在此之外，更多的战争都是内战。内战基本是两类：一类是贵族叛乱，如汉代的七国之乱、晋代的八王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明代的宁王之乱、清代的三藩之乱等等；另一类是民变（习称“农民起义”，不如称“民变”更有涵盖力。因为其中有宗教人物、工商业者、士兵发动的斗争或起义，不一定是农民）。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战争都是消耗国力的一种做法。如汉代对匈奴的战争、明代对清作战，都是导致国家财政空虚的一大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最后都是在战争尤其是内战中灭亡的。促成王朝灭亡的内战如西汉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的黄巾起义，隋代的瓦岗寨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元末的农民大起义、明末的李自成等人的起义、清末的同盟会起义等等。

其四是自然灾害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指水旱冰蝗、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从而引发社会和政治危机。如秦代陈胜、吴广起义，背景是徭役，但直接的原因是“大雨，道不通”，使得聚集的戍卒未能及时疏散。又如西汉末年，连年水旱，导致饥荒，使得大批百姓流离失所，成为流民，为起义作了人力准备。最经常被人提起的，就是明末适逢小冰河期，导致气候寒冷，粮食减产，从而影响到民众的生计，促成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在灾害原因方面，最需要提起的是黄河的决溢改道。根据学者统计，从先秦到民国的2500年间，黄河下游共决溢1500余次，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如北宋168年间，黄河就决溢了89次；明代累计决溢131次；清代累计决溢194次。河患除了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治理河患（不限于黄河）还带来财政压力和官员的腐败。清末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上《道光时南河官吏之侈汰》中就曾说过：

这种现象的存在，既消耗国家的财力，也导致了吏治的腐败，成为政权垮台的一个诱因。

除以上四个方面外，也有从文化方面来解释王朝灭亡的原因的。如《剑桥中国秦汉史》对秦代灭亡的分析，五个原因中，第一个“道德因素”、第三个“摈弃传统”都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讨论的；在分析汉代灭亡的原因时，则认为建立在五德循环基础上的改朝换代思想在精英阶层中的流行，导致了曹魏最终合法地取代了汉朝，也是一种文化分析法。

还有从人物性格方面来解释这个原因的。如《剑桥中国秦汉史》分析秦代灭亡时，就把秦始皇的性格作为一个原因。傅乐成的《中国通史》第二卷《秦汉史》中，则直接用“赫赫巨灵的性格”作为秦帝国覆灭的一个原因。

二、

虽然上面罗列的这些确实都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原因，但是很显然，这些原因并不能有效地解释王朝的循环，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易姓改号的改朝换代构成了政权变换的唯一形式？

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提到“纵观二千余年的政局祸乱，根源就在于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虽然他并未对此作更具体的分析，但这个观察是非常敏锐的。

所谓“君主专制制度”，是指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权体制，是以君主为绝对的、唯一的核心而构成的集权制政体。白钢主编、孟祥才撰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秦汉》在谈到“国体”与“政体”的区分时说：“国体是指国家的阶级实质，即哪个阶级的专政。政体则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并认为秦汉时期的政体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而秦汉的政体，一直为后代所沿用。

孟祥才在讨论到秦汉政治制度的弊端时，只是语焉不详地说到“这个制度全力保护和加强皇帝的专断独裁”，属于人治，因而皇帝本身的品质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的好坏。俞鹿年撰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五卷《隋唐五代》中，对隋唐政治制度弊端的讨论也依然强调了“人治”的危害。钱穆先生在讨论中国历代政治的弊端时，则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但他同时也认为“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虽然各学者的具体表达稍微有点不同，但认为中央集权制具有极大的弊端则是一致的。

其实，对这种制度之特征的描述，可以溯源于孔子的“家天下”说：

孔子时代并不存在中央集权制政权，他对“家天下”体制的评价也无贬义，因为他观念中的“家天下”，“礼义”的约束作用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同等有效。但在这个观察里，孔子指出“家天下”政权的传递方式“大人世及以为礼”及其弊端“谋用是作，兵由此起”，则是后代君主集权制政权的共同特质。

“大人世及”是指王位的传子制度，而“谋用是作，兵由此起”则是指权谋和战争。在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权谋和战争就构成了政治争斗和朝代更换的有力手段。以战争而言，据《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所编《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的初步统计，从秦代到清末的2131年间，内外战争累计发生了3131次。其中唐（含唐）以后的1294年中，共发生了2027次。这些战争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内战，而战争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导致人口的大幅下降和经济凋弊。而其中，又以改朝换代而付出的代价最为惨烈。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卷前的统计表

以人口为例，根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的研究结果，我们大略上把若干朝代的人口数据列如下：

西汉初期1500~1800万，末期6000万。

东汉初期2700~3000万，最高时约6500万，末期2224~2361万。

唐代：初期1235万，天宝末期5292万，肃宗初年1699万，唐末低于1576万。

北宋：北方初期254万户，末期591万户；南方初期387万户，中期1093万户，末期1219万户。

南宋末期1174万户（即中国南方区域）。

元代：初期北方237万户，南方1163万户。元末1340万户。

明代：初期1065万户，5978万口；崇祯初年约19251万口，末年约15247万口。

虽然人口的减少有多种原因，人口统计区域的不完全一致也降低了朝代之间的可比性，但改朝换代所付出的人口代价之沉重则是可见的事实。以明代为例，保守的估算，在明末的战争和灾害中，损失的人口至少就有4000万。

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在二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中，中国人没有在“家天下”式的改朝换代之外，培养出一套更和平、更少代价的解决问题的观念和制度？

我们不得不承认，君主集权制体制之下，皇帝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正是导致政权危机的一大原因。秦二世胡亥说：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秦二世并未调整他的统治策略，反而变本加厉，杀臣僚，兴劳役，加速了秦代的灭亡。

秦二世的这种观点并非一种孤立的现象。汉高祖在长乐宫建成庆典中，因为享受到叔孙通制定的君臣之礼的荣耀，也曾经说过：“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唐太宗说：“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宋太祖也曾经评论说：“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 这些言论和评论，都表明了皇权本身就潜藏了政治的危机。

不仅如此，由于皇权的至高无上，也带来了他人的觊觎。秦始皇南巡至会稽，观看的人群中，项籍就说过：“彼可取而代也。”而这种观念，正是改朝换代的重要动力。

晋代的潘尼就曾讨论过这种现象：

唐代的皮日休也说过：

在这种政权争夺的背后，一方面是皇权的至高无上对觊觎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争夺政权而对“民命”的漠视。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昏庸暴虐之君层出不穷，甚至如唐太宗也曾说过“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但在中国古代，很少见到有人针对君主集权制政体本身进行反省的，大多数人的讨论都只是针对君王的个人品质对政治治理的影响。甚至到明末，这种情形也未有多大改变。

明末对君权的批判，比较激烈的声音是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发出的。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直接区分了“国”（以权力的维系为特征，即一姓王朝）与“天下”（以价值观的传导为特征，不以王朝存在的时间为转移）的不同，事实上承认了皇权也不能凌驾于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观之上。

而王夫之则在《读通鉴论》中多次讨论到“一姓”王朝的存亡（私天下）不能与生民之生死（公天下）相提并论。如说：“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兴亡之修短有恒数，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更激烈地批判来自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黄宗羲说道：

在这段文字里，黄宗羲认为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乃是“天下之大害”，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的确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但是，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黄宗羲抑或顾炎武，他们的批判事实上只是涉及改朝换代的方式（由此一姓更换成另外一姓，多流血与少流血），并未否认君主集权制，他们的批判更多地是在帝王的个人品质（明君或暴君）上打圈子，而非针对这种政体的危害，更非要创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所以即便如黄宗羲，在《原君》的最后，也依然把主题转回到了“明乎为君之职分”的论点之上，而非进一步质疑君主集权制的正当性。

三、

虽然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制并未减少改朝换代过程中发生的灾难，但从历史上看，改朝换代源自王朝政治的衰败，而王朝的政治衰败及至最后的灭亡，却不都产生于君权鼎盛时期。相反，在大多数时候，王朝的衰败正是从君权遭到削弱时开始。

我们不妨列举一些事例作为佐证：

秦代：君权在秦二世时被宦官赵高所削弱。

西汉：君权在元帝之后被外戚和宦官所削弱。

东汉：君权在和帝之后被外戚和宦官大幅削弱。

唐代：前期就出现了武则天篡唐，玄宗后期君权又被藩镇割据所分割，之后又被宦官和朋党所削弱。

北宋：君权在徽宗时期被权臣蔡京所削弱。

南宋：君权在宁宗时期被权臣史弥远所削弱。

元代：君权在顺帝时期被权臣伯颜所削弱。

明代：君权在天启时代被宦官魏忠贤所削弱。

清代：君权在乾隆后期为权臣和珅所削弱；在同治、光绪年间，君权则由慈禧太后所掌控。

从这些朝代看，君权遭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即位时年龄往往非常小。如西汉，成帝、哀帝即位时20岁，平帝9岁，孺子婴仅2岁。东汉，从和帝之后，即位的皇帝都没有超过20岁，汉末的灵帝13岁，少帝14岁，献帝仅9岁。唐末僖宗12岁，昭宗22岁，哀帝13岁。北宋，哲宗10岁，徽宗19岁。南宋末年，恭帝4岁，端宗9岁，幼主8岁。元代，宁宗7岁，惠宗14岁。明代，天启皇帝16岁，崇祯皇帝19岁。清代，同治皇帝6岁，光绪皇帝5岁，宣统皇帝4岁。在王朝上升途中，皇上年龄小未必有太大的危害，如汉武帝即位时只有16岁，清代顺治帝即位时6岁、康熙帝即位时8岁，并未给政权带来严重的危机。但在王朝走下坡路时，皇帝的年龄幼小，就给权臣和近臣的窃权提供了机会，由此带来某些强势集团的权力扩张，并因而导致广泛的腐败，正是王朝政治走向衰败的标志之一。

君权削弱带来的一个巨大弊端就是朋党政治。朋党并不始于君主集权制政权出现后的时代，《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指的就是朋党。孔子亦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说法，《逸周书·史记》有 “下争朋党”、“内争朋党”的提法，《战国策·赵策》苏秦说赵王也有“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的主张。秦代以后，朋党问题乃是中国古代政治上的一大痼疾，汉末、唐代、宋代、明代都出现过政治危害甚大的党争事件。对于朋党的危害，唐代李德裕，宋代王禹偁、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范纯仁、华镇、李纲、李石、陈耆卿，元代的许谦，明代的崔铣、王世贞等人，均有专门的文字进行了讨论。其中最著名的说法，就是欧阳修的“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大抵由孔子的说法而衍为一说。

但中国历史上的朋党，断然不是这种“君子”、“小人”的二分可以分别的。朋党的背后是政治权力资源的再分配，因而组成的党派并不能截然从道德上进行区分。更为糟糕的是，在崇尚权势的社会里，惯常被视为“小人”的人更容易结成派系，并假借“朋党”之名清除异己，汉末的党锢、唐末的清流、宋代的伪学、明代的东林，都是在这样的名义下被干掉的。

朋党几乎是君权削弱之后的必然结果，但即便在皇权鼎盛时期，朋党也是王朝政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清代。清初统治者鉴于明代的党争，从立国之初就严厉打击朋党。顺治十一年，南党领袖大学士陈名夏被杀，次年针对陈名夏事件而纂辑并由顺治钦定的《御定人臣儆心录》颁行，首篇就是《植党》，可见杀陈名夏的主要原因，是顺治皇帝担心汉大臣的结党威胁到皇权。顺治十七年，还下令严禁士子结社订盟、把持官府。康熙时期，也多次敕谕严禁结党。康熙八年，即以结党的名义除掉了鳌拜。甚至后来还以朋党的名义废掉了太子胤礽。雍正皇帝则专门作有《朋党论》对朋党加以禁止，雍正四年，也以结党营私之名处罚了顾命大臣隆科多。乾隆时期，皇权达到极盛，虽然屡次降诏申饬群臣不要结党，但对清代政治损害极大的贪官和珅，却正出在此朝。

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君主的权威可以有效地抑制朋党，但朋党并不会因为这种抑制而减少或消失，相反，利用君主的权威而形成朋党，则是更常见的政治现象。因此，君权的削弱并不等于君主集权制的体制力量遭到削弱。君权的削弱只是集权体制之下的一种权力分拆方式，它的背后，正是强大的体制力量给予了支撑，权力的操控者总是打着君权的旗号作威作福。换句话说，正是君权的权威性，为权力操控者操纵权力提供了保障。史书经常出现的“太阿倒持”、“窃弄威柄”的说法，就是指此而言的。

四、

正是因为君权可以有效地抑制朋党，中国的古人在政治设计中常常把眼光投向明君，期待明君的出现以获得政治清明、天下大治。“明君”的“明”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而更是对政治治理方式的要求。因此，中国的古人一方面主张强化君权（赋予君权以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主张君臣“共治天下”。

强化君权与共治天下，这两种主张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前者如商鞅、韩非子的说法自不必论，《尹文子·大道下》也称“君臣上下”为“不变之法”，君王要以术御下。在讨论到国家存亡的六种征兆时，尹文子还说：

尹文子把“君权轻、臣权重”视为亡国之征，也很好地表达了强化君权的思想，所以他认为：“乱政之本，下侵上之权，臣用君之术，心不畏时之禁，行不轨时之法，此大乱之道也。”

但尹文子的“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则又是指君权的运用要有一定的尺度。“胜”指欺凌，君上一味地欺凌臣下，也是大乱的原因之一。虽然尹文子并未涉及“君臣共治”的问题，但“上下不相胜犯”的说法，则说明他并不赞同君权的无限扩张，而是在君臣之间也需要有一种平衡。

比尹文子更激进并且可以视为后代“君臣共治”观念的源头的，则是《六韬》和《吕氏春秋》中的说法。《六韬·文韬·文师》说：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六韬·武韬·发启》和《顺启》以及《今本竹书纪年》、《逸周书·殷祝解》，大略上可以判断这是战国甚至更前时代就产生的观念。

在《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中，这个观念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

对比前文王夫之、黄宗羲的说法，不难发现它们与这段文字的相似性，可见“公天下”的思想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吕氏春秋》。

“公”一方面是指君王治理天下应当大公无私，另一方面则是指天下并不能为一姓所独享，而应该服从更高的“道义”原则，即所谓“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逸周书·殷祝解》）。

“有道者处之”也代表了一种权力让渡的方式，这正是后代王朝更迭时，新朝为自己取代旧朝的做法寻找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所以对这种“公天下”的观念，我们并不能作过分拔高的解释。但这种观念在后代的流传，让“君臣共治”观念变成一种通行的政治话语，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

“君臣共治”的主张在汉代就已经司空见惯。贾谊《新书·修政语》借师尚父（姜尚）之口说：“天下圹圹，一人有之；万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圹圹，广大的样子。藂藂（丛丛），众多的样子。所谓“一人有之”、“一人理（治）之”，也就是《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所谓的“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的意思。但味其语意，已经与《逸周书》和《吕氏春秋》中的说法有点不同，也就是突出了“一人”（皇帝）拥有和治理天下的特权。

更明确地使用这个词汇是汉宣帝，史载他曾说过：“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注2]这个说法，指明了君臣共治是君王授权给臣下以处理具体事务，并不意味着君王与臣下共同拥有天下，天下只是君王一个人（姓）的。

汉成帝时大臣谷永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这种治国方式的注脚：

这里所说的“公”天下，并非真的强调“天下”是属于人民的，而只是警告为天子、诸侯者如果“无道”、不为民着想，就有失掉政权的危险（“不私一姓”）。

类似的说法，史籍中所载繁伙，不殚罗列。如曹操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就说过：“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甚至是极权时代的明朝，朱元璋也在诏书中这样说：

清代的乾隆皇帝也说过：

由此可见，“共治天下”只是在君权羽翼下的有限分权，并不意味着“共治”者有多少发声的权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共治”的“合伙人”并不是广大的人民，而仅仅是其中的佼佼者——臣子或贤能之人。如董仲舒，就把君、臣、民的关系比喻成人的身体：君王是心，群臣百官是四肢、脏器和孔窍，圣贤是让身体各部分归顺于心的掌控的人物，而百姓只是“形体”。更清晰地分辨这种不同的是宋代的文彦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载：

文彦博的话非常清晰地表明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以官员为主体），而不是“百姓”[注3]。

尽管“合伙人”有这样的限制，但“共治天下”的理念还是在君主集权制的层层黑幕中留下了一点缝隙。这就是：君王不能以天下为私有而恣其所欲，应该以百姓的福祉为统治的目的，故选贤任能以共治天下就是治国的题中之义。

五、

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的确有一些政治观念是相当先进的，“共治天下”也就是其中的一种。虽然君主集权体制下的“共治”常常是个“真实的谎言”，但在思想相对活跃的时代，由这种观念还是派生出其他一些更激进的说法。举几个例子：

宋陈时中《公卿议钱币如何》：

宋黄履翁《君权》：

明邱濬《大学衍义补》卷十《治国平天下之要》：

明王阳明《山东乡试录·礼记·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可以发现，中国的古人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的弊端并非完全懵然无知，而是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尝试提出解决之方。如黄履翁就直接把一些政治弊端与君权挂上了钩：皇上如果事必躬亲，必然不能面面俱到，因而这种做法就埋藏了祸患（“生患之原“）；皇权的至高无上，正可以被窃弄威权者所利用（“弄权之渐”）。在这些观念化的“共治”思想背后，就是要求皇帝应该让渡部分权力。

然而很不幸，观念固然能构成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却未必能影响真实政治的走向。在现实中，“共治”常常是作为君权的一种补充手段，在君权弱化的朝代，强调集权更是优先被选择。而更为不幸的是，高度的集权本身，正是王朝衰败的开始。这种情形，在汉武帝、唐玄宗、明嘉靖、清乾隆几朝都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在此不再作具体的描述了。

需要反省的是，从秦到清末的2131年中，中国的大小王朝经历了几十个，但在政治制度上的进化却是很有限。即便有的一点进化，还是朝向专制和非人性化，以防范民众为核心。就如宋代叶适所说的：“古者君既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而其力常有余。后世不养、不教，专治民，而其力犹不足。”“专治民”成了这些王朝存在的根本动力。所以在政治衰败的时代，想振兴王朝的人也只想到强化君权，增加集权的砝码，从未有人考虑让权（如明代的张居正改革）。而王朝统治者自身也无意于百世千世，能够活上几百年也就心满意足了，朱元璋“三百单八亦足焉”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朝代的循环除了导致政权缺乏连续性，还导致“得天下”的权力观念变成为一种政治文化，为几乎所有的人奉行不违，并因此成为王朝循环的动力。而朝代循环的代价，就是战乱和百姓的流离失所和死亡。

因此，在朝代循环的议题下，如何让渡权力，以真正地达成一个人民“共治天下”的局面，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制度上的改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上的改造。——观念永远比现实更带有虚幻的色彩。

2021年2月8日初稿于了不了斋

【原发于2021年2月8日我的头条号】

【注释】

[1]我选了手边有的几部中国通史类著作作为样本，这些书是：大陆范文澜和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台湾傅乐成主编的《中国通史》、陈致平主编的《中华通史》，美国《剑桥中国史》（中译本，缺宋朝卷和清前中期卷）、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中译本），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断代史系列》和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系列》（中译本）。此外参考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孟森的《明清史讲义》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中的《清代全史》等。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美国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等未纳入参考。这些著作并非每部都有明显的章节来讨论王朝兴亡的原因，甚至各个朝代的写作都有差异，但各部著作都在叙述中涉及这个问题。比如说，《剑桥中国秦汉史》在谈到秦代的灭亡时，立有专节《崩溃的原因》；而在汉代又没有这样的专节，只是在《汉代的灭亡》一章（尤其是其中的《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一节）中讨论到这方面的问题。此外，在具体的讨论时，不同作者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本文的归纳只是综合其大意，不一一对应各部书的具体表达。

[2]按：引文见《晋书·刘隗传》附《刘波》传，后世史籍多引此文。《汉书·循吏传》、《后汉书·左雄传》、王符《潜伏论·三式》等均作“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3]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三章中引述了这段文字，认为不能把“士大夫”和“百姓”作对立的“阶级”来看待，因为“士大夫”是通过科举获得了治天下资格的“百姓”，这个看法显然是有问题的。除了忽略了董仲舒“身体”的比喻（董仲舒的话见《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也未注意到汉宣帝的说法，更忽略了先秦以来各类史籍中保留的“共治天下”观念的真实含义。很显然，文彦博并非因为士大夫来自百姓而赞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恰恰是在传统语义上使用这个词。更何况，这段文字整个语境中的“士大夫”和“百姓”（神宗的话）都是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