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在夜里升起，遍布世间。一下子就令空间失色；地狱让一切更难辨清，显得更巨大，无法估量。细节消失，物事失去特征，变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这些东西在白天会被说成“漂亮”或“有用”，不免让人奇怪；现在，它们都像无形无状的东西：很难猜出各自原本的用途。
地狱里，万事万物都是假定性的。在白昼存在的一切颜色、阴影都将暴露自身存在之徒劳——米色家具布艺、花卉图案墙纸、流苏垂饰还有什么用意可言？绿色会让搭在椅背上的裙子有所不同吗？
它被挂在商店橱窗里的衣架上时所迎受的贪恋的眼神，变得让人不能理解了。现在，没有纽扣、钩子和扣子了，黑暗中的手指只能摸到有东西含糊地凸起来，有粗略拼接的布片，硬物的团块。
地狱做到的第二件事是把你拖出睡眠。你可以又踢又叫；地狱是很难被安抚的。它经常制造让人烦躁不安的形象，吓唬你或愚弄你——被斩首的头，爱人满身血迹，人骨成灰——是的，是的，地狱就喜欢吓人。
不过，它常常是很随意的，绝不拘泥于程式——你睁开双眼时，看到的只是黑暗，涓流般的神思也只能落足于黑暗；你的凝望就是它的前哨，瞄准空虚。夜里的大脑就如奥德赛的妻子佩内洛普，把白天辛苦织好的布拆解成丝。
有时只是一股线，有时有好几股，精巧复杂的设计分崩还原成基本元素——经线和纬线，纬线顺着边缘瓦解，只剩下平行纵向的线索，犹如世界的条形码。
于是你明白了：夜晚把自然的初态还给了这世界，最初的样貌，没有糖衣；白昼是想象的飞翔，照亮一点脆弱的期许，一次疏忽，一次秩序的中断。实际上，这世界是黑暗的，几乎是全黑的。静止且冰冷。
她在他们的床上坐得挺直，被乳沟里的汗珠弄得有点痒。她的睡袍黏在身体上，像层即将脱落的皮。她在黑暗中用心去听，想听到从佩迪亚房间传出的幽咽。她用脚去摸索拖鞋，找了一会儿就放弃了。她可以赤足走到儿子身边。她看到自己身旁有个朦胧的身影在挪动，在叹气。
“怎么了？”男人还睡着，轻声问后又倒向他的枕头。
“没什么。是佩迪亚。”她打开儿童房里的一盏小灯，立刻看到了他的双眼。那双眼睁得大大的，从光影精心刻在他脸上的黑洞里盯着她看。她把手罩在他额头上，一如往常，出自本能地那样做。他的额头不烫，但汗津津的，摸上去很黏。
她很小心地把男孩抱成坐姿，开始抚摩他的背。儿子的脑袋轻靠在她的肩头，安努斯卡闻得到他的汗味，闻得出他的难受，她已经弄懂了这件事：佩迪亚难受时，闻起来是不一样的。
“你能撑到天亮吗？”她轻柔地耳语，但又很快反应过来，这问题太傻了。为什么他要忍受到天亮？她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药瓶，倒出一颗药，放进他嘴里。然后，一杯微温的水。小男孩喝了一口，呛到了，所以，隔了一会儿，她又让他喝了一口，这次更小心了。
药片随时都会起效，所以，她让他软绵绵的小身体靠右侧躺，再把膝盖靠向肚子，因为她觉得他这样躺会最舒服。她在床边紧挨着他躺下来，头抵着他瘦小的背部，聆听空气被他的肺吸进去，变成呼吸，再被释放到夜空中。
她等了一会儿，直到这个过程变得轻松自如、有节奏，之后她才起身，动作非常轻，轻手轻脚地回到床上。她宁可睡在佩迪亚的房间里，她丈夫回来以前，她一直睡在那里。那样更好，睡着和醒来时都能面对她的孩子，那会让她的精神更放松。不想每晚屈身睡在双人床上，让它荒废去吧。但，丈夫总还是丈夫。
他走了两年，四个月前才回来。他回来时穿着便服，还是他走的时候穿的那套，现在都有点过时了，但你看得出来，这身衣服根本没穿过几次。她闻过了——那套衣服闻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也许稍微有点潮气，静止不动的气息，紧闭的仓库。
他回来后有点不一样了——她当即就发现了——而且至今为止，他还是保持着那种异样感。第一天晚上，她检查了他的身体——也不一样了，更硬，更大，肌肉更多了，却又虚弱得诡异。
她摸到了他肩膀上、头皮上的疤，他的头发显然变少了，变灰了。他的双手变得非常大，手指也粗厚了，好像干过了体力活。她把他的十指放在自己赤裸的双乳上，但那些手指似乎犹疑不决。她用自己的手去撩拨他，但他仍然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呼吸很浅，那让她觉得自己很可耻。
夜里，他会在一种嘶哑、暴怒的呻吟中惊醒，挺坐在黑暗中，过一会儿再起身下床，走到酒柜边，给他自己倒杯烈酒。然后，他的口气就会有水果味，像是苹果。然后，他就会说：“把你的手放在我身上。摸我。”
“告诉我，那儿是什么样的，你的感觉就会好起来，告诉我。”她在他耳边轻声说着，用自己温热的气息去诱惑他。
但他一言不发。
她照顾佩迪亚的时候，他会穿着条纹睡裤在公寓里走动，喝很浓的黑咖啡，望着窗外的楼群。然后，他会看向室内，看到小男孩，有时会在他身边蹲下来，想去逗弄他。然后，他就会打开电视，放下黄色窗帘，日光就成了稠密、昏热而微弱的光。
中午，佩迪亚的护士快来的时候，他才会换好衣服，但往往等她到了，他都没换。有时候他只是关上房门。电视机的声音会变轻一点，轰隆不清的让人厌烦，变成一种召唤，召唤你进入一个无知无觉的新世界。
钱准时到账，准得像钟，每个月都是。实际上，钱够用了——足够偿付佩迪亚的医药费，买得起更好的轮椅，哪怕不太用到，也雇得起一位护士。
今天，安努斯卡不用照料儿子，今天她放假。她的婆婆马上就会来，虽然婆婆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看护儿子还是孙子，不知道哪一个会让她手忙脚乱。她会把格子图案的塑料包搁在门边，从包里拿出尼龙家居服和拖鞋——她在家穿的工作服。
她会先去看儿子，问他一个问题，他会回答是或否，但眼睛不会离开电视屏幕。就这样，再等也没意义，所以，她再去看孙子。孙子要人洗，要人喂；床单被汗和尿浸湿了，要换掉；他还要吃药。要洗的东西放进洗衣机后，就要去做他们的午餐了。
之后，她会陪陪孩子：如果天气好，就可以带小男孩在阳台上坐坐，倒不是说那儿有好风景可以看——只有一排排的公寓楼，像干涸的大海里的灰色的大珊瑚礁，住满了勤勤恳恳的生物，迷蒙的大都市地平线就是他们的海床，莫斯科。可是，这个男孩总是抬头看天，目光盘桓在云层下面，跟着它们看好半天，直到云朵飘出视野。
安努斯卡很感激婆婆每周来一天。她出门前会飞快地亲吻婆婆柔软如天鹅绒的脸颊。她们共处的时间就这么短，总是在门口，然后她就冲下楼，跑得越远，就觉得自己越来越轻盈。她有一整天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整天都能用来做她自己的事。她要处理很多事，要去付账单，买杂货，到药房去取佩迪亚的药，去墓园，最后还要横穿这个没人性的城市，坐在渐渐暗沉的黑暗里痛哭一场。
每件事都很费时间，因为到处都堵车，在人挤人的公车里她会望着窗外，看到装有染色玻璃的大型小汽车毫不吃力地滑动向前，仿佛拥有某种恶魔般的力量，剩下他们这些乘客一动不动地站在车里。她遥望聚满年轻人的广场，遥望售卖廉价商品的流动市集。
她总是在基辅站转车，从地下月台上来的人们与她擦身而过，什么人都有。但没有一个人能吸引她，没有人能像站在出口的这个怪人那样吓到她；怪人身后是临时围栏，遮住了某项工程新挖开的地基，围栏上的广告是如此密集，广告上的人简直都要尖叫起来了。
那个女人的轨迹仅在墙壁和刚铺好的人行道之间，一条野生的地带；因此，她可以见证川流不息的行人，将疲惫但匆忙的人流尽收眼底，捕捉到他们去上班或归家的通勤半途的一瞬动态——现在，行人们即将转换交通方式了：从地铁出来换乘巴士。
她的穿戴和所有行人迥异——穿了太多东西：几条裤子之外，还有几条裙子，每一条裙摆都比外面那层的高，那是故意叠出来的；上身也一样——好多件衬衫，好几件羊皮外套，好几层马甲背心。在这些层叠的衣服外边，还有一件灰色的绗缝加棉外套，样式极简，让人想起远东的修道院或集中营。
层层叠叠，这些衣物组合于一身，竟也构成了某种美感，安努斯卡甚至挺喜欢的；衣服的色彩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让她觉得特别惊艳，尽管她并不清楚那种选择是人为的，或只是高级时装的熵增效应——渐褪的颜色，渐损的磨痕，渐裂的开缝。
但最诡异的是她的头部——用一块布紧紧包起来，再用一顶带护耳的保暖帽压紧；她的脸被完全遮住，你只能看到她的嘴巴不停顿地吐出一串又一串咒骂声。这模样太让人不安了，所以，安努斯卡从来都不想去弄明白那些咒骂究竟在骂什么。现在也一样，安努斯卡从她面前走过时加快了脚步，很怕这个女人会一把抓住自己。甚至害怕听到安努斯卡的名字从那些汹涌而出的愤怒语词中冒出来。
十二月的这一天，天气很好，人行道上很干爽，已经没有积雪了，她的鞋子也很趁脚。安努斯卡没有上巴士，而是横穿桥面，沿着多车道的高速公路慢慢走，感觉就像走在一条大河的岸边——宽阔无边且没有桥梁的河。
她喜欢这样散步，没走到她的教堂就不会哭泣，她总是跪在黑漆漆的角落里，一直跪到双腿失去知觉，跪到进入麻木和刺痛的下一个阶段——万物皆空。但现在，她把手袋甩到肩后，紧紧抱住装了塑料花的塑料袋，那是为扫墓用的。
她尽量不去想任何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去想她是从怎样的家里出来的。她快走到城中最漂亮的街区了，有太多东西能让她看——满街都是商店，光滑又苗条的塑料模特在橱窗里，无动于衷地展示着最昂贵的时装。
安努斯卡停下来，看了看一只手工缝制的手袋，在薄纱和蕾丝的装点下缀满了无数珠片，可堪巧夺天工。她终于走到出售特定药品的药房了，并且必须排队等候取药。但她总能拿到必要的药物。无用的药物。根本没怎么缓解她儿子的病痛。
她在有遮棚的食摊上买了一袋俄罗斯小酥饼，坐在广场的长椅上吃完。她发现自己的小教堂里有很多游客。平素在圣坛左右忙碌的年轻神甫此刻就像个生意人，站在自己贩售的货品中间，忙着把这栋建筑物和圣像屏的历史讲给游客们听。
他用歌咏般的声调背诵他所掌握的知识，挺着又高又瘦的身板，脑袋凌驾于那一小群听众之上，那圈漂亮的蓄须俨如别致的光环——从他的头顶滑落，并滑向他的胸口。安努斯卡退了出来：这么多游客在场，她怎么能祈祷并痛哭呢？
她等啊等，却等来了另一团游客，等他们进去后，安努斯卡决定再觅一处让自己落泪——再往前走一点还有个教堂，很小，很冷，还常常不开门。她进去过一次，但不喜欢——里面的阴寒、木头潮湿的气味都让她不舒服。
但现在的她不想挑剔，她必须找个地方让自己哭出来，一个隐蔽、但非空洞之所：必须拥有比她本身更高等、更重大的存在，拥有生命力震颤、伸展而出的巨臂，并与她同在。
安努斯卡也需要感受到他者的凝视落在自身，感受到有他者见证她的哭泣，感受到这一切并非指向虚空。那目光，可以来自漆画在木头上的眼睛，永远都是睁着的、永远不会对任何事厌烦的眼睛，永远的沉静；就让那些眼睛注视她吧，一眨不眨。
她点了三支蜡烛，往锡罐里投了几枚硬币。第一支是为佩迪亚点的，第二支为了自我封闭的丈夫，第三支是为了穿着免烫家居服的婆婆。她把它们点燃，加入已在烛台上点燃的几支蜡烛，然后转头四顾，在右侧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位置，在漆黑的角落里，不会打扰到正在祈祷的一位老妇。她做出大幅度的动作，上下左右画了十字，用这种方式开始她的落泪仪式。
但当她抬起眼帘要祷告时，另一张脸孔从昏暗中浮现出来——阴郁的偶像，庞大的面容。那是一幅高悬在上的大方板，几乎就在教堂圆顶的下面，画在板上的是用棕色和灰色的笔触寥寥勾勒出的基督面容。
脸面阴沉，映衬在阴沉的背景中，没有光环，没有荆冠，只有一双眼睛熠熠闪光，一束目光笔直地盯住她，正如她渴望的那样。然而，那并不是安努斯卡想要的那种目光——她期待的是充满挚爱的温柔目光。这束目光却如催眠般，令她动弹不得。
在这样的注视下，安努斯卡的身体畏缩起来。祂只在这里逗留片刻，从天花板上漂荡下来，从遥远的黑暗深处——上帝所占据、所藏匿之处。祂不需要肉身，只需要一张她此刻必须正视的脸。那是具有穿透力的凝视，令人痛苦万分，直刺她的头脑，像把螺丝刀在旋紧。
在她的头脑里钻出了一个洞。那完全可能不是救世主的脸，而是个溺水未亡的男人，将自己掩藏在水下，免受无处不在的死亡的捕捉，此刻却因为神秘的水流涌动，从水面下漂荡而起，高度觉醒，意识清晰，仿佛在说：瞧，我在这里。但她不想看他。
安努斯卡垂下眼睛，她也不想知道——上帝是软弱的，迷失了，祂已被流放，徘徊在这个世界的垃圾堆上，在这个世界恶臭的深渊里。哭也是白哭。这不是落泪的好地方。
这位上帝不会伸出援手，不会扶持或鼓励她，不会净化或拯救她。这个潜溺者的凝视钻入了她的前额；她听到了一声呢喃，从远处传来的地下的雷鸣，教堂地板下的一番震动。
准是因为她昨晚没睡多久，也因为她今天没吃什么——现在她感到晕眩了。眼泪不会流出来了，本该有泪的地方仍是干涸的。
她一下子跳起来，走出门去。浑身僵硬，直奔地铁站。
这感觉犹如某种东西进入自身，从内而外地让她紧张，好像拨动了某根琴弦，让她发出了清脆的声响，但旁人都无法听见。安静的声响，只对她的身体而言是一种声响——在脆壳般的音场里转瞬即逝的音乐会。但她依然去聆听，所有的感知都内向而行，但她的耳朵只能听到自己的鲜血奔涌之声。
阶梯往下，她恍然觉得这道楼梯永远也走不完，有些人往下走，有些人往上走。平日里，她的目光会在他人脸上游走而过，但现在，安努斯卡的眼睛被教堂里的那幅画面镇住了，无法自控。
她的目光飞快地落在每一个来来往往的人脸上——每一张脸都像一个耳光，用力地打过来，打得她生疼。很快，她就将无法承受下去，她将不得不遮住双眼，俨如地铁站出口的那个疯女人，而且，也会像她一样大声咒骂。
“可怜可怜我吧。”她轻轻念叨着，握住扶手的手指不断下滑，滑的比楼梯下沉的速度还快；如果安努斯卡不放手，她就将跌倒。
她看到一大群行人上上下下，摩肩接踵。他们好像被链子拴成了一串，快速滑向他们要去的地点，直奔城郊某处的十层楼，用被子蒙住头，陷入一场昼夜的碎片拼凑而成的睡梦。在现实的世界里，那场睡梦不会在清晨消散殆尽——那些碎片拼贴在一起，或有留白和漏洞；有些组合甚是英明，简直堪称先兆。
她看到手臂是何其脆弱，眼睑不堪一击，人的唇部线条是多么微妙多变，随时都能扭曲成一个冷笑；她看到他们的手是何其孱弱，腿脚又是何其疲软——必将无法承载他们抵达任何目的地。
她看到他们的心是如何恰到好处地连续跳动，有些人心跳得快，有些人心跳得慢，尽是些平凡无常的机械运动，肺囊就像脏透的塑料袋，你都能听见换气时的窸窣杂音。他们的衣服都变得透明了，因而，她能看到他们终其一生都在无序的崩解状态中。我们的身体是贫瘠的、肮脏的、无用的——没有例外——但被物尽其用。
自动扶梯把这些生物全部送往地狱深处，地狱犬的眼睛就在扶梯最下层旁的玻璃岗亭里，巨大的恶魔雕像就在欺人眼目的大理石和立柱里——有些手持镰刀，还有些手持一捆捆麦穗。立柱般的巨腿，以及巨人的肩膀。拖车——拖着尖利刑具的地狱利器要在大地上刻出永不能治愈的创伤。
人们挤挤挨挨，从四面八方涌来，在惊惶中恳切地举起双手，张开嘴巴，想要尖叫。最后的审判就在这里发生，在地铁的深处，照亮这一切的水晶吊灯投下死气恹恹的黄光。哪里都看不到审判者的身影，没错，但你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安努斯卡想往后退，转身逆向人流往上跑，但自动扶梯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能继续下行，她不会被赦免。地铁会在她面前咝的一声咧开大嘴，把她吸入阴森的隧道。不过，当然了，处处都是地狱，甚至在城市的高处，在高耸的大楼的十层和十六层，在高塔的尖端，在天线的顶端。逃不出地狱。那个疯女人在咒与骂之间喊的会不会就是这件事？
安努斯卡跌跌冲冲，靠到墙边。羊毛斜纹外套上蹭上了白色的石灰，俨如在给她涂膏。
她必须下车，天已经黑了，透过车窗根本看不清外面是什么，窗玻璃上已结出了树枝状的霜冻，她像是很随意地在某一站下车，但她对这条路线早已烂熟于心，所以，就是这站。只要再走几个院落——她总是抄近道——就能到家了。但她越走越慢，腿脚似乎不想带她去目的地，它们有所抵触，她的脚步越迈越小。
安努斯卡停下来了。她抬起头，望着自家灯光。他们肯定在等她——于是，她再次走起来，但又立刻停下。寒风如剑，刺穿她的外套，掀开下摆，用冰冷的手指攫住她的大腿。
风触及皮肉时，恰如剑刃或尖锐的玻璃。寒冷逼出的泪水疾疾滑落她的双颊，给风指明方向，吹疼了她的脸。安努斯卡奔向前方的楼梯井，但当她到达门口时却转身了，拉起衣领，倾尽全力，尽快沿路返回。
只有基辅站辽阔的候车大厅里是暖和的，洗手间里也是。她站在那儿，拿不定主意，任凭行人们从她身边走过（他们总有一种缓慢、松散的步态，轻飘飘地挪动腿脚，好像是在海边的林荫大道悠闲散步），她假装在看列车时刻表；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毕竟，她没做什么坏事。
反正，巡警都在关注别的对象，一眼就能从人群中挑出穿皮夹克、橄榄色皮肤的男人，以及包着头巾的女人。
安努斯卡走出车站，老远就看到那个包得层层叠叠的女人：仍在蹒跚徘徊，嗓子都骂哑了——事实上，现在既听不出她的嗓音，也辨不出她在骂什么。很好——她迟疑了片刻，然后镇定地走向她，停在她面前。这让那个女人有所忌惮，但只是一瞬间——她肯定可以透过遮住脸孔的布看到安努斯卡。
安努斯卡又走近一步，现在离得非常近，她都能闻到那女人的呼吸了——尘土味，霉味，油哈味。女人越讲越轻，最后索性不发出声音了。她本来在蹒跚摇摆，现在变成了原地摇晃，好像她没法安静地站立。她们面对面站了一会儿，行人从她们身旁走过，无人在意，只有一个人朝她们瞥了一眼；行人都很着急，车随时都会开走。
“你在说什么？”安努斯卡问道。
包得层层叠叠的女人僵住了，屏住呼吸，被吓到似的开始往旁边蹭，朝穿过工地、泥泞冻结的人行道走。安努斯卡跟着她，目不斜视地盯牢她，就在她身后几步远，紧跟在那件绗缝外套后面，那双左右摇摆的小羊毛靴后面。她绝不会让她溜掉的。
那女人回头张望，还想快点走，几乎要小跑起来，但安努斯卡又年轻又强健。她的肌肉强而有力：有多少次啊，一手抱着佩迪亚、一手提着他的轮椅走下楼梯？又有多少次如此这般上楼去，只因电梯停开？
“嘿！”安努斯卡时不时喊上一声，但那女人不予理睬。
她们穿过别人家的院落，走过垃圾堆和平坦的小广场。安努斯卡不觉得累，但随手放下了原本要放在墓园里的塑料花，再回去拿恐怕纯属浪费时间。
终于，那女人一屁股蹲坐下来，大口喘息，上气不接下气。安努斯卡停在她身后几米远的地方，想等她站起来并转身面对自己。那女人没方向了，现在不得不投降了。果不其然，她扭头往后看，并且已把蒙住眼睛的布拉下来了，你能看到她的脸了。她的瞳孔是浅蓝色的，此刻，用惊恐的眼神盯着安努斯卡的鞋子。
“你要干吗？你为什么跟着我？”
安努斯卡没有回答，她觉得自己好像捕到了大猎物，一条大鱼，鲸鱼，但又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她并不需要这种战利品。那女人很恐慌，也正是在这种恐慌中，所有她那些咒骂之词显然已不知去向。
“你是警察吗？”
“不是。”安努斯卡答道。
“那是要怎样？”
“我想知道你说了些什么。你一直说个不停，我每星期进城都看到你。”
听了这话，那女人胆子大了一点，答说：“我什么都没说。离我远点。”
安努斯卡弯下腰，伸出手，表示愿意拉她起身，但她的手兀自变更了路径，捧住了那女人的脸颊。脸是热的，柔软的，细致的。
“我没有恶意。”
一开始，那女人完全僵住了，被她的触摸惊到了，但又似乎被安努斯卡的姿态安抚了，她胡乱地扭动身体，站了起来。
“我饿了。”她说，“我们走吧，那儿有个小店，有卖便宜的热三明治，你可以给我买点东西吃。”
她们默默地走过去，肩并肩。到了小店，安努斯卡买了两只长面包三明治，夹的是奶酪和番茄，同时紧紧盯着，以免那女人跑掉。她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把面包拿在身前，像是手持长笛，即将演奏冬季的曲目。她们靠墙而坐。那女人吃掉了她的三明治，然后，一言不发地拿过安努斯卡的那份。
她很老了，比安努斯卡的婆婆还老。皱纹在她的脸颊上刻出纵横深纹，从额头到下巴。她吃东西很艰难，因为牙都没了。番茄片从面包里滑出来时，她会在最后一秒抓住它们，再小心地把它们推回原位。她只能用嘴唇扯下一大块面包。
“我不能回家。”安努斯卡突然开口了，垂头看着自己的脚。自己竟然说出这种话，她感到十分惊诧，也只有此刻，她能在惊恐中思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那女人含含糊糊地回应了一句什么，等到把嘴里的面包咽下去了，她才问道：“你有地址吗？”
“有。”安努斯卡一口气背出来，“库兹涅茨克街四十六栋七十八号公寓。”
“那就忘了吧。”那女人不假思索地说道，嘴里又填满了。
沃尔库塔。她是六十年代出生在那儿的，如今看来陈旧的公寓楼那时刚刚兴建起来。她记得那些楼崭新时的样子——清石灰，水泥，用作绝缘材料的石棉，混合而成的气味。光滑的PVC瓷砖预示着美好未来。但在寒冷的气候里，万物都会加速衰败：霜冻瓦解了浑然一体的墙面，减缓了循环无休的电流速度。
她记得冬天那令人目眩的茫茫雪白。流亡中的日光，锐利的边角，犀利的白色。之所以存在那么白的白色，只是为了给黑暗缔造一个框架，而黑暗必然会越来越多。
她的父亲在规模极大的供暖站工作，母亲在食堂里工作，总能带点吃的回家，所以他们家才能勉强吃饱。现在回想起来，安努斯卡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怪病，深藏在体内，在衣服下面：巨大的悲哀，或是某种比悲哀更辽远的东西，但她找不到确切的字眼去形容。
总高八层的那些公寓楼都长得一模一样，她家住七楼，但随着时间推移，在她长大的过程里，四楼以上的人家都搬空了，搬去了更适合居住的地区，通常是去莫斯科，但也可能是别处，总之，尽其可能，离这儿越远越好。
留下的住客就往下搬，尽其可能，越低越好，因为低楼层更暖和，离别人更近，也离大地更近。在极北地带的冬季数月里住在八楼，就好比一颗冻住的水滴悬挂在世界的水泥拱顶下，恰好就在冰冻的地狱的中心点。她最后一次去探望妹妹和母亲时，她们已住到了底楼。她父亲已过世多年。
安努斯卡考上了莫斯科的一所优秀的师范学校，这是很幸运的事；但不幸的是，她没能毕业。要是把大学读完了，她现在就能当老师了，也许就不会遇到现在成为她丈夫的男人了。他们的基因也不会结合在一起，混出那种有毒的组合，让佩迪亚一出世就要忍受不治之症的折磨。
不知有多少次了，安努斯卡试图去交换，不管是上帝、圣母、圣帕拉斯季娃，还是圣像屏上的哪位圣人，甚至和宿命里更渺茫、更贴近的对象。让我和佩迪亚交换吧，我愿意得他的病，我愿意去死，只要让他康复就好。她的祷告不止于己，还会搭上别人的命：不情不愿的丈夫（让他中弹吧），还有婆婆（让她中风吧）。但是，她这样发愿当然从没得到应许。
她买了张票，下楼。那儿还是人群攒动，大家都要从市中心回到自家床上，去睡觉。有些人在车厢里就睡着了。他们满含困意的呼吸给窗玻璃蒙上了水汽；你可以用手指在上面画画，画什么都没关系，反正过一会儿就会消失。
安努斯卡坐到了终点站：西南站，她走出车厢，站在月台上，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列车还会调头返回，而且就是这列车。她回到刚才坐过的位置，坐下来，原路返回，再一次坐到终点站，如此来回好几趟后，她又转去了环线。这条线路带她绕圈走，直到快半夜了才像归家般再次抵达基辅站。
她坐在月台上，直到一个凶巴巴的女人走过来，呵斥她马上离站，因为地铁要关门了。虽然安努斯卡不想走，但还是出站了——外面霜冻彻骨；一出站，她就发现车站边上有个小酒吧，天花板下面吊着电视机，好几张桌边都坐着不知该去哪里的游客。
她点了柠檬红茶，一杯接一杯，然后是罗宋汤，水水的，很难吃，然后，她手撑着头迷瞪了一会儿。她很快乐，因为她的头脑里没有哪怕一个念头，没有一样要关心的，没有一样要期待或渴望的。那是一种美妙的感受。
第一趟车还是空荡荡的。再往后的每一站，上车的人就越来越多，终于挤到前心贴后背，安努斯卡好像夹在巨人的背脊之间，都快被挤扁了。她够不到拉环，所以只能靠在陌生人的身体上。然后，人突然变少了，到了下一站，车厢里几乎都空了，只剩下两三个乘客。
现在，安努斯卡知道了：有些人到了终点站也不会下车。她独自一人下车，转乘别的线路。但她会透过窗户看别人，看他们在各自的车厢的尽头找定座位，把他们的塑料袋或背包——通常都很旧，麻布的——放在脚边。他们要么半闭眼睛，打起瞌睡；要么摊开某些食物的包装纸，一遍又一遍、口齿含糊地向别人道歉，然后谨慎地咀嚼起来。
她换乘是因为她怕被人发现，或是抓住她的胳膊、摇晃她，或是把她铐在什么地方——那将是最糟糕的事。有时候，她会走到月台的另一边，有时候，她走到别的月台；她靠电梯、地道到处漫游，但从不看路标指示，彻底地自由游走。
比方说，她去清塘站，坐索科利尼基线，换乘卡卢加-里加站，坐到梅德维德科沃站，再回到城市的另一边。她会在厕所里停一下，察看自己的外表，确保自己看起来一切正常，倒不是因为她觉得有必要（真的不需要），而是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因为衣冠不整而被那些守卫电扶梯、坐在玻璃岗亭里的地狱犬揪出来。
她怀疑，他们练成了睁眼睡觉的本领。她在小超市买了些卫生巾，几块肥皂，最便宜的牙膏和牙刷。她会在环线上睡一下午。到了晚上，她走台阶出站，那就可能迎面撞上那个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但是，她并不在那里。天很冷，甚至比前一天还冷，所以，又可以回到地下的安努斯卡长舒一口气。
第二天，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回来了，身子在冻僵的腿脚上来回摇摆，依旧骂骂咧咧地喊叫着，听来就像胡言乱语。安努斯卡站在她的视野所及之处，在走道的另一边，但那女人显然没有看到她，沉浸于自己的凄诉悲叹。等到最后，安努斯卡抓住人流中一瞬而过的空隙，径直走到她面前。
“走吧，我给你买面包。”
那女人不喊了，陡然中断了催眠般的咒骂，两只皮手套互相搓了搓，像露天市集里被冻得彻骨寒心的女售货员那样狠狠跺了跺脚。她们一起走去小店。安努斯卡真的很高兴见到她。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那女人正忙着吃面包，只是耸了耸肩。但过了一会儿，嘴里还是塞得满登登的，她回答了：“嘉丽娜。”
“我叫安努斯卡。”
交谈到此结束。当寒气逼得她逃回车站时，安努斯卡又问了一个问题：
“嘉丽娜，你在哪里睡觉？”
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对她说，地铁关门时回小店碰头。
整个晚上，安努斯卡都在同一条线路上坐着，面无表情地审视着自己倒映在窗玻璃上的脸孔，背景是地下车道黑漆漆的墙壁。她已经认得两个人了，至少两个。她不敢去跟他们讲话。现在，她和其中一人已共同坐了几站路——那是个高瘦的男人，不算老，甚至还算年轻人，但很难说。
他的脸被一把稀疏的浅色胡髯遮住了大半，胡须垂及前胸。他戴了一顶工人们戴的平顶布帽，平凡无奇，都磨旧了；他穿了件灰外套，口袋里鼓鼓囊囊的，还背了只褪色的背包；往下是一双系带高筒靴，紧紧裹住棕色长裤的裤腿，手工编织长袜的边缘从鞋筒里钻了出来。
他好像对任何事都不上心，只是沉浸在自己的遐思中。跳上月台时，他显得很有活力，让人觉得他正要去一个遥远、但确凿的目的地。安努斯卡在月台上也看到过他两次，一次，他在一列似乎在当晚歇工、根本没有别的乘客的车厢里睡着了，还有一次他也在瞌睡，额头靠在窗玻璃上，呼气聚成一小团雾气，蒙住了他的半张脸。
安努斯卡记住的另一个人是个老男人。他走路很困难，要用藤编手杖，甚或是木杖——实木做成的厚重木棍，带弯曲的手柄。他走进车厢时，必须用另一只手撑住车门，通常都有人会帮他一把。他一进车厢，就会有人让座，哪怕是不情愿的，但乘客们通常都会起身。
他看起来像个乞丐。安努斯卡真的想过要跟踪他，就像之前她跟着层层披挂的女人跑。但她充其量只能和他在同一节车厢里共乘几站路，在他面前站半小时左右，因此，她已非常熟稔他的五官特征，他的穿着打扮。她还不够勇敢，反正，没胆量开口跟他讲话。
老男人总是垂着脑袋，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后来，下班回家的一股人潮把她冲到别处去了。她任凭那股充斥了各种气味、各种肢体接触的热腾腾的人流将自己带走。只有在被裹挟着走过十字转门后，她才能彻底摆脱那股人流，好像她是个异物，被地下世界吐出去了。现在，她不得不再买一张票回到站内，她也知道，这样下去，钱很快就会花光。
为什么她会记住这两个人？我猜想，那是因为他们始终不变，他们行动的方式似乎与众不同，更缓慢些。别的人都像急流劲涌的河，从这儿流到那儿，掀起浪花，转出漩涡，但都形态各异，飞逝而过，那条河流会把他们全部遗忘。然而，那两个人是逆流而行，所以在人群中才显得那样突出。河流的规则为什么无法束缚他们呢？我想，吸引安努斯卡的正是这个问题。
地铁站关门后，她在站前出口等待那个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等到快放弃了，那女人才终于现身。她的眼睛也被布蒙上了，在层层叠叠的衣服中，她的身形俨如一只桶。她叫安努斯卡跟着她，安努斯卡就跟着。她累极了，坦白说，完全没有一丝气力，巴不得就地而坐，随便坐在哪儿都行。
她们走过盖在挖开的大坑上的木板桥，走过贴满海报的锡管围栏，然后走进一条地下甬道。她们在狭窄的走廊里走了一会儿，里面倒是很暖和，挺舒服的。那女人指了指地板，示意安努斯卡可以睡在那块地方，安努斯卡就和衣躺下，一躺下就睡着了。如同她长久以来所盼望的，她睡得很沉，脑海空空，没有一个念想；闭着眼睛时，唯有刚才走在逼仄走廊里的画面再现了一下。
黑漆漆的房间，里面有一扇通向另一个房间的门敞开着，那个房间是明亮的。这儿有一张桌子，人们围坐在桌边，都把双手摊放在桌面上，都坐得很挺直。他们就那样坐着，在万籁俱寂中凝视对方，谁也不动。她敢发誓，那个戴工人帽的男人也在其中。
安努斯卡睡得很安稳。没有什么事情吵醒她，没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没有床板的吱嘎声，没有电视机的声音。她睡得像块岩石，抵住了顽固的海浪不停的冲击；她睡得像棵倒下的树，已被苔藓和漫生的蘑菇覆盖。
就在醒来前的片刻，她还做了个有趣的梦——梦见一只印着小象和小猫的图案、色彩鲜艳的化妆包，她用两只手翻来覆去地把玩；接着，她突然放开手，但小包没有掉落，竟然悬空在她的双手之间，安努斯卡还发现，自己不用碰它就能翻转它。
她可以用意念移动它。这真是太让人喜悦的大发现，她已经很久很久没体验过这样的快乐了，事实上，从童年时代起就不曾有过。于是，她醒来时心情很好，也看清楚了：这儿根本不是她昨天以为的那种废弃的工人宿舍，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锅炉房。所以，这儿才这么暖和。
她睡在平铺在堆煤边的一方纸板箱上。还有一张报纸，上面搁了一小段很不新鲜的面包，配了足量的红辣椒和猪油。她猜想是嘉丽娜给她留的，但她暂时不想碰吃的，她要先去没有门、恶心人的厕所里轻松一下，再想办法把手洗干净。
啊，这感觉多好啊——好得不可思议——跻身人群，慢慢暖和起来。大衣和毛皮释放出各家各户的气息——油腻，清洁剂，香水。安努斯卡穿过转门后就放任自己随波而行，一天中的第一波人潮。这次上的是加里宁-太阳线的列车。
她站在月台上，感受到地下的空气是那样温暖。车门刚打开，安努斯卡就被挤进了车厢，挤在人与人之间，因而无须去拉扶手。列车转弯时，她就顺势倾斜，像小草在众多小草中摇曳，像刀刃在谷穗中摆动。到了下一站，还有人上车，哪怕实在是挤不进了。
安努斯卡微微闭起眼睛，觉得自己的双手好像被抓牢了，好像四面八方都有人极尽爱意地拥抱自己，用亲切的手爱抚般的摇晃自己。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到了某一站，很多人都下车了，余下的人只能重新靠自己的腿脚站立。
快到终点站时，车上几乎没人了，她看到了一张报纸。她先用疑虑的眼神瞪着它——也许，她已经忘了怎样读书认字？——后来才拾起它，紧张地浏览起来。她看到一篇有关模特死于厌食症的文章，政府已在考虑禁止过瘦的女模特走T台。
她还看到恐怖分子的事情——幸好，及时阻止了又一场祸端。在一间公寓里发现了黄色炸药和雷管。她看到了迷途的鲸群搁浅，全都死在了沙滩上。看到了警方追查出了互联网上的恋童癖组织。看到了天气预报，后面几天会越来越冷。看到了：移动性已成现实。
这份报纸好像有点不对劲儿，肯定有所篡改——肯定有假。她看到的每一句话都让人无法忍耐，让人感到受伤。安努斯卡的眼里噙满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大颗的泪珠啪塔啪塔落在那些新闻上。就像《圣经》中那些几乎无人注意的页面，劣质的报纸纸张立刻吸干了泪水。
列车行驶到地面路段时，安努斯卡会把头倚靠在玻璃窗上往外看。看这个城市的每一种色彩，从污脏的白色到黑色。由矩形和不规则的形状、正方形和直角组成。她用目光追随高压电线和电缆绵延，继而望向楼群的屋顶，数一数天线的数量。再闭上眼睛。
等她再次睁眼时，世界已从一处跳转到了另一处。正是黄昏时分，再一次，重访同一个地点，她看到了低沉的太阳穿过白晃晃的云间，红晕照亮了公寓楼，但只是那么一瞬，几秒而已，也只能照亮楼顶，最高的楼层，俨如巨大的火炬被点燃了。
之后，她坐在月台上的长椅里，背后的墙上高挂着大幅广告。她把剩下的一点早餐吃光了。去洗手间洗漱一番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下班高峰快开始了。早上坐这条线过来的人们要反向而归了。
停在她面前的这列车灯光明亮，几乎是空的。整个车厢里只有一个人——戴工人帽的那个男人。他像绷紧的琴弦般站得笔直。列车启动时，惯性让他摇摆了一下；列车开走了，被地下的黑洞吞了进去。
“我买面包给你吃。”安努斯卡对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说道，女人一时间不再晃动身体，好像她必须静止下来才能听懂一句话。只过了一秒钟，她就转身走向卖三明治的小店。
她们靠在小店后墙上，那个女人低头弯腰、在身前画了十几次十字后才开始吃。
安努斯卡问起她前天晚上默默坐在锅炉房里的那些人，她再次停顿全身的动作，只不过，这次嘴巴里还有一口面包。她断断续续说了些什么，譬如，“怎么会？”还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大小姐，你他妈的离我远点。”
她走了。安努斯卡去坐地铁，一直坐到凌晨一点，地铁关门前，地狱犬们把所有人都赶了出去，她想去那个暖和的锅炉房，但在印象中的地点转了好几圈仍找不到入口。于是，她走回地铁站，把剩下的分分角角都掏出来，买了小塑料杯装的罗宋汤，续了几杯热茶，手肘支在三合板桌面上撑着头，就这样英勇地熬了通宵。
一听到栅栏门开启时的刺耳声响，她就冲到站门口的售票机上买好票，往下走。她在车窗玻璃上看到自己的头发已很油腻，完全看不出本来的发型了，现在，别的乘客好像不太想坐在她身边了。时不时冒出来的念头会让她惊慌：会不会遇到熟人？
不过，她认识的人都不搭这条线；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她还是躲去了靠墙的角落。安努斯卡开始思忖：所谓熟识的人，到底是谁呢？女邮递员，公寓楼下小店里的女人，住在对门的女人，可她连她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她很想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就像那个女人一样，裹得层层叠叠；如此说来，那可真是个好主意——把自己的眼睛蒙住，尽可能地不去看外人，也能尽可能地不被人看到。她会撞到别人，但那只会带来乐趣，带来他人的触碰。坐在她身边的老太太从塑料袋里拿出一只苹果，微笑着递给她。
在文化公园站，她站在卖皮罗什基小馅饼的摊子前时，有个剃了板寸头的年轻人专门给她买了一份。这些小事足以让她得出结论：自己的仪容外表肯定不在最佳状态。她会道谢，不会拒绝，哪怕身上还有几枚硬币。
她目睹了好多事件：有个警察逮住穿皮夹克的男人；一对夫妻越吵越凶，都喝醉了，嗓门高到声嘶力竭；有个十几岁的女孩在切尔基佐沃站上车后，一边低泣一边不断念叨着，妈妈，妈妈。但谁都不敢去做什么，想帮也太晚了，她在共青团站就下车了。
她还见过深肤色的矮个子男人一路狂奔，在行人间横冲直撞，但最终被困在拥挤的扶梯上，被另外两个男人抓住、撬开他紧握的手心。就在那个瞬间，有个女人哀叹自己被偷走了一切，什么都没了，但她的声音是从更远处传来的，渐渐低落，最终消弭。
每天都有两次，她会在灯光雪亮的车厢里看到一个眼神空洞、瘦巴巴的老男人从自己眼前掠过。她甚至不知道外面早就天黑了，路灯街灯都亮了，把黄色的灯光投入稠密而冰凉的半空；今天，安努斯卡完全没见到阳光。她在基辅站出站，回到地面，沿着在建的大楼走入临时通道，盼着能看到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
她在，就在平素待的地点，做着平素做的动作——小范围的摇摆晃动，往复走出类似8字形的痕迹，喊出她一成不变的咒骂，看似一堆潮乎乎的破衣烂衫。安努斯卡在她面前站了很久，那女人才注意到她，停下所有的动作。
接着——虽然没有提前安排——她俩不约而同地快步走起来，连一个字、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像她们不赶紧的话，此刻奔向的目标就将永远消失。走到桥上时，寒风如女拳击手般连连出击，击中她，也击中了她。
在阿尔巴特区的小店里，她们买了美味的薄饼，不贵，浇的腌猪肉和酸奶油都很足量。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在玻璃碟里放了几枚硬币，店主就帮她们加热了食物。她们找了个靠墙的好地方，享用了这顿美食。
安努斯卡像被催眠了似的，痴迷地望着长椅周围的一群年轻人，虽然天很冷，他们却喝着啤酒，弹着吉他。与其说他们在玩音乐，还不如说是在瞎闹腾。冲着彼此大喊大叫，逛来晃去。还有两个女孩骑在马背上，这景象可不常见，两匹马都很高大，显然刚在马厩里经过了精心的打理；
如同亚马逊女战士般的女孩之一向玩吉他的孩子们打了招呼，姿态优雅地下马，聊天，同时紧紧地抓住缰绳。另一个女孩和落单的游客攀谈起来，想说服他们给点钱，好给马买吃的——反正，她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但游客们认定，她们只会用钱去买啤酒。那匹马看起来并不缺营养。
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用胳膊肘撞她，说：“快吃。”
可是，安努斯卡无法将眼光从街头即景中挪开；她近乎贪婪地望着年轻人，薄饼还在手里。在他们身上，她看到的是她的佩迪亚；他和他们的年纪差不多。佩迪亚回到了她的体内，好像她从没把他诞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就在那儿，蜷缩在她凸起的肚子里，像块石头般沉重，痛苦地生长着——她必然要再次生下他，这一次，是从她的每个毛孔里，让他在汗水中出世。此刻，他已胀升到她的嗓子眼，挺入她的肺腑，因而只能在呜咽中现身，再也没有别的途径。
不行，她吃不下薄饼——她的身体已经饱足。明明可以坐在那边、拿起一罐啤酒给马背上的女孩、自己也倚靠在马身上、爆发出朗声大笑的时候，佩迪亚却卡在她的喉咙里。他本可以自如地活动，本可以弯腰系好靴子、高举双臂，再用一只脚套入马镫，再甩开另一条腿骑上马。
挺直地坐在马背上，策马穿行在街道上，并且微笑着，刚长出来的稀疏胡子掩住上唇。他本可以跑下楼，像股旋风般冲向他们；毕竟，他和这些男孩年纪相当，而她，他的母亲，本该为他逃化学课、不能考上大学、结果落得他父亲般的下场而忧虑，为他不能顺利找到工作而担心，又生怕自己不会喜欢他挑的媳妇，再为他们太早生孩子而操心。
千头万绪在她心里沉重地堆积起来，让她越来越难承受，又刚好看到一个女孩的动作：为了驯服那匹焦躁的马，她拉下套在它头上的缰绳，让它不得不低头，安静下来。
那匹马试图转身走开时，那女孩挥起马鞭抽了一下马背，喊了一声：“待在这里，该死的！乖乖地站好！”这时，酸奶油配薄饼从安努斯卡的手里掉到了地上，而她已经冲向和马较劲的女孩，不由分说地出拳揍她。
“别欺负它！”她尖叫着，嗓子眼里的声音绷得紧紧的，“别欺负它了！”
受到惊吓的孩子们隔了一秒钟才反应过来，要推开这个身穿格子外套、突然发起神经的女人，但这时，又有一个女人冲过来帮她了：用破衣烂衫裹着层层叠叠的疯女人；两个女人都想夺走女孩手里的缰绳，想把女孩赶走。
那个女孩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双手抱住头顶——她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会遭遇这样凶残的袭击。那匹马又是踢腿，又是嘶叫，终于挣脱了女孩的牵制，在阿尔巴特的马路中央跑起来，受惊了（还好，那时候的大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得得的马蹄声回响在楼宇的外墙之间，让人想到巷战或群殴；人们打开了窗户往外看。
但这时，两名警察出现在街道的尽头，泰然地踱着步，大概正在聊什么电子游戏——反正也没出什么乱子——但他们马上看到了这番骚乱，立刻转入工作状态，抓起各自的警棍，全速跑来。
“摇摇。”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说，“摆摆。”
她们坐在警察局里，等着脸孔涨红、看什么都不顺眼的警察来做口供。
“摇摇。”她在这几个小时一直用狂乱的腔调喃喃自语，显然是被吓到了。肾上腺素摇醒了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的舌头。她对着安努斯卡的耳朵轻声窃语，以防她俩的私聊被别人听到——那个被抢了的男人，两个深色皮肤的年轻妓女，还有用手捂着绷带的头部受伤的男人。与此同时，安努斯卡在哭泣，泪水不间断地滴落脸颊，但很显然，囤积已久的眼泪也将很快流尽。
终于，轮到她们了，红脸警察转身对另一个房间里的某人喊了一声：“那个离家出走的女人。”
从那个房间立刻传出回复：“那人你可以放走，但给另一个记扰乱治安罪。”
警察就对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说：“要是有下次，我们就把你赶出城区一百公里以外，听见没？我们不希望邪教成员在这里出没。”
说话时，他问安努斯卡要走了身份证，好像他不认字似的，又让她重新报上自己的名字，娘家姓名以及地址，他叫她把地址完整地报出来。安努斯卡用指尖摸着桌面，半闭着眼睛，恍如背诗一样，把这些信息讲给他听。她把地址重复了两遍：“库兹涅茨克街四十六栋七十八号公寓。”
警察先放走了她，隔了一小时再放走她。先走的是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所以，等安努斯卡出来时，早已没了她的踪迹。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天冷得可怕。她在地铁站外漫无目的地游走；腿脚在敦促她，愿意承载她走过这些宽敞的大街，去一个能抵达丘陵起伏的城郊、也就是所有街道源起的地方，经过那里之后，眼前就会铺开焕然一新的远景——尽情吐纳的辽阔平原。
但是，安努斯卡的巴士到站了；她奔过去，刚好赶上。人们已经出家门了，虽然太阳还没出来，街道上已随处可见各种晨间活动。安努斯卡在巴士上坐了很久，坐到了城市的边缘，然后，她就站在自家公寓楼的大门口了，抬头望向很高的地方，望着自家窗户。每扇窗都暗着，但等天色亮起来后，她看到自家厨房里有一盏灯被点亮了，于是，她径直走进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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