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前妻发飙：头等舱下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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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基思·佩恩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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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阶梯 ——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

一段两个小时的飞行，足以改变人的一生。在华盛顿飞往杰克逊维尔的航班上，没人知道约瑟夫·沙基为什么忽然转身，一把夹住了身后那名乘客的头，也许是因为那名乘客说话声太大，也可能是他突然用脚抬高了沙基的座椅靠背。然而，据目击者回忆，当时这名乘客并没有挑起任何事端。

这时，机组人员迅速出现，以制止这场骚动。但沙基并没有被吓住，他用膝盖抵住一名空乘的下身，胁迫他走到紧急出口处，试图在飞行期间打开舱门。最后，空乘和几位乘客制服了沙基，给他戴上了塑料手铐。飞机一落地，沙基就被捕了，他将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

（图片来自网络）

发生在头等舱的不良行为总是与众不同。2009年，在一架即将从棕榈滩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坐在头等舱的伊凡娜·特朗普（对，川普前妻），为屏蔽邻座几个孩子叽叽喳喳的噪音，戴上了头戴式耳机。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大哭大闹的孩子让她忍无可忍，她忽然情绪失控、大发雷霆，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把她送下飞机，这时，她还在朝着孩子们嚷嚷：“你们这帮小兔崽子！”

飞机是现实世界的缩影，我们每天遭遇的焦虑也在这里集中体现。我们被扔到一大堆陌生人中间，被迫把我们爱的人、普通同事等人压缩到同一级别的亲密关系之中。我们像是被塞进了一个狭窄的金属管道，在密闭空间中发酵的恐惧不断滋长，随时面临被引爆的危险。

一旦飞机升入空中，你便无处可逃，而时间也似乎无穷无尽。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几千英尺的高空时，对高度的恐惧便被触发了。机身踉跄着，颠簸着，摇摆着，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这段被未知事物扭结的感觉。从出发到落地，我们一直身处这样一段“失控”的时空中，直到被允许使用电子设备后，这种“失控”感才逐渐消失。在飞行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等待着，并不确定与我们同行的人是谁，这趟航班的飞行情况如何？谁应占用哪个扶手？无论如何，我们时刻被自己的道德感提醒着，何种生命体验更具存在主义色彩？

在飞行引起的焦虑之外，飞机还从另一方面构成了一个生活的“小宇宙”——飞机是身份等级的物理体现。他们是由铝合金和纺织品构成的社会阶梯——你所在的排数、机组和舱位代表了你所在的阶层。

画一幅机舱内部的座位示意图，更便于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在机舱内攻击陌生人、诅咒小孩子。最近，一个由心理学家凯瑟琳·迪塞尔（Katherine DelCells）和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主导的研究显示：飞行中的身份等级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在飞行时的行为。为了弄清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空中发飙”的概率，研究者分析了数以百万计的飞行数据。首先，他们比较了有无头等舱的机型并据此推理：如果地位不平等会导致坏行为，那么我们应该会在有头等舱的飞机上看到更多的“空中发飙”事件才对。他们发现，有头等舱的飞机上发生“空中发飙”事件的概率，比没有头等舱的飞机要高出四倍。飞机晚点等其他相关因素当然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头等舱的存在的确增加了发生骚乱的可能性，它使事故发生的概率被提高到和等待9个半小时的航班延误一样高。

验证这个推理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观察登机过程，来发现地位差异是如何被强化的。大部分有头等舱的飞机，都是头等舱乘客先登机，这就迫使经济舱的乘客必须拖着沉重的行李走过这些已经舒适落座的富人面前的过道，才能跋涉到自己的座位上。但是由于15%的飞机是从机身中部或尾部登机，就使得这些飞机上的普通乘客可免于这种“折磨”。如预测所示，在“前登机式”机舱内，“空中发飙”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其他登机方式的两倍，使事故发生的概率被提高到和等待6个小时的航班延误一样高。

“空中发飙”的研究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但并不仅仅是由于它揭示了不平等如何像楔子一样插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让我感兴趣的是，“空中发飙”事件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时也会发生——一张普通的经济舱机票也得花上几百美元，“真正的穷人”中，很少有人能负担一次新式商用客机的旅程。然而，即便是在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其相关差异也会造成飞行过程中的责难和争吵。而且，争吵也不只是局限在经济舱。在研究中，当“前登机式”飞机的头等舱旅客与正在登机的“乌合之众”亲密接触时，他们也多次濒临“爆发”。上述伊凡娜·特朗普的行为证实，当地位之间的不平等大到无法忽略时，每个人的行为都开始变得不那么“正常”。

但这种行为的“不正常”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不平等正以一种系统性的、可预见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情感。它让我们变得短视，喜欢冒险，情愿为了当下的满足，而牺牲确定的未来。它让我们更倾向于做出一些“自我攻击”的决定，它让我们相信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迷信般地执着于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而拒绝接受真实的世界。不平等将我们生生划分为因收入、意识形态和种族不同而不同的阵营，瓦解了我们对他人的信任。这种分层带来巨大的压力，让我们觉得既不健康，也不快乐。

假定有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住的都是上述各个“阵营”的人群——短视的、不负责任的、做出了错误选择的人，被种族和意识形态隔离的、所谓“不值得信任”的人，没空听你讲理的迷信群众，以及面对日常生活的压力与焦虑时倾向于自我毁灭的人——这个社区画像中的形象，反映了贫困者的基本倾向，可以被用来描述任何城市中的典型贫困社区或沮丧的乡村活动住屋。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不平等在中产阶级和富人阶级中也会导致同样的倾向。

关于“空中发飙”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不平等不等于贫穷，即便两者看上去有很大的重合之处。本书的主题正是关于这个现象的研究。即便有些人并不是真正的赤贫阶级，但“不平等”也会让人们“感到贫穷”或“表现得贫穷”。在我们的观念中，不平等与贫穷是如此相像，以至于世界上最富有、最不平等的国家——美国，其大部分特质也更类似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

正如多数报道所言，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现今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掌握的财富，比这个星球上最贫困的35亿人的财富总和还多。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美国，超过20%的财富被1%的人掌握。

要综合分析如今美国经济不平等的范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就像试图测量一光年的距离，或者抓住大脑中的千亿神经元，或者测量这些神经元之间几百万亿的连接。这类数据显然非人力所及。因此，让我们首先在更加合理的框架下审视经济，同时探寻在这一框架之下，人们是如何看待其经济地位的。

很多人类特征，譬如身高，可以粗略地描绘为一条“钟形曲线”（正态曲线）。这条曲线有一个巨大的中间部分——因为大部分人都集中在平均值区域，而两端的长尾呈坡状逐渐下降。这个模型也在很大范围内适用于其他描述。譬如指纹上波峰的数量，爱尔兰啤酒的化学成分，或是苏格兰士兵的胸围，等等。“钟形曲线”曾一度被认为是自然界的通用法则，而如今却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这个模型是如此通用，以至于很容易就能看出，为何早先的思想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人们衡量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时，似乎就是在一个“钟形曲线”的参数中进行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起一项调查，要求美国人识别其所在的阶层。一个经典的“钟形图”便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是，约有89%的回应者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中间阶层”，只有2%的人把自己放在了“上层阶级”的位置上。可以说，在美国人的眼中，大家几乎全都是“中产阶级”。

让我们来看一下图1的实际收入分布，你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描述。把它置于全人类的范围，我已经为这个图表划定了范围，最顶端的0.1%达到的高度是一个6英尺的位置，对应的约是美国最贫穷的20%人口；到模特脚尖处，就达到了“中位收入”，美国的一半家庭收入在这一水平上，一半家庭收入在这一水平下。底部80%的家庭的年收入都在10万美元以下：如果你的家庭收入能达到6位数，那么你就是收入在前20%的人群，你所在的位置就是这条码尺的4英寸高处了。

图形左侧的翼形意味着绝大部分人口挤在底部。向上延伸的细线说明收入达百万美元以上的人的数量极少。这就没有什么“钟形曲线”了，80%的家庭居于模特脚踝以下。

图1 用人类身高来表示的美国收入分布图

尽管图形顶端的上限是150万美元，其实有部分人挣得比这更多。如果把那些“超级富豪”计算在内，你手上这本书必须设计得更长、更高，以保持图表缩放在页面的范围之内，否则底部的99%就小到让人注意不到了。因此，就像大部分对于收入分配的表述一样，图1的表述遗漏了大部分像阿莱克斯·罗德里格兹（Alex Rodriguez）这样的专业运动员，也并没有把“名人榜”上排第一的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算进去，还忽略了那些对冲基金经理——如果这个图包含了当今最高薪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的年收入，那么它就不只是达到这个六英尺高的男人的头顶，而是应该达到一座塔楼的塔顶了。

收入分配总是一边倒，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底部有一个天然的、更低的边界，因为你总不可能搞得比0还少——至少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第二，“钱”是能“生钱”的。因为财富是可以被投资的，也只有投资才能使财富成倍地增加。金钱创造了一个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富人更富，还产生了长尾效应，那些无甚可投资的人则不能加入这个圈子之中，只能一直聚集在收入曲线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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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收入分配永远是倾斜的，在如今的美国，分配不公平程度已经比以前扩大了好几倍，而且比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更加严重。图2说明在过去50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在每10年中的变化，包括最富有的5%的人群（具体美元数根据通胀率有所调整）。在图2中，你会看到图1中的长尾再度出现：

图2 1967—2015年家庭平均收入（2015年美元）

资料来源:U.S.Census

再度出现：富人变得更富，同时穷人变得更……好吧，就当穷人们正在做些有趣的事情。而美国人中最穷的那5%，已经在过去50年里变得更加稳居底部了。

你也许并不期望看到穷人落得这样的结果（也不期望看到中产阶级这样的结果，他们基本上原地不动），就像那句众所周知的格言清晰地表达的那样：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也是大部分人在新闻头条上获得的信息——美国的不平等正在扩大。我们耳边整天充斥着那些所谓“日益加剧的经济焦虑”、“日益加剧的绝望”和“对未来逐渐失去希望”。在最近的一次投票中，30岁以下的美国人有一半认为：“美国梦”已经破灭。这种焦虑是真实的，而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充分地去了解它。但是即便依据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最穷的5%的人也仍然停留在1967年，那一年，他们被远远地甩在了大多数人身后。

虽然穷人可能不会在事实上变得更穷，关于不平等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即便你待在原地不动，如果你周围的人一直在进步，你也会感到自己落后了。你是否经历过这种情况——你坐在一列静止的火车上，这时你旁边的火车开动了，你就会感觉自己在往后移动。当上层阶级稳步变富，中产阶级和赤贫阶级就会通过比较而感觉自己愈加穷困。这种感觉并不仅仅是幻影。就像我们即将在本书前几章看到的那样，这个“幻影”将产生致命的后果。

论述经济不平等原因的书籍能放满满几架子，基本集中在大范围的历史趋势之中，譬如科技和全球贸易模式的进步，或者是税收和超前消费等政策上。本书并不涉及这些分析，相反，它将检视不平等对我们（作为人类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旨在研究“别人家的财富”——前5%、1%或者0.1%的那部分人的财富——如何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为什么富人的财富会影响中产阶级的生活呢？毕竟，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当然，我们身边运动着的火车与我们自己对运动的感觉之间也没有逻辑关系，但它确实产生了影响。这显然不能用火车的属性解释。相反，这些解释可以在人们的头脑中找到，它有能力把你的知觉“嘿！我们在动！”变为行动“抓住扶手！”。

这是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在你“贫困”的日子里，是不是自己“感觉贫困”的时间比你“真正贫困”的时间还长？为什么你邻居房子的大小会影响你的应激激素？为什么财产不安全会让我们做出将自己推到更加不安全境地的决定？为什么你在财务上的成功会让你把那些不认同你的人当成傻瓜，而你却很难做到把他们当成与你持不同观点的人？

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会改变收入分配的情况，这本书也不能提供新的政策建议，以改变税率或者改善社会保障。然而，它将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譬如有助于解释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现代高科技世界中的一些悖论——平板电视对你来说很便宜，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能获得财务安全。在这个平均住房面积达2600平方英尺的世界上，很多家庭仍负担不起一次要花400美元现金的急诊。

虽然评估不平等在宏观层面上的原因和经济后果是很重要的，但事实上我的目标更加个人化。这个目标就是把我们所知的收入分配与调查数据，同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个体的真实情况连接起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家人、朋友和同事，一同走向未知的未来，理解财富分配如何形塑我们的思想，可以让我们更加游刃有余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能够接受这些理念，它们就能够逐步减少不平等本身。现在，我们将从已经认识到的“飞机冲突”、“不动的车厢”以及“他人豪华的住宅”这些人类经验出发。所有这些经验都让我们感到，自己似乎正处于坠落之中。

作者：【美】基思·佩恩

译者：李大白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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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软阶层与不平等的话题，我已经在星球聊过很多。

今天推荐的书，来自基思•佩恩（Keith Payne）的《断裂的阶梯。》

他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心理学教授。作为不平等与歧视心理学的国际先驱。

从软阶层的角度，

经济上的不平等，只是其中一方面。

身份和心理以及社会资本等看不见的因素，更重要。

自我成长更重要。你的差距在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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