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塔知青的朋友——黄狗Yellow

2022年07月15日00:43:23 热门 1023

杏林塔知青的朋友——Yellow
作者：朱维毅

看见北京街头那些围着主人颠颠地跑前跑后的小狗，我常常会想起插队时由我们几个北京知青豢养的那条小狗。这是一种真实的怀念，是对老朋友式的怀念，因为它和我们最难忘记的一段生活相连。

我们养的这条狗有一个洋名，叫做“耶娄”（Yellow）。这个名字是我给起的，因为它有一身金黄色的闪亮皮毛，用英文“Yellow”称呼它，名副其实，朗朗上口，和老乡们常用的“赛虎”、“黑牛”、“花子”等柴禾狗的名字相比又多了一些学问。耶娄刚进杏林塔村时，老乡四大娘说：“真个切它了（真漂亮了），唤的块甚了？”我说：“唤块耶娄”。于是，耶娄在老乡们的嘴里就被叫成了“牙－漏－儿”，这三个字只要拉长声分开了念，榆次大山中的原汁原味的腔调就全出来了。

耶娄原籍太原，它是被“抢”来的。

1968年底，北京25中的“老初三”牟新艇（杏林塔知青点的发起人）因患肝炎去太原传染病医院养病，和同病房的太原待业青年小高成了朋友。小高也是“老初三”，矮小粗壮，一脸横肉，待人热情，讲义气，而且是个非常生动的人。我去太原玩，没有地方住，就到传染病医院去投奔牟新艇。护士对小牟说：“招人住在这里你就不怕传染人家肝炎啊？”小牟礼貌地问：“那住你家去行吗？”。这时小高在一旁表态：“这的吧，位移（维毅）就睡饿（我）的床，饿回家睡。”小牟厚颜地说：“那谢谢了啊”。作为报答，他转身向我介绍道：“小高的大名叫高万敏，我们都管他叫睾丸敏。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光杆无毛，要不要看看？”

我刚刚表示同意，小牟就带着两个病友猛扑了上去，小高左推右挡，最终还是牢牢地护住了裤裆。

战事停息后，我问：“那还有另一个特点呢？”

小牟答道：“这小子自己交待过，每天晚上他都要冒两股。”

小高抗议道：“瞎逑说了，谁告给你了？饿（我）说的是，只有在睡觉做好梦的时候才冒的了。”病友老刘是个中学音乐老师，刚才在围攻小高时把眼镜掉到了床底下，这时他趴在床底下一边摸眼睛一边用他浑厚的男高音插话道：“我说小高啊，你哪天早上不求我给你解梦？正常生理现象，为甚就不认了？”

大家重新坐定后，小高开始向我示宝：一只汽枪和一个粗制滥造的六弦琴。这是他两年来通过每天少吃一顿饭的方式攒钱买下的两个心爱之物。说话之间，他弹奏了一曲《叫大娘》展示才艺，边弹边唱到：“叫大娘，你坐下，听‘饿’来说上两句知心的话，我说大娘呵……”

老刘在一旁给我解释：“这是一首山西的老民歌，民歌一般都和性有关，下一段的歌词就不堪入耳了。”

小牟的肝炎一时半会儿养不出个眉目，而他老爸从宣化炮校寄来的30块钱医疗费也快花光了，于是他决定在太原过完1969年的春节就回山。我们约好：等我春节后从北京返回时，我们在榆次县城会合，然后一起回村。

在小牟回村之前，小高要尽东道主之谊，但因其过于穷酸，请客吃饭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扛着汽枪，揣了一个医院发的窝头，拉着老刘一起陪小牟去逛迎泽公园。那时太原有三个“迎泽”：迎泽大街、迎泽公园、迎泽牌香烟，只是从来没有迎来过毛泽东。

他们三人原准备转一圈打几个麻雀就算了，未料在公园一隅有了意外发现。

那里有一个被铁丝网围住的狗圈，圈门大开，有一条巨大的德国牧羊犬带着三只毛茸茸的小狗在圈外晒太阳。这三只小狗长的极可爱，它们的耳朵不象母亲一样直立，而是半立半耷拉的，一身黄毛金光闪闪，唯独耳朵尖和小嘴是黑色的。小东西们刚刚能够行走，身体软软的，发出的声音细小的象老鼠哼哼。小高说：“肯定这条德国的狼狗被咱山西的黄狗‘歹’过了，要不这些狗崽不会长成这样”。老刘说：“中西结合，杂交优势，这些小狗应该不错。”小牟怔怔地看了一会，眼镜片后忽然闪出一道贼光：“哥儿几个，帮我偷一只带回山上去怎么样？”。

三个病友一拍即合，并且迅速进行了分工：

老刘负责放风和掩护，用他高亢的男高音练歌，以便遮盖狗圈里的声响，万一狗的主人回来，他还要用敬烟聊天的方式把他拦住；小高负责把大狼狗从小狗崽的身边引开并控制起来；小牟呢，负责挑出一只最好的小狗抱起就走！

看看四下无人，三人开始行动。老刘由低转高地拔了几声嗓子，然后开始引吭高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小高掏出怀里的凉窝头，自己先啃了一大口，然后把剩下的一分为二，一半交给小牟，自己把另一半掰碎，一块块地抛向母狗。在人还不能完全吃饱肚子的当时，窝头对狗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母狗看看地上的窝头，看看小高，又看看自己的孩子，犹豫片刻，终于起身沿着小高抛洒碎窝头的轨迹一步步向狗圈里走去。在进入狗圈大门之前，它忽然停住脚步回头看看不远处的几个孩子，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

小高趁热打铁，把剩下的一块最大的窝头一举抛向狗圈的纵深处。

母狗一念之差，迅速扑进圈里，看来是想快速获得食物，然后尽快返回孩子们的身边，可惜为时已晚。

说时迟那时快，小高果断而敏捷地关闭并扣住了圈门。母狗不再理会那块窝头，转过身来猛扑圈门，一边狂吠一边跳跃。与此同时，老刘的歌声变得更为高亢，与狗叫声交响呼应，安静的公园突然变得分外热闹。

时间紧迫，藏在附近一棵大树后的小牟突然闪出敏捷的身影，扑上去一把揪住一条小狗的尾巴拎将起来，小狗一声尖叫，小牟立即扔下又去拎另一只，又是一声尖叫。到他拎起第三只小狗尾巴的时候，那小狗不但不叫，还在空中扭头看了小牟一眼，象是在和他打招呼。

“好狗！”小牟一声喝彩，当下把狗揣进怀里，大喊一声：“同志们，撤！”

三人没跑出几步，身后传来一生嘶哑的吼叫：“干逑甚了？站住！”

他们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公园的一个值班老头追了上来。三人交换了一下目光后，小牟和老刘拔腿又跑，而小高则慢慢转过身来，拉下一脸横肉，单手举起汽枪指向了老头。文革中，太原的造反派和流氓是两只同时发展壮大的大军，在抄家和打人已成为社会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时候，伤一个人和抢一条狗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此时断无道理可讲，唯强弱决定胜败。在小高凶象毕露的威逼下，老头骂骂咧咧地停止了追赶的脚步……，就这样，耶娄加入了我们的上山下乡行列。

抢狗后第三天，小牟打点行装离开太原返回了榆次县城。当时没有电话联系，我在北京探亲时给他写信约好在榆次火车站碰头的时间。因为没钱住旅店，小牟抱着耶娄在榆次火车站的长椅上混了一宿。

天亮时分，我乘坐火车到达榆次。我和同村的插友张振国一下火车就看到了接站的小牟和他怀里的耶娄。耶娄好像和我有缘，抱过来时一声也不吭，只是用小黑鼻头到处闻。它的鼻子还没有长起来，脸有些平，时不时伸出舌头迅速地舔一下自己的鼻头，毛茸茸的小身子传递给我一股软软的温热。但周围只要稍有响动，它就立即从我的怀里立起小脑袋，用清澈发亮的一对大眼睛四处张望，显得警觉而可爱。

1969年初，榆次县城的两大群众组织“红晋中”和“一把火”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双方均以革命和真理的代表自居，都把对方归类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阵营，说理讲不清楚时，就磨刀擦枪地想消灭对方。武器、兵力、作战方案都准备完毕，一个火花就能擦出一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准战争。号称“一条马路一个猴，一个警察把两头”的小小榆次县城内布满了街垒，泾渭分明。两派的高音喇叭不停地相互发表着“最后通谍”，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工人在路上往返穿梭……除了石太线的火车没有停驶，一切通往榆次的公共交通都中断了。我们没有财力也没有胆量在榆次停留，只能抱着小狗耶娄徒步回山。

从县城去杏林塔村要走80多里的山区公路，以我们的体力，这段路程虽然艰难，但空着手走一天还是可以拿下的，但背着行李就是另一回事了。小牟随身背着全套的住院养病家当，我和振国则都提着沉重的旅行包，里面装满从北京家人嘴边揩下来的大米、挂面、猪油和一些打发日子的闲书，在这种情况下长途跋涉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出榆次县城时，因为武斗中有一派沿途设卡，我们必须常常绕路走农田，遇到拦截时，还要费很多口舌解释我们的北京知青身份，以及坚决拥护对方革命路线的立场……一来二去，走到离县城不足三十里地的长凝公社时，天色就擦黑了。我们只能在那里住下。

在大车店住宿的费用不菲，一人要花一块钱，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任何收入的人来说无疑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但大家已经精疲力尽，加上小牟还有肝炎病在身，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白天的一路上，耶娄都被我们塞在一个背包里，露出一个小脑袋左顾右盼。在大车店里过夜时，我们把它放在地上。睡到半夜，我们听见它吱吱地尖叫，开灯一开，它正靠着一面空墙上抬头站立着，两个前爪搭在墙上不停地抓着，显然它是想上我们的炕，但是看错了地方。我们一起大笑，振国跳下炕把它抱起来，然后和耶娄一起钻进了那油光光，硬邦邦的被窝。刚躺好，他突然发一声喊，随后一屁股坐了起来叫道：“我操！”我们问他怎么了，他愤怒地说：“丫嘬我老二……”。

耶娄自从离开了它的母亲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瞬间断奶。我们无法给它找到任何代奶食品，只好采取我们吃什么它吃什么的做法。喂食时，需要把那些河捞（用玉茭面压出的面条）和小米饭团搞得稀碎，再兑上一些温水搅一搅，用一个小罐头盒当它的餐具。好在它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极强，在从太原回山上的三天时间里，只拉过一次稀，蔫了半天，以后就一直很活跃。

第二天赶路，我们偶尔把耶娄放到地上，让它学着跟我们跑。耶娄分外兴奋，一落地就撒欢。小牟对它说：“瞧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农村的空气多好！老呆在太原守着你妈，不变修才怪。同意就摇摇尾巴！”耶娄闻言后赶紧把小尾巴一阵紧摇，表示十分认同插队落户的伟大意义。

上山之前，振国找到一条红布带给耶娄系在脖子上，这一个小小的装饰使耶娄显得格外乖巧和顽皮。我们进村时，知青和老乡一片欢呼，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带来了开荤的食品，也因为可爱的耶娄的到来。

在杏林塔村的知青点建立后不久，大家都有一个不好的感觉：随便去哪个村，总有一些咄咄逼人的柴狗窜出来拦路，险象环生，因此大家都希望拥有一只属于知青集体的狗，即是卫士，又是个伴儿。如果不是这样，小牟也不会冒着被迎泽公园管理处打成“坏分子”的风险去偷狗。

耶娄在众人的围观下有些不安，谁碰它都不让，就是吱吱地叫着往小牟的身后躲。可能就从小牟在迎泽公园拎起它的尾巴对视的那一刻起，它已经认定了小牟是自己的主人。

就此，耶娄陪同我们插队的生涯开始了。不同的是，我们最终悉数离开了曾发誓扎根一辈子的杏林塔，但耶娄却再也没有回到城市……

在石圪塔公社庆城大队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向阳的梯田山坡，共110亩地，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建有几幢土房，这就是我们插队的村子杏林塔。

杏林塔是一个自然村，在行政上隶属于四里地以外的寨洼生产队。这个村子以前叫高家庄，鼎盛时期曾经有十多家高姓农户。因为地处偏僻，水源缺乏，住户大都迁走了，最后只剩下了两户人家5口人：一家是三大爷三大娘外带一个10多岁的小外孙，另一家是四大爷四大娘。四个老人都年近70了。

因为5人不成“庄”，当地人就依据满山杏树的存在而把村名改成了“杏林塔”。这倒是一个挺有文学品味的名字，但杏林塔无塔，“塔”字因何而来，着实让人不得要领。经过一段研究，我猜测杏林塔的原名可能叫“杏林沓”。沓者，绵绵不绝是也，纷沓而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山里人称山坡为“山沓”，这到正好符合杏林塔这个大山坡的特点。至于是谁把“沓”字换成了“塔”字，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一字之变，把这个地名变出了一派诗情画意，不可不谓神来之笔。至今振国还把自己的网名定为“杏林知青”。

这样出彩的地名在石圪塔公社甚是罕见，各村的地名一般都很土，最恐怖的要属一个叫“狼窝”的村子。村里有个北大附中的老初二学生给家里写信，不留神把睡土炕写成了“睡土坑”，信寄到家里后，她老妈泪流满面：可怜的孩子啊，钻进石疙瘩堆里不说，还被安排到狼窝，睡进了土坑……

知青点的建立，给杏林塔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注入了活力，我们的自定位是“扎根农村改天换地”，而县安置办（后改为知青办）的设想则是为我们这些北京无法安置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我们既无资产也缺乏知识）提供一条阶段性出路。

耶娄上山时，杏林塔的北京知青集体正处于兵强马壮的鼎盛时期。男女生共10人，家庭出身分为革干（只是尚未解放）、革军（但属于起义人员）、职员（有严重历史问题）三类；政治立场分极左、中左两类，无一“落后分子”。这也难怪，在那个年代不激进就属于放弃。那时我们刚插队的新鲜劲还没过去，大家每天清晨出工前要集体列队向一个印在铁皮上的刘春生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做早请示，晚上要在煤油灯下例行一小时政治学习，其间就是人人拼尽全力的原始劳动。

我和耶娄在梯田地头的合影

进村后，耶娄在一段时间内曾经特别地得宠，这个抱那个逗，它晚上睡在同性别的男生宿舍屋内，吃东西享受专门给它加工的狗食。但时间一长，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始享受山区狗的一般待遇：睡在门外，吃剩饭，喝刷锅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对耶娄基本生活的关注始终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因为大家都把它认同为是知青点的一员。

耶娄是不拿工分的“社员”，在我插队的日子里，它没有一天不和我们一起下地。

耶娄对这个集体的最主要识别就是语言。它对北京话的领悟能力很强。我们谁都没有刻意去考虑过对这条小狗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对人怎么说话，对它就怎么说话。

很快我们就发现，它几乎能听懂我们发出的一切指令。也许是爱屋及乌的原因，它对所有说北京话的串门做客的知青也非常友好，甚至能执行客人们的一些诸如“过来”，“握握手”，“趴下”，“打个滚”之类的指示。但如果是说山西话的人来，它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小的时候是不搭不理，长大了一些后，听见说山西话的就叫。它也不咬人，就是拦住进村人的路猛叫一个点，胆小的老乡不敢前进，只好用比耶娄更高的嗓门呼叫我们的名字求救。北京人在称呼好朋友时，喜欢用名字里的后两个字，而山里人习惯则喜欢叫人名字里的前两个字，所以经常回喊着知青点当家人牟新艇的山西名字“牟新！牟新！……”于是耶娄的存在就起到了杏林塔小村的“传达室”作用。每次只要听见它连续吠叫，我们就知道有人上山了。

耶娄很清楚它的主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它无条件地忠于这个集体。

我们出工时，它一定在前面领跑，如果跑了一段后发现我们改变了行走线路，它会立即掉头返回跟上队伍，在新的路线上继续领跑。我们在田间干活时，它有时会趴在地头睡觉，有时会专注地在地上刨小坑，有时会自寻快乐，发疯一样地绕着一个无形的的圆一圈圈地狂奔。

知青们都很喜欢耶娄，其中尤以振国为甚。他经常在晚饭后带着耶娄散步，有时他会突然狂奔起来，引诱耶娄跑到他前面，然后自己再藏在某一个地方让耶娄调转头找他。我们的厕所是用石头搭起的两个靠在一起的露天茅房，石头垒到半人高，男女生各用一个。茅坑是一个积肥用的大缸，上面搭两块大石板，中间留一个细长缝。耶娄被我们训练得再饿也不吃屎，但振国拉屎的时候喜欢把耶娄叫去做伴，一边拉屎还一边对它喋喋不休地聊天，话题通常离不开对北京小吃的回忆，油饼、爆肚、豆汁……不一而足，他承诺耶娄，哪天如果它也去北京，一定请它去家里好好撮一顿。耶娄呢，总是一声不吭地耐心地等着他完事，然后陪他回屋。最开始大家不知道振国有这个拉屎带狗并在茅房里开展精神会餐的习惯，男厕隔壁的女生在出恭时听到振国的絮叨，还以为他想家想出了毛病，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对狗弹琴”。

有时耶娄在振国逗它的时候会突然侧仰身倒地，四个小爪子佝偻着，这时振国就会心领神会地轻轻地撸它的小蛋子，此时耶娄的样子好像很受用，一动也不动地躺着。这种情况如果被个别女生赶上，她就会说声“流氓”，然后赶紧躲开。也不知道这个“流氓”到底说得是耶娄还是振国。

不过，振国逗耶娄也有过渡的时候，揪尾巴滴溜是常事，最过分的一次是他想试试耶娄的舌头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在逗它把大舌头伸出老长时，猛然抓住舌头往上提它的身体，搞的耶娄“吱”的一生尖叫，挣脱后立即逃走，事后一整天它都躲着振国。振国叫它，它不动，就拿两只大眼睛看着他，那意思象是在说：“少来吧，你个变态的家伙……”

在我们开会的时候，耶娄喜欢列席参加，卧在地上一起听小牟念两报一刊社论和我们的斗私批修发言。听的无聊了，它就前肢贴地，屁股高耸起来仰头打个打哈欠，然后独自到门外溜达一会再进来听会。

我们下山去公路边的庆城大队办事时，耶娄总要一路小跑地跟队出发。在有的人下山，有的人留村的时候，它的行动选择就很明确：谁下山跟谁走。在封闭的杏林塔，它象孩子一样渴望走出山去开眼凑热闹。

耶娄小的时候，跟我们下山是有风险的。我们插队的那一带村村有狗。农村狗往往具有强烈的排外意识和攻击性，又承担着为那些除了家务和房事以外没有任何业余生活内容的主人严守大门的保安职责，和异类开战时这些狗绝非点到为止，下口又狠又黑。作为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豢养的幼小的耶娄一旦进入这样的环境，可谓险象环生。在耶娄跟随我们左右的时候，它们不敢贸然攻击，但当我们参加诸如评工分、政治夜校等会议而必须让耶娄在外面自处时，就是它最危险的时候。耶娄除了在“战斗中成长”以外，别无选择。

在遭遇攻击时，耶娄一般先要和那些身形巨大的成年柴禾狗对峙一段，皱鼻呲牙地从嗓子里发出低沉吼声，在敌视的气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双方就象约好了一样骤然扑向对方，咬成一团。耶娄在半岁左右的时候很难在争斗中占得上风，但狼狗的遗传使它天生具有一种勇猛善斗的特质。它不求扑倒对手，只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咬住一处就不再松开，通过这种“两伤战法”给对手造成心理恐惧，达到以小搏大的最佳效果。

当我们在其它村子里办完事情要回村的时候，只要一声呼唤，它不知从那里会突然冒出来，从来不用我们去找。起初，突然出现的小耶娄经常身上挂彩，让人看着心疼。但随着它的长大，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少了。适者生存的法则在耶娄身上得到体现，它一步步地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上山后的第二年，耶娄长成了一只漂亮而威风的大狗，食量也逐渐增大。在每人只有一份固定口粮的条件下，我们自己也刚够糊口，要维持耶娄的“温饱”并非易事。为了填满它的肚子，知青们给它的食物通常只能维持它一个“水饱”。

每天开饭时，我们一人抱一碗混着山药蛋的小米饭，坐在厨房的屋檐下往嘴里紧划拉，耶娄就立坐在我们面前等着吃土豆皮。如果在一个人面前等一段时间后没有太大收获，它就起身到另一个人面前，可怜巴巴地卧在地上再等。等我们吃完饭后，负责厨房值日的人在带锅巴的饭锅加入一瓢水，刷一阵后将刷锅水倒在耶娄的食盆里，然后一声呼唤：“耶娄！”，这时它就会象离弦的箭一样嗖地窜向厨房，咕嘟咕嘟地一口气把一盆刷锅水喝得精光，眼看肚子渐渐大起来。再随我们下地时，它就会不断地跑到树边去翘起一只腿撒尿，肚子又渐渐地变小。

图中耶娄正在等待吃我抛出的土豆皮

在我们知青勉强能吃饱肚子的时侯，“知青宠物”耶娄的饭食只能是刷锅水。在后来的多少年里，每当我看见这张照片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饥饿中的耶娄曾经犯过一次严重的“错误”。有一次寨洼生产队杀羊，全队计划分配。我们得到了五斤羊肉。在一年只有一斤菜籽油，肉蛋全无的环境下，这五斤羊肉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和关于肚腹感的无尽遐想。下午在地里秋收时，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享受这块羊肉，是红烧还是清炖，是一顿干掉还是两次享受……

晚上收工回来，我们惊愕地发现羊肉不见了！厨房的门是紧锁的，窃贼唯一能够进入的通道只有窗户，而不下地劳动的两个老大娘不具备爬窗的身手，唯一可能作案的只有耶娄。为了破案，我立即高呼“耶娄”，连喊几声才见它现身。

此时的耶娄形象相当猥琐。它四肢贴着地，头低垂着向上翻着眼睛，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尾巴还夹着，一步步地迟缓地靠近我们，那肚子圆得像怀了狗崽，胖得几乎脱了型。不用说，就凭这付嘴脸就是它干的！为了不冤枉一条好狗，也绝不放过一条坏狗，振国俯身抓起耶娄的前肢闻了闻耶娄的嘴，然后猛地把它一摔：“妈的，满嘴羊膻气！”

一顿到嘴边的盛宴让耶娄全部独享，杏林塔的小村里立刻炸了窝，盛怒之下，我照着耶娄的屁股一脚踢过去，把它踢得在地上连翻两个滚，接着“吾娘吾娘”地哀嚎而去，振国还要追打，但无奈两腿赶不上四爪，追了一阵到底还是让它跑了。

在接下去的整整一天里，耶娄都不知躲在什么地方不敢露面，直到我们气消了以后才敢现身，接着去喝它的刷锅水。

三十多年后，杏林塔的老知青在聚在一起时说到那次到了嘴边又被耶娄抢走的羊肉大餐还是嗟叹不已……那次是我们对它最严重的一次惩罚。在当代中国人开始为营养过剩造成的疾病忧虑时，在城市的宠物狗吃罐头、坐电梯、穿衣服的今天，回想一下长期以刷锅水为生的耶娄犯这样一次错误还是应该原谅的，毕竟那是耶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开荤。

耶娄对我们的忠诚不仅表现在不离不弃，还表现在护卫我们的自觉性上。带着它出门走夜路，我们从不担心会有狼群或“阶级敌人”偷袭。路上一旦有风吹草动，耶娄会立即停住脚步，喉咙里发出一阵低吼示警。这时我们就要用手电筒向四周照射，再舞动着手里的榆木拐棍，胡乱装当地人吼上几声山里常用的几句粗话虚张声势，之后看见耶娄又开始跑动了，我们就踏踏实实地继续赶路。去别的村子办事，有耶娄保驾，我们也不再担心突然有恶狗扑上来。用振国的话说，这叫“对立面转移”，此时那些柴狗们的攻击对象已经变成了耶娄。而随着耶娄战斗力的不断提升，柴禾狗们对从杏林塔下来的这支队伍也只有“敬而远之”。

属于“极左类”知青的北京七中的老初三女生赵力学过几手针灸，她曾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每天下工后跑到几里路外的寨洼村，去给一个偏瘫的孤寡老大妈扎针。我们下工时间以日落西山为准，吃过晚饭后再出发自然是漆黑一片。在这种情况下，赵力要在深山里往返，百分之百的安全自然是无法保障的，毕竟那一带山里常有野兽出没。于是，耶娄就责无旁贷地成为了她的贴身护卫，天天跟着赵力跑夜路，直到那个老大妈的身体见好。到后来，老乡们如果看见赵力一个人在山里走动而身边没有耶娄，就会觉得别扭，好像赵力的形象由此变得不大完整，一到这种时候他们就会问赵力：“凿俩（赵力），怎地就不见外（那）牙漏儿相跟了？”。

我在下乡之前当过一段时间的“文革逍遥派”。当时北京的“老红卫兵”一族已经堕落到打架、刷夜、拍婆子的一群顽主，我不大愿意和这些准流氓为伍，而军宣队进入中学后的“复课闹革命”又不教学生什么东西，老是政治学习。百无聊赖之时，我集中精力练了一段时间摔跤。最拿手的是“得和乐”和“大变脸”。

“得和乐”就是在两人对面臂膀相搭时，用左脚轻击对方右脚，同时使双臂把对方的上身向左侧引导，当对方向右用劲以保持身体平衡时，再突然用右脚绊住对方左脚，胳膊上加劲把对方上身向右侧狠拉，用借力打力的原理使对方向右倒地。

至于“大变脸”，则对力量和速度的要求更高，在对峙时，你需要首先造出一些假象转移他的注意力，寻机突然向左转身，把右腿插到对方整个身体的左侧，右臂搂住对方的脖子，用右手和右腿的力量向左侧加力，将对方仰面朝天地摔倒。就这两手我练了足足三个月，曾经被人家摔的鼻青脸肿，但最终还是练出了些门道，摔倒很多“逍遥派”里的练家子，其中不乏跤场老手。牟新艇对我的这手技艺评价为：“会两手流氓跤”。

在村里，我们知青没事时也愿意比划两下“流氓跤”，耶娄明白我们在玩，只是在一边蹦跳喊叫，象拉拉队一样给双方加油。谁赢了，它就围着谁身边跑来跑去地摇尾巴讨好加鼓励。

寨洼小队的农民们也喜欢摔跤，他们凭的就是一股憨力，干起来的时候又拉又踢，最终总是力大者为王。他们管摔跤叫“夺跌”，因为都知道我能“夺”两下，来杏林塔干活儿时就挨个向我挑战。每次开战之前，他们都要嘱咐我们知青看好了“牙漏儿”，就怕耶娄上来助战。这时，振国就得仅仅地抓住耶娄，并且告诉它：“别他妈乱动啊，这叫拔份儿，可不是打架”。

在我逐个击败了寨洼的众多“夺跌”高手之后，（其中包括牛犊子一样强壮的生产小队长秋生），终于引得寨洼第一力士“大包”现身挑战。

“大包”复姓宇文，三十锒铛岁，一身腱子肉，两条胳膊象铁棍一般黑粗硬。因为他后脖梗上有一个巨大的脂肪瘤，于是振国就参照《隋唐演义》中的隋唐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的名字给大包起了一个四字名，唤作“宇文大包”。

那大包迟迟不卷入战事，盖因他那寨洼第一夺跌高手的名头不能轻易折损。直到寨洼村各梯队的夺跌人才都被我撂倒后，他才大剌剌牛哄哄地找来我“夺”。他很清楚，这时若夺输了，不算折毁名头，因为在他之下的寨洼力士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他输了不算“载”，而一旦夺赢了，他的王者地位无疑会更为稳固。

我响应大包的挑战是经过考虑的。山里人夺跌有两大优势，一是死力气大得惊人，只要让他抱紧了，你就挂定了，连喘气都困难，真不知道他们的婆姨们晚上是怎么承受这可怕拥抱的。再有一个就是敢下辣手，堪堪不敌之际，他们会猛攻你的下三路，一把揪住了你的中央要害部门就不放。在他们之间的夺跌获胜者，往往就是先抓住对方命根子的那个人。我在和他们的较量中，特别要注意防备被贴身抱死，另外还得时刻注意“挡中央”的大事。只要这两点做到了，剩下的就是发挥技术优势，借力打力，尽快解决战斗，一般情况下我一分钟内就能搞定对手。

和大包的较量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论力气，这家伙大我至少一倍，要是让他攻成了下三路，后果“那是相当严重”。

回想起来，那次较量确实有些惊心动魄，干活的田头被我们俩摔得暴土扬尘，我要特别防备他贴身攻下三路，不敢贸然进攻，鏖战了快10分钟仍分不出胜败。这时耶娄突然坐不住了。它可能是担心我的气力已然不支，趁着振国呆看赛况之际，猛然挣脱他的桎梏，飞身扑跃上来，旗帜鲜明地一口就咬住了大包的裤脚，当下把大包扯了一个大咧蹶。在场的农民一起大呼“牙漏儿”！“这块孙子”！都以为大包被咬住了小腿脖子。大包受到突袭，他家的大狗赛虎立即挺身而出扑向耶娄，两条狗当下战成一团，双方费了好一阵气力才把它们分开。耶娄好像愤懑难平，在振国抓住后脖子的情况下向大包和赛虎狂叫不止。

大包见耶娄只是拉偏架，并没有伤人的意思，炸着两个黑膀子又和我厮杀。为了防止耶娄再帮倒忙，加上我的体力确实耗得差不多了，我决定速战速决，再绞到一起时，我抓住大包只虚晃了一下，随即使出了“大变脸”绝活儿。

在我的突然发力攻击下，大包在瞬间失去了身体平衡，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倒地时两条大黑腿竟然荡在空中。寨洼第一力士的惨败，是寨洼“广大贫下中农”极不愿看到的结局，一时间都傻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杏林塔的一群人却突然爆发出一片欢呼。我们村三大爷的外孙爱狗本来是大包的外甥，这时却坚定地站在了本村知青的立场上，他冲着大包高呼道：“散纠纠（三舅舅），你咋地就叫人家位移（维毅）摔成这地块逑朝天的样儿啦！”。

“战事”刚一结束，耶娄又扑了上来，这次他不再理睬大包，而是围着我又蹦又跳，显得既高兴，又有几分骄傲。我想他可能在说：“真行，不用我帮忙你也能给咱知青争这口气！”

这次摔跤的经历告诉我，要是我遇到点什么事儿，耶娄是一定会挺身而出的。

……

在知青拍摄“骑士照”的时侯，耶娄自动扮演随身护卫。墙上的标语彰显着我们“走一辈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决心，我和牟新艇刷这条标语时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因为口号中并没有排斥返城务工的可能。

艰苦、贫乏、封闭的生活逐渐磨蚀了杏林塔知青的“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热情。从1969年开始，知青点的领导人物小牟被病退返城，一个部队高干的女儿无声无息地被家长办回了北京，一个“黑帮” 出身的“老高三”女生看破红尘，在回京探亲时上吊自杀，另外两个男生也去了条件比杏林塔稍好的生产队。

村里剩下的几个人因为利益纠纷，加上互相看不上，终于决定分家，一个集体按男、女分成了两家过日子。

在分家的日子里，我和振国合伙。而我们的共同伙伴耶娄则成为连接两个“家庭”的友谊纽带，它分别要陪两个“家庭”的人下山打醋买盐取报纸，也要在两个“家庭”之间跑来跑去找东西吃。知青点的分裂，给耶娄带来了一些实惠，至少它的进食机会成倍增加了，刚在这家喝完刷锅水，那家就又在吆喝“耶娄”去喝了。

1970年春节前，我和振国分到了全年的小麦，一人七斤，碾成了十多斤白面。分家单过的地位，赋予了我们对物资的自主支配权。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务实观点，我们决定足足地吃上两天白面，剩下一年的日子就靠粗粮打发。我们烙了2斤一张的白面大烙饼数张，一顿饭一人干一张！那两天耶娄完全失去了去女生宿舍“就餐”的兴趣，就围着我们男生的锅台转。看来狗类也喜欢细粮。

在艰苦、清贫、寂寞和看不清未来的杏林塔岁月里，团结终归是需要的，我们渐渐感到分成两家过不是个办法。1970年夏季，两家人决定重新合并到一起。合并之日，耶娄很是兴奋，在男女生宿舍之间串个不停。它无疑感受到了在知青点里“统一大业”的实现，因为它看见我们这帮人又都为一个水缸挑水，有在一个锅里舀饭了。两家合并的那一天，耶娄享受了一次久违的干饭待遇，以后又继续去喝它的刷锅水。

在杏林塔的日子里。没有耶娄是很难想象的。

每天早上我们只要一打开房门，都会看见它趴在门口。一看我们开门，它总是先快速地抖动一阵身体，甩一甩身上的冰霜或露水，然后围绕在我们身边跳来跳去地问候早安。

我们每次外出而必须让它留守时，无论我们回村多晚，耶娄都能在几里地以外就发现我们，然后飞奔下山迎接我们。有时女生们在夜间上山时，会被月光下一声不响连蹦带跳扑过来的耶娄吓的连声尖叫。

几次春节前夕，村里的知青都会因回北京探亲而走得光光，这时我们只能把耶娄交给四大娘看管。这通常是耶娄最悲惨的时候，因为它和当地老乡从不亲近，四大娘给予它的刷锅水自然也就更为接近水的含义。所以，每当耶娄看见我们换上光鲜的衣服，开始收拾手提包时，它会格外殷勤地不离左右，好像已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分别。而且它每次都要跟着我们跑上七、八里山路，一直把我们送到公路边，直到目送去榆次的班车开动之后，才慢慢起身独自回村。那时榆次进山的班车是解放牌畅蓬大卡车，我站在高高的卡车上能看着耶娄远远走在河滩地上的金黄色身影，它是在独自返回杏林塔。显然，那个人来人往的知青点已经被它认定为是自己的归宿。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家在城市，只有耶娄把杏林塔当家。想到这里，我心底就不禁溢出一丝伤感。

随着招工的开始，知青们一个个地离开了杏林塔。走到最后，村里只剩下了女生赵恬一个人。由于集体户的不再存在，她被调到了附近的寨洼生产队，耶娄也由此跟着她离开杏林塔，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从跟随一个热闹的集体到跟随一个主人，耶娄显得有些失落，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欢蹦乱跳。但是，它仍然只认说北京话的人，仍然和寨洼的老乡们保持着距离。为此，老乡们说它是“别静（北京）学生狗”，架子大，不愿意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都不大待见它。

振国和耶娄在一起

振国插队时总穿的破烂不堪。离村当兵一年后，他穿一身国防绿军装回村，知青们老远看都认不出是谁，只有耶娄能在百米之外认出振国，并一声不吭地猛窜上去和他亲热，当时耶娄两只前爪腾空而起，身子几乎直立，完全是在拥抱振国这个久违的主人。

1974年，我和已经参了军的振国一起去寨洼村故地重游，那时女生赵恬还在村里，我们刚一进赵恬住的窑洞，耶娄就从外面跑了进来。它的身体比以前显得更为强健，金黄色的毛皮还是那样夺目。一年多不见了，耶娄居然还认识我们。也许，它根本就是因为闻到了我们的气息才赶过来相聚的。

它没有象以前见到我们从北京回山时那样欢快跳越，用前肢和我们握手，而是轻轻地摇着尾巴，把脸放在了我们的腿上久久不愿意离开。

我无法想象它的心理活动，但能感到它明明白白地在传递着一种情绪，是哀怨还是类似于人类的饮泣？我说不清楚。我猜想它也许在问：你们为什么把我带上了山，又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我？

那天，振国和我分别抱住耶娄的头亲了好一阵。在榆次聂村当兵的振国没有再向耶娄吹牛要请它到北京撮爆肚，只是拿出专门给耶娄准备好的太谷饼（当年在榆次地区档次极高的一种无馅的。粗细粮混合的甜面饼）默默地掰给它吃。面对这样一个无言的朋友，我们该如何解释必须离开它的原因呢？

来自北京25中的张振国后来被分到榆次县蔬菜公司卖菜，低水准的回归了城市。他离开杏林塔之前，我们专门换上了没有补丁和破洞的衣服照了这张相。振国喜欢把手指放进耶娄嘴里的不良癖好在这张照片中得到证明。我们的身后就是杏林塔的百十来亩梯田。

1974年的年底，赵恬被招工去铁三局，原杏林塔的最后一个知青也要告别耶娄了。赵恬把5岁的耶娄托付给了当地另一个山区生产队（小石拐生产队）的女生杨榆年，她是全大队最后一个还没有返城的北京知青。

赵恬要走的那几天，耶娄不吃不喝，不声不响，她走到哪里，耶娄就跟到哪里，几乎寸步不离，它显然已经感到这最后的一个杏林塔知青朋友也要和它告别了。赵恬要下山离去时，耶娄把脸贴在她的腿上不愿离开，嗓子里发出一串串低鸣，那样子让赵恬难受的眼圈都红了。就象每一个知青返城就业时一样，耶娄把赵恬送到了公路边，目送着她上了汽车……

第二年，杨榆年也返城了。庆城生产大队里的北京知青就此宣告悉数离开。在这种情况下，耶娄与知青为伴的生活也走到了尽头。没有办法，没有一个知青可能带上一条狗到城市里的工厂或学校报到。

后来我在见到杨榆年时，马上问起耶娄的情况。她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

她说，她把耶娄交给了村里的老乡。因为耶娄只认北京知青，老乡们无心收养，决定杀了它吃肉。杨榆年在无奈之下提出了一个条件：“你们如果杀耶娄，千万不要让我听见它的叫声”。

但是，在老乡的屠宰过程中，杨榆年还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了耶娄发出的，也是唯一的一声惨叫。杨榆年不是杏林塔知青，对耶娄的感情和我们无法相比。尽管如此，她说，耶娄的那最后一声哀嚎让她难忘。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沉默了，但在不知不觉中眼睛已经湿润。我们知青插队生活的终结，也成了耶娄生命的终结。贫下中农给予我们知青的最后一次教育，是不能浪费一切具有实用价值的生命，哪怕这条生命对知青们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耶娄尸骨无存，只有他的皮毛继续发挥着作用，被一户贫农人家垫在炕上御寒保暖，支撑他们的房事。这，就是耶娄——我们杏林塔知青共同朋友的生命结局。

三十多年后。我和牟新艇、张振国和赵恬从北京开车重返杏林塔。自我们走后，杏林塔的四位老人相继去世，村里唯一的小青年爱狗去了平原地区的北田公社，因为他的父亲刑满释放回到了北田。

杏林塔村空了，土地退耕还林了，变成了一座野山。我们没能改造杏林塔，是杏林塔改造了我们。

知青走后和耶娄死后，杏林塔撂荒了。我们在杏林塔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给城市腾出些地方，为自己搞一口小米吃。但我们当时却坚信是在为世界革命打粮。耶娄不懂这些人类的大道理，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它的命运只能和我们插队经历的起落紧密相连，同样是从城市到农村，我们付出的是青春，它付出的是生命。

当年的打谷场上长出半人高的薅草。而我们的知青宿舍被拆成了一片废墟。老乡们为取回土房子中其中唯一还具有使用价值的木头房墚，把村里的土房全部拆除了。

当年的山路已被荒草遮蔽，当年的梯田长满了野生向日葵，其间分布着林场工人种下的一个个巴掌高的小树苗。当年仅能够提供十多人饮水的泉眼，如今已经干涸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