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房、分居、改名字：犯洁癖的古代人，为何能如此魔怔？

讲卫生，是个好习惯，古今皆然。

疫情突袭，保持个人和家庭的健康卫生，显得更加重要。即便在被口罩消毒水保护的环境里，对那些犯了“洁癖”的人而言，生活依旧充满挑战。与今人动辄拿酒精擦门把手，进仨屋换三次拖鞋的行为相比，面对高致病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中的“脏乱差”，古人在讲卫生方面的“过度操作”，恐怕也不在现代人之下。

（明）仇英《竹林七贤图》（局部）

先说一位并不知名的人物——王思远。他是南朝齐朝的司徒左长史，是一位在个人卫生上爱犯“强迫症”的文化人。

此公素有文名，也是当时的大贤，但他有个坏毛病，以干净论人。有宾客来访，他总要派仆人先暗中观察，如果来人衣服上有污垢，他尽可能不上前接近，如果来人仪表整洁新鲜，他才愿意宾主尽欢、促膝相谈。即便如此，只要客人走后，他还要让仆人用苕帚反复清扫那人的坐处。

这个场景，在《大明王朝1566》中被巧妙借鉴，成为一段文人内心孤高、不同流合污的“点睛之笔”。

思远清修，立身简洁。衣服床筵，穷治素净。宾客来通，辄使人先密觇视。衣服垢秽，方便不前；形仪新楚，乃与促膝。虽然，既去之后，犹令二人交帚拂其坐处。（《南齐书·王思远传》）

《大明王朝1566》中，高翰文因厌恶郑泌昌，命令仆人清洗郑站过坐过的地方。

有其兄，便有其弟。王思远有个弟弟叫王思微，他爱干净的程度，比其兄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将爱干净的习惯，在自己身上发挥到了极致。比如，他让仆人替他提衣服时，“必用白纸裹手指”。有一次，家里的狗在柱子旁撒尿，王思微马上教人洗干净；可是一想仍觉得不行，再让人拿刀刮削柱子上的尿渍；思来想去，还是不行，他索性让人拆了柱子。爱干净到拆家，这位王公子，比一千多年后的另一位王公子，其潇洒恣意，显然更胜一筹。

宅中有犬污屋栋，思微令门生洗之；意犹未已，更令刮削；复言未足，遂令易柱。（冯梦龙《古今笑史·怪诞部》）

比起一泡狗尿动手拆房子，元朝的画家倪瓒也因别人一口痰，干了一件更流传千古的事情：云林洗桐。后世更将这个典故写入画中，变成了历代知名的绘画题材。明代画家崔子忠，近代的李可染、傅抱石、周秀廷等大家都创作过以“云林洗桐”为主题的画作，足见此典故成为彰显士大夫高洁情怀的一段妙喻。

（明）崔子忠《云林洗桐图》

李可染《倪迂洗桐图》（倪瓒自号“倪迂”）

倪瓒家是江南富户，在自家庭院内遍植梧桐树，因怕梧桐蒙上尘垢，常要求僮仆用水定时擦洗。他的朋友徐氏因羡慕倪家的藏书，有一次要求登阁参观。在去往书阁途中，倪瓒忽听朋友咳嗽一声，于是也不顾宾客之仪，马上命仆人寻找唾处，竟无所得。于是他亲自撸袖子上阵，终于在梧桐树根上寻到了朋友的那口痰。他厌恶至极，马上叫仆人将桐树洗刷再三，羞得这位徐先生哪里敢待，逃之夭夭，再不往来。

倪云林洁病，自古所无。晚年避地光福徐氏……云林归，徐往谒，慕其清秘阁，恳之得入。偶出一唾，云林命仆胄阁觅其唾处，不得，因自觅，得于桐树之根，遽命扛水洗其树不己。徐大惭而出。（王繠《寓圃杂记云林遗事》）

同样，因为吐痰，宋朝书法大家米芾不仅和朋友闹了不愉快，也失去了他钟爱的一样东西。

米芾（1051-1107）

有一次，他的好友周仁熟知道他得了一方绝世好砚，便请他拿出来看。这位周先生也是妙人，知道米芾有洁癖，便有心戏弄他一下。当米芾开箱取砚时，周仁熟也随之而起，拿了毛巾再三地洗手，做足恭敬观赏的样子。米芾高兴，觉得这个朋友理解他。没想到，砚台拿到手后，周先生一口唾沫吐在砚台上，开始磨墨。米芾顿时崩溃：“你这人怎么先恭后倨？！这砚台……我不要了！”周先生是真朋友，并非夺人所好，他事后主动归还砚台，可米芾已死活不要了。

周非欲砚，特以米好洁，聊资嬉笑耳。周后复以砚归米，米竟不取。（冯梦龙《古今笑史·怪诞部》）

有洁癖的人往往在其他事情上也显得执拗，自认正确的事情，也很难更改。不仅是砚台，米芾对个人的贴身物件都容不得一点污损。有一次，就因为别人碰了他的官靴，他便一直浆洗，直到洗破了事，方才放心心头纠结。完美一旦被打破，就变得歇斯底里，这样的人生，即便是老天爷真给后悔机会，都无济于事。

（宋）米芾《蜀素帖》（局部）

米芾因为洁癖，还有个怪毛病，那就是“以名取人”。他嫁女儿时，相中的女婿是南京人，姓段名拂字去尘，看着就是干净，米大人为此非常高兴，认为大有古人尚洁之风。米芾心中的“清洁界前辈”，就是唐朝大诗人王维。

王维也是个妙人，他为了彰显自己爱清洁的名头，便取字“摩诘”。不过，王维可能犯了错：“摩诘”乃是梵文“肮脏”和“匀称”的意思，“维”才是“没有”的意思。“维摩诘”才是无尘之意，而“摩诘”反倒成了脏乱差了。后人也为此感叹王维这样的文人宗师，也有马失前蹄的地方。

其实，一个人在卫生上犯执拗，充其量，不过是自己的事情。但在家庭中，如果夫妻两人对清洁的标准有天壤之别，就难免针尖对麦芒，让生活变得“一地鸡毛”。王安石和他的夫人吴氏，就是这样的一对“奇葩夫妻”。

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在个人卫生上的“脏乱差”，在当时即相当出名。苏轼的父亲苏洵就形象地说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穿脏衣，吃狗食，像极了一个囚犯，却在那里高谈阔论圣贤之道。这幅画面，实在太美。

（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宋史·王安石传》）

公（王安石）面黧黑，门人以问医，医曰：“此垢污，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沈括《梦溪笔谈》）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位邋遢先生，却娶了一位洁癖老婆。王夫人吴氏为此和先生“反目成仇”。吴氏曾在王安石于江宁做官时借了公家的一张藤床，想必很喜欢，一直没有归还。后来官吏来索取，吴氏还是舍不得。王安石想出了一个损招：脱掉靴子，光脚上床，在藤床上一顿躺卧。吴氏一看，哪里受得了，得，劳驾您拿走吧，被这位睡过的床，我可不睡——我们有理由推断，在王安石的晚年，他和夫人应该为“个人卫生”的事情，事实分居了。

荆公夫人吴，性好洁，与公不和。公自江宁乞归私第，有一官藤床，吴假用未还。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直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吴良见，即令送还。（冯梦龙《古今笑史·怪诞部》）

当然，老两口在年轻时还是恩爱的，他们有三子三女。吴老太太的卫生习惯，倒也并不针对王安石，也针对其他活物，比如，猫。有一次她受大女儿请求给大女婿做件衣服，即将完工之时，不巧来了只猫趴在了衣服边上，老太太一把将衣服扔到了浴室里，也没再给人。冯梦龙在辑录这些逸闻时，曾评价吴氏和王安石是“月老错配”，但就倔强执拗的性格而言，两人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食色性也，夫妇之间，本不应如此敏感。王安石还算幸运，遇到了吴氏这样，虽然嫌弃，倒还能相伴一生的“冤家对头”。可前面说到的那位倪瓒先生，在家庭生活中，就没有那么从容有趣了。

倪瓒曾看上一赵姓歌姬，待入房闱之际，又怕这小娘子不清洁，叫她反复洗了几次澡，且用手从头摸到脚，边摸边闻，始终觉得哪里不干净，只能叫她再洗。结果洗来洗去，本来一夜欢愉的好事，挨到天光大亮，只能做罢。

家里人吃五谷，难免溲溺。在上厕所这件事上，倪瓒显得非常苛刻。他建了一座豪华二层厕所，下层填土，中铺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不闻有秽气也。”后来，他因故入狱，果然因洁癖惹怒狱卒，狱卒竟把他锁到马桶旁边，加以折磨，后经人多方疏通求情，才得以出狱。所谓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也真是应在了这位老先生的身上。

其实，家里的事情终究好说，如果有“洁癖”者恰好成为了一方的父母官，那这种麻烦就有些大了。

与王思微同为南朝齐人的刘澄，在遂安当官，尽管他为官廉正，甚至还懂点医术，能为治下的百姓偶尔看个病。但他有个毛病——太爱干净。要求百姓必须每天打扫城池内外，还要做到路上没有草杆，水里也没有小虫或者是排泄物。这个标准，让百姓们苦不堪言。后来，果然因为民怨极大，被免去了官职。

（刘澄）为遂安令，为官廉正，善医术。性好洁，令百姓扫除郭邑，剪除道路杂草，民不堪其劳，坐免官。（《南史 · 儒林传》）

从文坛魁首到书画宗师，从官员楷模到高贤野逸，这些追求洁癖的古人，往往生活富足，所以才能恣意放纵个人的执拗偏好，不受外物拘束。有钱就任性，自古皆然。那些无需为追求油盐酱醋茶烦恼的人，对完美精神生活的遴选，以超强“洁癖”的外在形式，告诉世人：举世皆浊我独清。

讽刺的是，有些一生追求清洁的人，人生结局却“并不清洁”。比如，还是这位倪瓒老先生。

他一直活到元朝灭亡，直到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倪瓒因中秋夜凉染病，便到好朋友名医夏颧那里就医，住在了夏家。结果倪瓒一病不起，于当年初冬死于夏府，享年74岁。据说其临终前身患痢疾，秽不可近。一代孤高清洁之士，却死在了自己重重污秽之中，实在有世道弄人之感慨。

通过“洁癖”这个窗口，我们看到古人这些奇形怪状的“人生侧写”，反映的，恰是古代士大夫内心“道德清洁”的极端物化，和他们对那个污浊不公平世界的怪诞控诉。但，表达孤高出尘也有界限。正之，是可爱的个性；反之，则是矫情的病态。

从古到今，不独“洁癖”，生活中很多爱好或者习惯，都不能过分，所谓“不逾矩”“不越位”才好。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己有所“欲”，也不能凭借自己的任性、财富甚至权力，滥施于人。

古人诚不我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