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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扩张，打破了东亚的权力平衡，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因与日本利益的冲突而骑虎难下。一战之后，接任威尔逊的哈定（Warren Harding)政府决心在承认日本新权力地位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东亚权力平衡，并调适美国对“门户开放”的基本观念。
1、“华盛顿体系”的作用
哈定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条约，建立一种基于集体安全的国际秩序，来缓和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军备竞争以及在中国的竞争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为此，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期间，美国以调整列强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为由，召集列强召开了华盛顿会议。
在华盛顿会议上，日美双方达成了妥协，为了换取日本自愿抑制其进一步扩张的承诺，美国从实力政治的考虑出发，承认了日本在东亚的实力，也承认了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及其在满蒙的特权，这种做法虽然也打着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是损害“门户开放”原则有关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规定本身的。
另一方面，日本也对《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中与美国3：5的主力舰吨位比例规定表示同意，并同意今后将不干涉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不利用中国的局势谋求进一步利益扩张，同时加入并遵守与美国和列强协调合作的国际秩序。
美日在有关对华“门户开放”原则问题上重新达成的谅解，纳入了作为华盛顿会议成果之一的《九国公约》之中。
华盛顿会议的最终结果——各国通过共签《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等条约，建立起了被称为“华盛顿体制”的远东集体安全体制。这是列强在远东建立的第一个集体安全机制。美国将把日本纳入集体安全体制内视为会议的一大“成功”，认为该体制将会为远东带来长久的和平。
不过，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成功也许更大。因为在当时以英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日本的力量仍然相对弱小，与美英协调的余地并不大，很难说它加入华盛顿体制下的国际秩序做出多大的让步。
而且，日本从日俄战争以来在东亚和中国的种种扩张行为，尽管损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并屡次挑战了列强容忍的极限，但却通过华盛顿会议又一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式认可最为关键的是，华盛顿体制无法或者说很难确保和平局面的长期稳定，因为华盛顿体制本身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该体制的稳定必须以日本的自我约束为前提。
在1920年代，以原敬、币原喜重郎等为首的英美协调派影响着日本政治，他们的政策观念是主张日本应尊重“华盛顿体制”，重视同美英协调关系，在对华政策上，协调派认为日本应以确保中国市场的经济外交为重点，尊重《九国公约》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并对以武力推行对华政策持慎重态度。
所以，尽管19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大革命的动荡中，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政局非常不稳，但协调派主导下的日本，基本上遵守了在华盛顿会议上作出的不以武力推进日本在华利益的承诺。
可是，协调并非当时日本唯一的对外政策理念长期以来，在武力扩张中国家利益步步推进，使日本与许多国家主义者对武力的逻辑更情有独钟，并不甘心受条约承诺的束缚，政界的右翼和军方一直与英美协调派对抗，认为华盛顿诸条约是对日本的利益和发展的约束，日本应以武力侵华，直接迅速推进在东亚的利益，不必顾忌英美反应，因此，在华盛顿体制下的1920年代可以看到，尽管在币原主持下的“协调外交”。
看起来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主基调，但出身陆军大将的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兼外相时，日本已然蠢蠢欲动，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日本于1927年6月和1928年4月两次出兵山东，与国民革命军发生冲突，酿成“济南惨案”。
在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暗杀了希望摆脱日本控制、与日本矛盾日益尖锐的东北军阀张作霖，这些事件，充分表现出日本右翼和军方势力欲突破“华盛顿体制”的急切心情。
因此，“华盛顿体制”只带来了这一时期东亚的短暂和平以及美日关系的短暂和谐。
2、“史汀生主义”的妥协性
1929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了国际贸易体制崩溃解体。经济危机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经济遭受到沉重打击，也成了蠢蠢欲动的日本右翼和军方突破华盛顿体制的最好借口。军政两界的右翼结合在一起，趁机将日本的经济困境归结为文官政府与英美合作的“协调外交”，由此而重新强调日本应以武力保护在华势力范围，尤其是“满蒙生命线”。
在如此前提和氛围下，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铤而走险，策动了“九一八事变”。
尽管“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中下级军官所策划，但日本政府很快对这一事实进行了追认，因此，事实上，对日本而言，尽管在华盛顿会议上，做出了各种承诺与保证，但任何承诺和保证都没有改变其内心依然奉行的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信条。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公然违背了在华盛顿会议上以和平手段谋求在华利益的承诺，践踏了《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构成“华盛顿体制”的基本条约，这使得“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成为日本己不愿再受“华盛顿体制”约束的标志。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又一次受到了日本的挑战。虽然当时美国的胡佛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苦心经营的整个远东国际秩序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已经被破坏，但是，30年代的胡佛政府仍然无法摆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日俄战争后所面临的尴尬。
在当时的美国，反对采取制裁行动的看法仍然是压倒性的。国务院几乎一致确认，美国在华利益并不重要，尤其没有必要为了“满洲”而与日本恶交，更不用说开战，国防部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指出，美国军队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海军和陆军实力都不够。
考虑到军方意见，担心日本会以武力回敬，胡佛本人不仅坚决反对诉诸武力，也反对采取经济制裁，同时，美国国会两院也都没有把日本的行动，视为对美国任何利益的威胁、参议院更强烈反对美国采取对抗日本的立场。政府方面只有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对中国表示同情。
但即便如此，他也并不认为美国应该为此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让美国承担起“门户开放”中所设计的东亚角色。
总体上，到1931年，美国在中国经济利益仍然是微弱的，其对华出口只有980万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4%；对华投资也只有1968万美元，仅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1.2%。相反，美日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却大大超过中国。1930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是1910万美元，而对日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4440万美元，已是对华贸易的两倍多。
在这种状况下，当时美国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最强烈的压力，仅仅来自和平运动、国际联盟的支持者以及要求裁军和主张战争非法化的和平人士。
胡佛政府在反复权衡之后，认定美国没有准备好、也不值得为中国而动用武力。1932年1月，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双方，表示美国将不承认对其条约权利的损害，包括关于中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美国也不承认以违反《非战公约》义务的方法获致的任何局势，这就是著名的“史汀生主义”，即“不承认主义”。
“史汀生主义”令日本得寸进尺，1932年3月，日本扶植的溥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宣告成立，基于中国政府对国联的申诉，5月，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前往调查。
不过，由于“史汀生主义”的发表，日本已认定美国不会因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而采取不惜危害日美关系的措施。九个月后的1933年3月，当国联召开大会正式通过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并判定“伪满洲国”非法时，日本干脆宣布退出国联，终止了它认为与国际合作协调机制之间现在看来已是碍手碍脚的关系。
3、日本的步步紧逼
正如美国学者孔华润所言，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用武力达到其目的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此后，美国便眼看着日本无视美国存在，在中国和东亚肆意而行，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入主经济大萧条之后的白宫，担任美国第32任总统。当时罗斯福认定，他的首要任务是医治大萧条给美国带来的内部创伤，其次才是维护世界和平；而就世界和平而言，美国重点关注的应该是欧洲的和平。换言之，罗斯福并不认为发生在东亚和中国的问题会触及美国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如此，罗斯福上台之后继承了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绥靖日本的做法。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称“由于日本在与中国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日本对中国和东亚负有特殊责任，各国对华援助，即便是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都“将给中国带来不幸，而且对日本和东亚也会带来严重后果”，将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的罗斯福政府本拟对天羽声明置之不理，但是英国希望英美能采取联合行动向日本发出警告，美国勉强为之。英国抗议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
美国的照会声明虽然在表面上表示要捍卫美国的利益，但却并不打算掩饰其不愿向日本挑战之心，在美国的绥靖政策下，从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得寸进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日本的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事变当时美国毫无表态，为了在对日关系上保持最大的灵活性，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7月16日才发表了一项无关痛痒的声明，劝告一切国家坚持国际条约，信守和平与不侵略原则。
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袭击并击沉了美国海军在长江的炮艇“帕奈”号，这是对美国的公开直接挑衅，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曾以为日本的这一行动将会导致美日断交。
但是，为避免卷入已经全面爆发了的中日战争，罗斯福政府竟息事宁人地迅速接受了日本的道歉和赔偿。这一行动，让世人感到美国已几乎完全放弃了其在华利益，也完全抛开了对“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的考虑，美国绥靖妥协的姿态显然也鼓励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公开声明，提出日本征战之“最后目的”在于“建立保卫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并要求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和政策，适应东亚的新形势”。
随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11月18日照会美国，称“日本政府坚信，目前正处在东亚新形势的发展时期，如果不加任何更改地把中日事件前的概念及原则用于目前及将来的复杂环境，不可能提供解决当前问题的任何办法，也不可能奠定东亚永久和平的坚固基础”。
有田照会实际宣布日本不再受《九国公约》及其有关文件的约束，这一行动直接针对美国，是对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和“门户开放”原则的公开挑战。
此时，由于国内和平运动的大力宣传，“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昭然若揭的对华侵略行为，已引起了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重视美国的国内舆论已开始转向，尤其在卢沟桥事变后，美国国内舆论普遍对中国寄予同情，谴责日本的侵略和残暴；考虑到国内舆论的影响，并对美日关系最终发展充满担心，同年12月5日，美国政府终于做出了反应。罗斯福总统宣布将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
“桐油贷款”是美国首次以经济手段捍卫“门户开放”原则。但是，它来得太迟，也杯水车薪，根本无力阻止日本打算以武力彻底打破现状、建立新秩序的决心。
4、走向太平洋战争
直到日本入侵东南亚以前，美国对日本的反应都是有限的。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如果日本止于对华侵略，日美之间或许并不会走向战争。美国之所以做出对日战争的决策，与对欧洲战争的考虑有关。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由于英美特殊关系以及对捍卫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考虑，使美国人日益关心欧洲战事，并把几乎全部的注意力转向支持英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意日三国接近的苗头，才让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嗅到了战争的气息。
在如何对待日本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几乎无休止扩张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以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等人为首，主张从经济上坚决制裁日本，迫使它收敛扩张势头；但另一派，国务卿赫尔和驻日大使格鲁等人却主张美国应采取避免刺激日本的谨慎态度。
罗斯福总统倾向于稳健派的立场，他担心美国对日采取强硬措施会刺激日本国内强硬派，并导致日本与德、意两国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基础上形成全面的政治军事同盟。三国结盟会将分别发生在欧亚的战争连为一体，而到时候美国无法置身事外却又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话，事态就会对美国极端不利。
在美国政府内两派的争论以及罗斯福总统的犹豫中，日本受德国在欧洲胜利的鼓舞，于1940年4月开始试探“南进”政策，把侵略对象扩大到东南亚。同年7月26日，在第二次组阁的近卫文麿的主持下，日本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提出要以“八统一宇的肇国精神”，“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又发表了《皇道外交宣言》，宣称“日本外交政策的直接目的是按照神道的崇高精神建立一个伟大的东亚共荣圈”。
当时英德不列颠之战正吃紧，东南亚殖民地的物资支持对英国本土的战争至关重要，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将可能导致英国的失败，同时也直接威胁到菲律宾以及美国在东亚的存在，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罗斯福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三国同盟的结成使欧亚战争连为一体，变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
美国无法再继续逍遥地置身事外。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迅速由绥靖转趋强硬。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项白克建议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以中国拖住日本，一向亲日的驻日大使格鲁也发出著名的“绿灯通讯”，敦促政府向日本显示武力以阻止其南进。此后，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在6个月之内，便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了9500万美元贷款。
当美国决心采取手段阻止日本的侵略行为并捍卫其在东亚的利益时，美日战争的脚步便临近了。
1941年4月16日，美日赫尔野村-谈判开始，日本提出要与美国同守“门罗主义”，即各自清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美国方面赫尔却摆出美国不愿与日本共同宣布“门罗主义”而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强硬姿态。由于双方各不让步，谈判一直僵持，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在7月确定了南进的方针，并旋即开始入侵印支南部。日本对印支南部的侵略，将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菲律宾的存在，美国的立场因此变得更加强硬。
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要求日本停止继续南进，退出三国条约并从中国撤军。石油禁运对依靠资源进口的日本而言是沉重的打击，但已经全力开动战争机器的日本不甘由此止步，失去在它看来已经获得或即将进一步获得的权益，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则》，规定日美谈判的最后期限为10月中下旬，如谈判不成，日本将“采取对美开战的坚决方针”。
11月26日，赫尔向日方提出“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支撤军，并放弃对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的承认。日本没有做出答复，12月6日，罗斯福向天皇发出呼吁和平的电报。但日本的回答是，12月7日，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指挥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珍珠港，珍珠港偷袭使美国太平洋舰队惨遭重创。次日，罗斯福对日宣战，美日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对东亚政策全盘重新考虑，而随着战争的到来，东亚的中日美三国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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