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敌后去！冀中六分区反“扫荡”片断（一）（王俊杰）

（王俊杰,男,1922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一”反“扫荡”时任抗大二分校三团教员。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1942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冀中军区以及所属的各个分区,进行了一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这次“扫荡”的规模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扫荡”的时间之长,施展的手段之恶毒,都是罕见的。敌人妄图一举将我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摧毁,变为它的“治安区”。于是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现将我冀中第六分区反“扫荡”的情况,扼要回顾如下。

反“扫荡”前的敌我态势

日军方面。日军自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更加陷入了疲惫消耗的境地。它为了支持其所谓“大东亚圣战”,巩固其南进的后方,加紧掠夺我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便梦想首先“确保冀中”。

敌酋冈村宁次于1942年3月绞尽脑汁,阴谋策划,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扫荡”进攻。北平、天津、保定、石门的日伪军频繁调动,阴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敌人首先调集了清水四十一师团、原田二十七师团、饭沼一一师团、铃木混成第一旅团、池上混成第九旅团及二十六师团的十二联队、山崎骑兵第十三联队、二十九独立飞行大队所属的两队空军(伊丹和小林部)共约5万余人,并根据以往“扫荡”作战的经验,将这些部队区分为第一线直接参加“扫荡”作战的部队和封锁配合作战的部队。直接参加作战的部队为四十一师团(6个步兵大队)、混九旅团(5个步兵大队)、一一白泷步兵联队(6个步兵大队)和混七旅团的二十九步兵大队(小川雪松大队)。其中以四十一师团、混九旅团为主要进攻力量,其他皆为配合封锁作战部队。这些部队于当年的3月份,便开始隐蔽地频繁调动、调整部署。因其大“扫荡”的主要进攻地区,选在军区的南部和我分区境内石德铁路以北的地域,于是便将其原驻石太铁路、石德铁路西段的混八旅团南调,由从武汉新调来的混九旅团接防,其旅团部设在辛集,下属的5个步兵大队,分别驻扎于宁晋、晋县、深县、安平、饶阳境内的各个主要据点,4月底又将配属给混九旅团的山崎骑兵联队调到辛集,敌四十一师团全部也隐蔽集结于石门附近,以便实施突然奔袭合围作战。

4月中旬,敌人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这一“扫荡”计划,克服了以往的所谓一阵风的“扫荡”,而实施以连续的反复“扫荡”(又称为“精密扫荡”),并且将“精密扫荡”与彻底“剔抉清剿”相结合,妄图彻底将我各级领导机关和武装力量摧毁。敌人为了防止我转移到滏阳河以东,又于5月8日将骑兵联队从辛集迅速调到衡水以北滏阳河沿岸各主要渡口,加强封锁巡逻,还在滏阳河的下游献县臧桥进行了落闸截流。在“扫荡”前,敌人还进行了“拉网”战术实地演习的特别训练。

第六军分区是冀中军区最南部边沿的一个分区,与冀南军区相连接,西靠日军的战略重镇石门,她像一把利刃,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咽喉要地石门。敌人早就把我分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之,在1942年5月反“扫荡”之前,敌我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经过约两年的反复斗争,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分区西部的赵县、藁城、栾城等县的领导机关以及县、区游击武装,均被逼退到晋县以南的一隅之地——南北魏家口及大小尚村、胡士庄、鲁家庄、西蔡庄、张十字庄一带。在石德铁路以南的新河、罗口、四芝兰、贤门楼、大安、武邱一线以西的地区,基本上被敌人“蚕食”掉。当时,我分区对敌斗争的重点,放在石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地委、专署等领导机关,均设在束冀县境内。1941年分区司令部为了便于及时了解情况,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便由分区政委旷伏兆、副旅长韩伟(1942年初调走,后由马泽迎接任)、政治部主任龙福才带领部分司政机关干部和机要人员,组成一个短小精悍的前线指挥部(简称路南指挥部),负责指挥第二团和第一团的第三营、四十四及三十一两个地区队,在六地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对敌的武装斗争。而分区司令员王长江、参谋长叶楚屏率分区机关的大部人员,仍留在深南,指挥第一团(欠第三营)和四十地区队,坚持深南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冀中六分区司令员王长江，1899年11月出生，1923年8月毕业于保定军校，1938 年12月，时任河北民军少将副总指挥的王长江因不愿与八路军搞摩擦，脱离了民军，投入八路军麾下效力。

在敌人对我分区尚未“扫荡”之前的1942年三四月份,就曾不断地接到上级的电报指示:通报敌情调动,指出敌人有“扫荡”的征候,要求各分区加强侦察,进入战时编制,完成战备。机关要分散,部队团要分散到营、连;地区队要分散到连、排;县游击队要分散到排、班活动等等。

我分区根据上级的情况通报和指示精神,对反“扫荡”的战备工作,分别进行了研究和布置。当时冀中区党委、军区的一批部级领导疏散到我分区来。地委领导预感到这次反“扫荡”的严重性,便在束冀县境内,召开了一次有地委委员、专署的负责领导、路南指挥部的首长以及上级机关疏散来的几位负责同志参加的地委联席会议。地委书记张逢时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准备反“扫荡”的报告,分区政委旷伏兆对部队的行动和工作,也讲了话。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确定:1.由于情况紧急,决定分片进行传达与布置。2.上级机关疏散来的干部,除留地委机关的以外,其余皆疏散到各部队中去。3.对老、弱、病、伤员等要进行分散安置,能回家者暂时回家,有亲者投亲,无亲者投友,无任何关系的就安置在靠敌占区比较可靠的村庄中堡垒户家隐蔽。4.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进行精简、分散。非战斗人员一律下放,加强战斗分队。分区的西部各县,立即采取“敌进我进”的措施,撤离根据地,回到敌后本县境内,隐蔽地开辟工作。5.取消各级干部的乘马,代之以“背夫”。

会后,路南党、政、军、群等单位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都进行了精简。宁晋将各群众团体合并为抗联会;赵县将民政科与教育科合并为民教科,公安局缩为公安科。对编余干部让其回到本乡参加生产,并为抗日做些秘密工作。勤杂人员身体适合部队工作的,一律补充到县大队;无亲友关系者分散安置到群众基础好的“堡垒户”和“基点家”隐蔽。分区的部队和县区武装,化整为零,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赶制便衣。四十四区队为了掌握敌情,将侦察排扩大为侦通连,取消了炊事班,将人员分散到各战斗班中去。路北分区司令部划分了部队分散活动的地域。决定一团停止春季练兵整训,团部率第一营在石德铁路两侧活动,第二营随分区司令部行动。四十区队在深磨公路两侧活动。刚分配到司令部的一些参谋及政治部宣传部门的同志都下放到团或地区队。机要训练班以及一团临时组织的宣传队,全部解散。要求后方勤务机关对军用物资(枪支、弹药、布匹、染料等)妥为保管,各种简易机器分散埋藏。对分区的火焰剧社和供给部门的被服厂、修械厂、鞋厂、皮厂等单位的工人以及卫生部门的两个休养所、看护班、担架排、药房等单位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疏散。深南的一个印刷厂,由于除印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外,还印大量的边区票子,因此四十四区队派来4个排,于5月6日到凤凰池将边币运走一大批,其余分散给机关干部每人带上一两千元,人们称之为“随军银行”。卫生部门组织了便衣医疗小组,每小组携带一个月的药品,负责照护治疗分散隐蔽的休养病员。铁路以北的两个县,根据上级指示,召开了科长、区长以上的干部会,提出“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战斗口号。

5月7日,分区接到军区关于“敌人开始‘扫荡’及我方对策”的紧急指示。提出敌人“扫荡”已于5月1日正式开始,要求分区主力除留必要的一部分坚持外,应迅速先机跳到外线。分区司令部的行动,王司令员原来与路南首长商讨决定转移到石德铁路以南,但当5月3日晚转移到铁路附近的北四圈村时,王司令员经过慎重考虑又改变了决定,他提出敌人“扫荡”深南根据地,人民群众正需要子弟兵之时,我们不战而离开人民,失掉了根据地,责任至关重大。因此,我们“应与深南人民共存亡”,敌人大规模“扫荡”,我们就跳到沧石路北,那里梨树林很多,我们对地形也熟悉,便于游击活动。经过讨论,多数同志同意了司令员的意见。遂决定分区司令部和一团的第二营暂不外移,仍留在深南活动,作战科长英立带特务连的第三排来到路南。

来源：衡水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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