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四渡赤水之二渡，遵义会议后的一场大战，也是红军长征变被动与主动的转折性战役，遵义战役。
2月24日，林彪率红1军团攻占遵义城北的桐梓。25日，红3军团向桐梓开进中，前卫红13团抓获几名黔军俘虏，得知娄山关仅有黔军柏辉章部3个团，而杜肇华部1个旅在娄山关以南近3公里处的黑神庙，团长彭雪枫立即向彭德怀报告。
彭德怀向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报告上述情况，提出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几乎同时，林彪也致电军委，建议以主力在娄山关南消灭黔敌。
两大主力军团领导人不谋而合，中革军委决心即定。
朱德致电彭、林：“一、三军团应于26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全军统归彭德怀指挥。”
2月26日下午，红军攻克黔北第一要塞，遵义城的北大门，娄山雄关。
傍晚时分，如血的残阳洒在娄山关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策马登上娄山关。巍巍关口，举目苍山，漫天红霞，毛泽东想起一个月前经过娄山关时酝酿的几句新词。
他再次跨上马背，再续《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油画《娄山关》
忽有作战参谋来报：“毛委员，吴奇伟两个师正向遵义急进，前锋已在刀把水渡过乌江。”
毛泽东从诗境中走了出来，说：“告诉彭德怀，务必先敌占领遵义城，尔后迎战吴奇伟！”
2月27日，红军占领遵义。28日，红军在城南红花岗、老鸦山歼灭吴奇伟59师、93师大部，并将敌赶到乌江以南，胜利结束了遵义战役。
娄山关战斗与遵义战役的胜利，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地位，粉碎了蒋介石在川、滇、黔边区全歼红军的企图。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战后，红3军团在鸭溪开战评会，在娄山关战斗中负责西翼断敌退路，在吴奇伟反攻遵义城时负责坚守遵义城南红花岗高地，时任红3军团11团政委的张爱萍，拍案而起：“你黄克诚就是见死不救！”
彭德怀大怒：“怎么回事？”
原来，夺取娄山关、占领遵义城的战斗异常惨烈。红3军团牺牲很大，各个团均是向死而生。而彭德怀的亲密战友和助手，红3军团的参谋长邓萍，也在攻城时牺牲了。
当时，张爱萍带着参谋长蓝国清，陪同邓萍抵近前沿，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
按作战条令，这个距离比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阵地还要靠前，太冒险了。
张爱萍回忆：“军团的命令是，一定要在拂晓前拿下遵义，因为天亮增援的敌人就可能赶到。”
也许担心停留的时间过长，蓝国清曾建议转移，邓萍没有同意，因为这里便于观察。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通信员从后面摸上来，要报告什么情况，邓萍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这一下，把他们三个给暴露了。那样近的距离，一排子弹扫过来，惨剧就发生了。
张爱萍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的场景，邓萍把望远镜递给身旁的张爱萍，吩咐道：“情况紧急，明天增援遵义的敌人就可能赶到……”话音未落，头一歪，一下倒在了张爱萍的怀里。
张爱萍曾痛苦地回忆：“他是替我而死。”
“那是九响棒棒（一种步枪，俗称九响枪），从前额打进，后脑壳出来，血溅了我一身……他是黄埔六期的。”
张爱萍向彭德怀汇报这一噩耗时，内心非常痛苦，彭德怀比他还要痛苦，在电话里就骂开了：“你们这些猪狗养的，都给我去死光好了……”
电话那头张爱萍一言不发，彭德怀冷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让他终身难忘的话：“革命的路还长，你们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张爱萍
但实际上，更激烈的战斗却是在破城之后。
在红军凌厉的攻势下，战斗力原本不强的黔军彻底垮了，8个团中7个被击溃。黔军魁首王家烈，带着唯一一个建制相对完整的团逃出遵义城，和奉命增援的吴奇伟不期而遇。
当红军部队正全力攻打遵义时，自黔西方向，向北追击红军的敌第一纵队主力吴奇伟部亦在向遵义急驰，他们企图在红军破城前赶到。
兵贵神速，气势如虹的红3军团让他们算盘落空了，吴奇伟部只好准备反攻遵义。
吴奇伟的第一纵队共有４个师，是蒋介石亲自授命长期尾追红军的部队，仗着“追剿”数千里的气焰，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不过，此刻驰援遵义的2个师，却是红军手下的败军，2个师在江西都同红军打过仗，其中的59师，曾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红军全歼过，后来又重新拼凑起来。
这两个师，一方面凭着优良的武器装备，有些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切身体会过红军的厉害，不无恐惧心理。
2月28日清晨，吴奇伟带2个师抵遵义近郊，第93师已进入忠庄铺，前锋伸至距遵义南门仅2.5公里的洛江桥；第59师亦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急进。
他们打算以第59师2个团和第93师1个团为主攻，经桃溪寺向遵义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发动攻击；另以黔军部队为配合，自忠庄铺向北助攻，第93师主力和第59师1个团为预备队，集结于忠庄铺地区。
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一直比较消极的吴奇伟，此时显得颇为自信：中央军2个主力师加上黔军1个完整团，对付红军完全够用。目前要做的，就是在遵义以南找个地方与他们决战。
获知敌人的态势后，红军定下作战计划：
擅打硬仗的红3军团，坚守遵义城南的老鸦山和红花岗一带高地阻敌，与吴奇伟军正面对抗。（红花岗主峰1002米，老鸦山海拔1053米，两山地形险要，是扼守遵义的南大门）
擅长运动战的红1军团，出兵遵义东南，迂回敌人身后，奔袭吴奇伟司令部所在地忠庄铺，截断敌人的后路，达一举全歼之功效。
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红3军团能否在红1军团迂回穿插到位之前守住阵地！
山地攻防战纯属消耗战，这是擅长游击战的红军最不愿意打的，但此时却又非打不可。
两军交战，勇者胜！
28日上午，双方正式接战。
一开始，吴奇伟部便摆出猛打猛冲的态势，一口气夺得了红花岗、老鸦山前几座山头。红3军团连忙组织反攻，也一口气夺回了几座山头。不久，敌人又借助精良的武器，充足的弹药，组织兵力反扑，把红军逼迫下去；红军又组织反攻，再将几座山头的敌人赶了下去。如此拉锯一般，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争夺，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
接近中午时分，两军相峙于红花岗和老鸦山。吴奇伟让王家烈的黔军团守住川黔公路以东的几个高地。至于公路以西，全归吴奇伟率领的中央军防御。
吴奇伟部继续反扑，首先对防守在老鸦山左翼的张爱萍红11团发起攻击。59师担任主攻的两个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反复向11团阵地冲锋。
张爱萍回忆：“敌人从1个团增加到2个团，我们3个营都顶上来了，胶着在那里，但后续的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上，我看光靠自己是不行了。黄克诚的10团（团长张宗逊，黄克诚任政委）守在老鸦山顶上，我跑上去要他配合从敌人侧面出击一下。黄不干，说他的任务就是守卫老鸦山顶。我看说服不了他，只好又跑了回来。想不到的是，敌人看攻不动我们，就转向攻击老鸦山顶，10团顶不住退下来了。”
黄克诚
吴奇伟见一时难奏奇效，遂改变部署，以两个团的兵力牵制红花岗方向的红军，其余部队均集中于老鸦山。他们企图先攻下老鸦山，再行扩展以获全功。
如果说先前对红花岗的攻击带有试探性质，那么，中央军对老鸦山的进攻则是全力以赴。和孱弱的黔军不同，中央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不仅拥有密集的炮火，还有飞机助战。
固守老鸦山的红10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红10团的官兵连续几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但是中央军的攻势越来越猛，部分阵地已经被突破。
急红了眼的团长张宗逊决定立即发动反击。他让政委黄克诚留在主阵地上，自己和参谋长钟伟剑率部反冲锋。
对于严重缺乏弹药的红军来说，反冲锋的主要武器只有刺刀。空前残酷的肉搏战中，身先士卒的钟伟剑阵亡。
张宗逊右腿中弹，医生为他取出弹头，清除烂肉，总算保住了这条腿。这位黄埔五期的毕业生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曾多次负伤，这是伤势最重的一次。
几乎拼光了家底的红10团不得不撤出阵地，红军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老鸦山主峰一丢，不但红花岗阵地受到居高临下的威胁，而且遵义城也是岌岌可危。
形势很严峻，老鸦山一旦守不住，红1军团向敌军两侧的迂回包围马上失去了意义，军委精心制定的作战计划将彻底泡汤，红军自突破娄山关以来的所有战果都将前功尽弃。
双方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决一死战的态势。短兵相接，山地肉搏，双方的阵地来回失而复得。
这个时候，任何一方只要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就如岌岌可危的大堤，出现一丝小小的裂缝，瞬间兵败如山倒。
战局千钧一发！
彭德怀组织红10团和11团发动反击，两次进攻两次失败。
危急时刻，陈赓、宋任穷的干部团投入战斗。
有意思的是，几乎同时，占领老鸦山主峰之敌莫名其妙间转入防御。
原来，红1军团的奇兵奏效了。红3军团浴血的正面对抗，就是为了给红1军团留有充足的奇兵空间。
林彪率红1军团，已经从水师坝地区向敌人侧后出击，尖刀一般直插忠庄铺的敌军指挥部。
这是遵义战役的关键一刀，一刀就是敌人心脏。
此时吴奇伟已经把大部力量投放在了攻坚战上，纵队指挥部周围没有剩下多少部队。林彪这一刀，整得他实在是苦。吴奇伟只好带着身边少数人马夺路而逃，并下令部队后撤。
再看老鸦山这边，占据主峰之敌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发现其指挥部突然溜走，料想不妙，于是不敢大动，只得坚守。说是坚守，心志早已不坚。
红3军团全力反攻，浴血奋战，终于夺回老鸦山主峰，巩固了原有的阵地。
张爱萍回忆：“彭老总命令我们从左侧攻上去夺回主峰，攻了两次没拿下来。这时陈赓的干部团上来了，彭要我们配合再攻，又把彭雪枫的13团用上，要他统领12团，他们从侧面，我们从正面，把敌人打下去了。我们一直追到鸭溪，1军团追到刀把水，敌人把浮桥截断，结果后面一个营当了俘虏，吴奇伟的两个师就这样被消灭掉了。”
被打垮的吴奇伟部，并非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而是当年的北伐劲旅“铁军”第四军残留下来的部队。吴奇伟后来升任第四军军长，1937年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在上海嘉定、罗店一带前线，在大场与日军浴血奋战三昼夜，歼敌数千，吴奇伟也因此获得了“抗日铁军之母”的称号。
吴奇伟
不过，面对红军，吴奇伟的确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
吴奇伟与林彪当年同为铁军第12师的人。吴为12师34团团长，林为12师独立团见习排长，一个粤军前辈，一个黄埔后进，他们曾经一同在河南临颍战场对张作霖的奉军奋勇作战。
这一次，算是林彪给了“老长官”一个见面礼，吴奇伟带过乌江两个师，带回来的只有一个团，在江边大哭了一场。
《彭德怀自述》中说：“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
两个主力军团之所以能够自动配合：首先，是中革军委的放权；其次，出自彭德怀的敢于战斗；同样，也来自林彪的善战。
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对他红军时期的左膀右臂评论道：“林彪打仗刁，狠；彭德怀打仗勇，韧。”
人皆有特点，但红军将领中，唯彭德怀，林彪在一起时，特点反差最大，二人原有的特点皆被对方特点衬托得更为鲜明。二人皆率领红军主力军团，把握特点，便相得益彰。
战斗胜利了，该论功评奖了，也该秋后算账了。对于黄克诚不支援自己，张爱萍耿耿于怀。
张爱萍曾经这样自述：“干什么要别人喜欢？我这人干起事来，有时候是有些左倾、鲁莽，只要想干好，不讲究方式方法。”
他回忆：“我觉得黄克诚、张宗逊的战术思想不对头，依照我的想法不会损失那样大。”
“我同黄、张相处是很好的，打仗总有胜败，但这次是黄太固执了。”
“黄克诚就是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是谁呢。”
……
弄清原委后的彭德怀很恼火，桌子一拍，把黄克诚、张宗逊撤了，一个下连队，一个当伙夫。哈，喂猪去了。
而黄克诚将军为什么“见死不救”呢？他在回忆录里曾解释过这个问题：
“当时张宗逊团长已经带着一队人去出击了，我留在山头镇守，怎么能擅自离开？”
“而且林彪对我讲，敌人其实已经撑不住了。”
……
也许是年代已久远，记忆有些偏差；或许是两人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
不过，孰是孰非不重要了。那个年代，张爱萍和黄克诚将军可以在彭德怀面前开诚布公地争吵，并不因此影响他们的感情。
其实张一直把黄当成自己的兄长，对他向来是尊重和维护的，而黄也一直把张当做小弟，对他从来不乏器重和关心。
只是这个小弟，时常让黄哭笑不得。
他们两人在红4师的时候其实就有过一段合作，当时黄克诚是师政委，张爱萍是师政治部主任，一个老谋深算，一个血气方刚，确实是对很好的组合。
张爱萍晚年回忆起黄克诚时，常常会讲到一个故事，那是红军刚过两河口的时候，4师师部驻扎在苗寨里，当时白崇禧为了挑拨苗人与红军的关系，经常派人去搞破坏。一天半夜，师部忽然起火，黄克诚住的苗家小木楼浓烟滚滚。
张爱萍立刻组织营救，他回忆：“整个屋子浓烟滚滚，黄克诚这家伙，还在那里磨磨蹭蹭的。我急了，对警卫排长喝道，架起来，拖走！黄还在那找：‘我的眼镜！我的眼镜！’”
张爱萍每次说到这个故事，总是一边模仿，一边大笑……
不久，黄克诚和张宗逊又恢复原职。
对于张爱萍的发难，黄克诚并不以为意，他凡事出以公心，推诚布公。
1941年9月，为加强新四军第3师指挥机构，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提议把张爱萍调来当副师长：
“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
而后来担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的张爱萍，在抗日战场的最耀眼的表现，就是在第3师副师长的任上，这也证明黄克诚眼光的独到之处。
1943年春，日军在“扫荡”淮海区之后，紧接着对盐阜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此次“扫荡”，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战役计划，调集日军第17师团、第35师团、第15师团之独立12混成旅团1万余人及伪军近1万人，以海、空军配合，于1943年2月中旬，对盐阜区分进合击，自北至南构成一个弧形大包围圈，并以舰艇封锁根据地沿海港口，在飞机掩护下，实行“梳篦式”的反复搜索。
五百里加急：鬼子要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
华中局紧急会议。
会议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他说：为了迎接空前的反扫荡斗争，适应斗争的需要，决定：
一、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2师去；
二、3师师部也准备跳出敌合围部署之外；
三、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由3师副师长张爱萍统一指挥。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由3师副师长张爱萍兼8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8旅和7旅部分部队。
四、团以上干部每人准备一套便衣，党校解散,女同志疏散到外地打埋伏(注:打埋伏就是隐蔽在老乡家里或转移到敌占区去）
只准胜利,不准失败！……
任务部署完了，轮到个人向组织表态了。
华中局的这个部署，其他人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大家自然地把头扭向坐在最后排的张爱萍了。整个根据地都交给这位责任重大的副师长了。
“我不干！ ”个性鲜明的张爱萍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
可以想像会场的情景。张爱萍回忆此时很是畅快：“他们全都哑了。”
陈毅老总赶紧出面打圆场，宣布休会。
……
说归说，面对汹汹而来的强敌，临危受命的张爱萍不辱使命，建功3师。黄克诚回忆：
为适应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942年底转移到淮南路东地区。敌“扫荡”开始时，我先率师部（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外。
我军在第3师副师长兼第8旅旅长、盐阜地委书记张爱萍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开展了反“扫荡”斗争。在敌向我合围时，我以一部主力沿途阻击、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大部主力则转至敌侧后，寻机反击。敌合击扑空后，又实行分区“扫荡”。
我各地区相对集中兵力，袭击敌据点，予敌以沉重打击。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积极展开袭扰战，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
至3月中旬，敌被迫开始撤退，我军即集中主力进行反击，取得黄营子、单家港等战斗的胜利。旋即我军转入全面反击，连克敌伪据点十余处。我军又乘胜收复滨海县小尖子地区，攻克陈家港。
至4月中旬，历时两个月的盐阜区反“扫荡”胜利结束，共毙伤俘日伪军1800余，攻克敌伪据点30余处，并争取一批伪军携枪反正。
张爱萍指挥的这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大大改善了苏北地区的战略态势，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热情，坚定了抗战的胜利信心。
在晚年自述中，黄克诚对张爱萍及第3师的战功仍然赞不绝口：
盐阜区士绅在慰军大会上，称颂我军“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扬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
阜宁县国民党书记长亦称：“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
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目睹反“扫荡”的胜利，喜不自胜，感慨地说：“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谎言，余不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
不过，能征善战的张爱萍，为什么在华中局会议上如此公然抗拒上级党委的命令，这还了得！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过去没有过，以后也再没有过了。
奇怪的是，会上没有人责怪他，大家都沉默着。
张爱萍回忆：“陈把我找出来说，你怎么这样讲话的？我说，要我怎么讲？他们不是总都正确吗？这次就要他们来指挥嘛！陈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吧。陈老总说话我当然是要听的。于是，又复会。我说，打完了这仗，那几顶帽子最好都给我收回去。哼！”
“形势比我在皖东北时好得不知多了多少倍了。鬼子虽然多，但部队已经锻炼出来了，根据地也建设起来了，敌人进入根据地，主动权完全在我们这边，反扫荡，我有信息。只是心里有气，平时怎么讲都不听，好像天下太平，临阵又这样惊慌，什么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平时那股威风劲都上哪里去了？”
“就知道揽权！除了会整人，就是夸夸其谈。”
“有些人是看谁的势力大了，就巴结谁。今天，我就是要杀杀他的威风。”
……
张爱萍这次扬名之战，在多年后的庐山会议上，竟然给黄克诚带来不小的困扰。
关于3师在开辟华中根据地中所起的作用，对3师作战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
华中局的一些同志看法是，皖东、皖北、皖东北根据地之打开，3师主力未参加，许多战役，3师或是在次要方面配合作战，或是没有完成任务。
黄克诚不同意这种看法，在华中局会议上说，不是我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军部对反摩擦、反扫荡作战指导原则有问题。有的仗不宜打，有的仗是自卫反击，有的仗是运动歼敌，不可一概而论……
这些分歧，一直延续到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和彭德怀被打为反党集团。在揭发批判的热潮中，华中抗战的老账又被翻出来了。
除了重提黄克诚在作战中一贯消极、右倾保守外。还提到了这次盐阜地区反扫荡，说黄是放弃指挥，退却逃跑，化装隐蔽。上纲上线，批判黄克诚在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王明路线，是一个言行不一、不向党交心的伪君子。
而据在3师工作过的许多同志回忆，黄克诚同志是掌握了反扫荡的全局的，将作战交由张爱萍副师长机断指挥。在敌反扫荡前,从最坏处准备，跳出敌包围圈，以利前线指挥员放手指挥。而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黄并没有离开过盐阜地区。
张爱萍后来回忆：“工作中有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把这些分歧带入政治领域，是错误的，有害的。党应该吸取这个教训。”
顶着高压，张爱萍在黄克诚庐山落难时保持着对他客观的评价：“我永远不会去做这种卑鄙的事情。”
大将黄克诚与上将张爱萍
黄克诚岂能不明白呢？他在《自述》中写道:“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 许多人都要表现一下。也有几个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黄克诚性格温和，低调沉默，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柔弱的人，相反，他的刚毅和坚韧远远超过了一般人。
“天下柔莫如水，及其结为冰，则坚不可犯。”用这句话来形容黄克诚大将，大概最合适不过了 。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很多人迫于形势，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黄克诚坚决不落井下石，始终认为不应该批判彭德怀。最后连刘少奇、周恩来都出面劝他，但他始终不松口。
有人认为他跟彭德怀关系太密切，他说：“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
“文革”中，专案组知道他当年受过华中局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他揭发当时的领导人。
但黄克诚不为所动：“我没有石头，做不到落井下石，也绝不靠诬陷别人开脱自己。”
“我们是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有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他们叛党。”
……
爱因斯坦曾评价居里夫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曾经这样说过：“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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