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无疑是南北双方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不仅第一时间赶赴武昌前线，参与制定军政府第一个基本法，而且很快成为南方新政府的轴心人物，在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方面提出许多重要创意，充分展示了其宪政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才能。
其实，如果从宋教仁的全部历史看，革命只是他实现宪政中国的一个手段。革命不是目的，宪政才是中国革命的终极期待。
△宋教仁肖像
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19世纪晚期典型的“80后”。1902年，新政开始第二年，20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经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是遇到了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宋教仁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摒弃偏见，一致对着清政府。
在这种气氛下，宋教仁一面在日本政法大学研读法律，一面和那批闹革命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提倡爱国主义，鼓吹革命独立，主张仿照世界先进国家，构建一个常态的“完全国家”，实行民主共和，进而使中国成为20世纪世界舞台上第一流强国。这是宋教仁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1905年，清政府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派遣亲贵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等待这些大臣考察归来，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建议，于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
清政府预备立宪改革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不仅是因为他和黄兴等一批革命党人做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现在既然清政府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
△宋教仁像
显然，宋教仁不是不想回归“主流”，只是自己的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在回归主流时遇到了问题。即便清政府不介意他的过去，但革命党人很难容忍宋教仁走到这一步。
当时，革命者对于究竟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并不是那么清楚。但在当时的情境中，革命与改良，并不是非此即彼，绝对对立。只要遇到合适机会，革命与改良照样可以合一，可以相互接纳。这在宋教仁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宋教仁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参与工作，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为军政府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
宋教仁主导起草的《鄂州约法》及其中的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在本质上与清政府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归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而已。很显然，宋教仁的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湖北军政府的中心地位很快就被上海取代了。11月中旬，宋教仁离开武昌转往上海，开始在那里为筹建全国性新政府殚精竭虑，费尽心机。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负责新政府法律制定。
在筹备南京临时政府时，宋教仁的设想是内阁制。他希望构建一个稳定的宪政架构，内阁可以永远地倒阁、组阁，但大总统在选举出来之后，一个任期制内是不变的，是稳定的。但这个主张因为孙中山的归来而没有实现，孙中山顺利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临时政府也就改为总统制，孙中山拥有最大权力。
后来，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了，孙中山在辞职前利用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议修改组织法，将新政府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宋教仁先前的主张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遇刺后的宋教仁
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基于这样的理由，宋教仁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
但内阁总长显然不是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后来，宋教仁找到一个机会就辞去了总长职务，专心致志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将全副精力专注于政党建设，参照同盟会旧有架构，并以同盟会的名义，邀请各友党、各小党合组一个大的国民党。
筹组政党，参与议会选举，是民国元年中国政治奇观，几百个政党在一夜之间奔涌而出，然后整合，渐渐形成一些具有独立政见，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大党。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就属于这样的性质，他的目标就是要在年底即将到来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谋取议会多数，然后组阁。
宋教仁的想法没有丝毫错误，他对民主政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也非常令人佩服。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谋取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民国元年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戛然止步，孙中山拍案而起，“二次革命”爆发。中国迅即进入一个政治动荡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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