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 民建从这里走来：黄炎培日记里的星五聚餐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存民族工商业，支援抗战军需用品，一部分民族资本家克服重重困难将工厂内迁，大批工商实业界人士纷纷汇集重庆。然而，这一爱国行动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国民政府凭借政治军事特权，加大经济垄断，吞并和排挤大批私营工厂，使工商界人土陷入重重困境。为此，他们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解决内迁工厂的困难，但国民政府不予理睬，这促使工商实业界对国民政府产生强烈不满。他们深刻意识到，唯有建立自己的组织，才能使自己的要求得到尊重。于是，迁川实业家和重庆工商实业界人士每个星期五都聚集在重庆渝中区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一起交流对国内局势和国民经济体制的看法，同时，不定期邀请知名实业家、经济学家、国民党政要、中共领导人包括国际人士等发表演讲，讨论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等工商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这在当时被称为“星五聚餐会”。

星五聚餐会是民建的摇篮，对于民建先贤的孕育、民建组织的创建起了重要的作用。民建的早期代表人物李烛尘、吴羹梅、胡西园等都是著名的爱国民族工商业家，也都是星五聚餐会的重要会员。黄炎培是迁川工厂实业家的领袖，他高度关注星五聚餐会的活动。据《黄炎培日记》记载，黄炎培从1942年7月31日被推为星五聚餐会会员后，一直是星五聚餐会的重要成员，从1942年7月31日到1946年2月黄炎培离渝返沪为止，黄炎培参加星五聚餐会52次，五次担任星五聚餐会主席。三年多时间里，黄炎培在参加职教界、文化界与抗战爱国人士组织的各种活动之余，往返于住地张家花园与白象街之间，利用星五聚餐会的平台，为重庆工商业界代表人士鼓与呼，推动了星五聚餐会的发展。

星五聚餐会得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关心、支持，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推动下，星五聚餐会成为引领爱国民族工商业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最终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下是《黄炎培日记》对黄炎培参加星五聚餐会的记载，从《黄炎培日记》的记载，可以回顾爱国工商业者在烽火连天的战时陪都在维护自身生存发展等切身利益、与抗日救亡的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的鲜活历史。

1942年，黄炎培12次参加星五聚餐会，1次担任主席

1942年7月31日日记写道：“午，应中国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之邀（千厮门行街32号中国棉业公司），参加聚餐后余讲：“由民江上游考察之观感”，崔惟吾主席，到者颜煌秋、张省梅、潘序伦、 张谢霖、吴昧经、潘仰山、胡西园、袁炳文（农行渝分行副理）、陈运美（新华制刷厂）、谢正宽（沈载仪之女夫）等，被推为会员。”

1942年8月7日日记写道：“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听包可永（天笑之子）讲工业建设所需人力（千厮门行街32号中国棉业公司）。张志远（西康省立毛织厂长）讲西康状况，厂在康定、雅安、成都。”

1942年8月28日日记写道：“赴星五聚餐会，何北衡主席，浦心雅演讲，主席提议下次邀余夫妇出席。坐心雅车归。”

1942年9月11日日记写道：“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借维钧、卫玉出席，讨论物价问题，决： （1）发起物价平定运动；（2）草宣言；（3）推代表见诸当局，余亦被推之一。”

1942年9月25日日记写道：“星五聚餐会被推主席，请劳动局长（观音岩，2074）贺君山衷寒讲‘工矿业劳工动员之计划’，首述我国劳工统计，次述意见，颇扼要。高事恒建议民十七所订工厂法有修改必要。尹致中述，工价黑市构成之原因，工人习惯之急须改善，工作效率比战前减半。

1942年10月16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听古耕虞、孙瑞麟、常必诚报告猪鬓业状况毕，提议发表宣言事。”

1942年11月20日日记写道：“十二时，星五聚餐会，张岳军出席，听取工商界关于物价问题意见。”

1942年12月4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中元造纸厂厂长张剑鸣、中元造纸厂经理钱子宁先后报告造纸工业状况，钱主战后东北设厂月三百吨；西北设厂月一百吨；九江、星子间二百吨。”

1942年12月11日记写道：“午，借慧僧、御秋到星五聚餐会，余轮二当主席，餐后慧僧、御秋讲对物价问题观感，末孙浮生（鄂人，黄埔毕，九一八前后在东北工作，现才从新疆归，在新任航空学校政训工作二年），讲新疆概况，末意见三点：1.使民众爱国心具体化，勿带去内地浊空气；2.外交政策须取得开发主权，不邃求物资内移；3.务使当地民众及诸民族获得实惠，勿专事争取物资。”

1942年12月18日日记写道：“到星五聚餐会，付棱件（行街32曾裕卿接工）。”

1942年12月24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移前一日），听马克强（夷初之子，工商司长）演说。”

1942年12月31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听徐青甫（化龙桥农民银行内）、顾毓瑔演讲，皆极精要。（实物抵股息）、（统制联业）、（实物纳税）。人格×国格 人之富贵贫贱×国之安危荣辱。”

1943年，黄炎培19次参加星五聚餐会，3次担任主席

1943年1月8日日记写道：“星五聚餐会被推主席，市长贺贵严动员委员会副秘书长端木铸秋，市秘书长陈介生、参政员邓飞黄报告后听取各方陈述意见。提出书面者崔唯吾、吴羹梅、徐青甫、章乃器、柏坚及三团体公共意见。口述者徐青甫、胡西圈、魏文翰、张澍森，周瑞样 （运输）、吴绰裕（木业）、马积祚（百货）。”

1943年1月15日日记写道：“午，至星五聚餐会，听赵棣华、卢作孚演讲，分送国讯。”

1943年1月22日日记写道：“星五聚餐会听刘航琛演讲。”

1943年2月19日日记写道：“到星五聚餐会，沈成章秘书长报告物价，余主席。”

1943年2月25日日记写道：“咳呛甚，原欲赴星五聚餐会，不赴而归。”

1943年3月19日日记写道：“借陈重寅到星五聚餐会。江昌清。”

1943年4月9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

1943年4月16日日记写道：“到聚餐会与潘序伦、吴羹梅谈。”

1943年4月23日日记写道：“星五聚餐会。”

1943年5月7日日记写道：“星五聚餐会，餐毕听刘攻芸报告四联总处贷款经过。”

1943年5月28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餐毕，湘建厅长余剑秋（籍传）、聂光堉报告。晤苏州实业社经理徐润章（治，无锡）、严庆祥、庆瑞代表，庆祥之子懋泰，即民廿六为余驾车往来京沪者。”

1943年6月11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

1943年7月9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民廿一年发起），同人欢送张公权赴美考察工业，聚餐于胜利大厦，就余所写欢送赠言册各签名，胡西园主席。公权致词：(1）事在人为不畏难；(2）前途有新国难；（3）民营工业有力必站得住；（4）组织训练。余致词：关于训练。摄影。”

1943年8月27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久不去，被推为主席。留日十二年，毕业帝大经济科，甫于去年十二月离日，最近来渝之外交部员杨觉勇演讲。日本之人力、物力、财力。住桂花园91义华工厂。为住在桃源之朱子武（中元纸厂）介访周勖成。坐街车归。”

1943年9月3日日记写道：“星五聚餐会，杨石湖（荫溥）讲。晤潘力生（会计师，道门口莲花街十二号）、黎超海（号光远，中国制钢公司经理）。”

1943年10月8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余讲《本届参政会经济建设各案之剖视》。”

1943年10月22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

1943年10月29日日记写道：“至星五餐会，介绍毕相辉与卫王见。”

1943年12月10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新识王志文（甘肃省银行）、萨本熙。听屈经文（武，立法委员，于大胡之女夫，苏联陆大毕业，军委会，外事处二组主任，少将参议）演讲苏联军事实况，指图作证，说明战事经过，并言其胜利经过：（1）第一五年计划重工业化，军备完成；（2）对各民族平等扶助，不似沙皇统制（不灭其语言），统于社会主义之下；（3）第二五年计划轻工业、农用机械发达，民生足；（4）后方组织特强，全民出动，各就岗位努力；（5）精神胜利，莫斯科保卫战时还不行，斯大林格勒三个月巷战，全民出动；（6）战略正确而机密，于战争中学习，以敌为师；（7）盟军军火助力，现自有兵工厂加战前二三倍；（8）盟军牵制德兵。”

1944年，黄炎培13次参加星五聚餐会，1次担任主席

1944年1月7日日记写道：“星五聚餐会。邵力子演讲苏联史太哈诺夫运动。余提议小组研究工人工作效能增进问题，因定下星期五章乃器、吴羹梅、陆绍云、张漱霖，十时集经济研究所会商。”

1944年1月14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赵连芳讲国际粮食会议与中国农业建设，余主席，笔录之。”

1944年3月17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请孙哲生演讲工业与宪政，甚透辟。”

1944年4月7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听取胡政之西行漫谈，坐政之车回。”

1944年4月20日日记写道：“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邀去年美国特派来华之P.B.Eaton报告：《对于中国工业之感想及中国如何工业化》。余偕卫玉及喻鉴清、尚丁往（餐费150）听讲。译者林和戚。晤久大李烛尘。译者林和成。晤久大李烛尘。”

1944年5月9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听王仲武演讲，共章乃器谈《宪政月刊》集资事。又与吴羹梅商托转询熊荫村、马雄冠。访尹致中未晤，晤副经理刘雨兰。”

1944年5月23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吴达诠出席，各向之陈述实业界苦况。同车归。”

1944年7月7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听杨耿光讲世界战局。”

1944年7月28日日记写道：“星五聚餐会，章以吴，金城银行信托部重庆分部经理。”

1944年8月4日日记写道：“午，诸友既散，匆匆搭公共汽车赴星五聚餐会，候车良久良久。到则皆餐毕。参加简化稽税及兵役两题讨论。搭肖梅车至中苏文化协会，观膺社诗书画展览会。十六时回家，尚未午饭也，乃不觉饿，进面食。续抄昨文完，另备英文复函致路斯（敬武译）。此文附入，托起孟明晨带昆由美军队邮寄纽约。”

1944年8月22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余偕枚孙报告参政会概况。”

1944年9月4日日记写道：“午，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余与维钧被邀，维钧今日患胃痛，微热，谢却之。于聚餐会晤田湘藩、张润苍（国民公报），听朱惠清（上清寺聚兴新村经字九号Z518)，报告经济检查问题。余提出涨价休战运动（根据章乃器文），约下星期续议。”

1944年9月23日日记写道：“午餐于星五聚餐会，听吴景超演讲美人对华投资之意向，与吾人应有之准备。”

1944年《日记》缺11月、12月两月日记。

1945年，黄炎培5次参加星五聚餐会

1945年1月26日日记写道：“午餐于星五聚餐会，听吴景超演讲美人对华投资之意向，与吾人应有之准备。”

1945年2月9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贝淞孙自美回，报告参加国际财政经济工商会议状况，有记录。”

1945年4月27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始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晤张岳军。步行往返。”

1945年5月11日日记写道：“午，星五聚餐会，听美国专家李门讲中国工业前途。”

1945年6月8日日记写道：“星五聚餐会。”

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政纲、组织原则、章程和成立宣言，选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施复亮、吴羹梅、王纪华、黄墨涵、胡西园、章元善等35人为理事；冷遹、沈肃文、彭一湖、张雪澄等19人为监事。理监事会议又选出黄炎培、胡厥文等11人为常务理事；冷遹、彭一湖等5人为常务监事。黄炎培在民建成立的当天日记中写道：“下午，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从八月廿一日开始筹备（24次），至此完成，我被推主席团之一（余为胡厥文、黄墨涵）。”

在黄炎培的影响下，民建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民主、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教育要普及、文化要繁荣等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民建还在《政纲》中主张“全国武力须属于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这是蒋介石独裁政府所不愿接受的。民建虽然从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出发，采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但实际上是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相呼应，这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的大力支持。（陈永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