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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一辈子都在逃，有人一辈子都在记。
有个日本兵，几十年过去了，走到哪儿都背着一只无形的箱子，箱子里装着两条命、一块手表和一封信。
这封信，不是什么情书，也不是战地报告，而是他写给他妹妹的，说得直白点，是一份忏悔书，写在牢房里，写到手发抖。
那年春天，他坐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角落里，纸是黄的，手是冷的，心是空的。
他写得慢，因为每写一笔，脑子里就冒出一张脸，那姑娘的脸，还有她奶奶的血。
时间往回拨到1945年头，东北的天冷得人牙打架，他们部队接了个命令，要进山东山区去“扫荡”。
说白了，就是抢粮、烧村、抓人。
榎本和一个新兵被派进一个山村，村子不大，正准备过年，家家户户门上贴着红纸，空气里都是灶火和腊肉的味儿。
他们踹门进了一户人家，屋里站着个头发全白的老太太，眼神死死地盯着他们。
榎本翻箱倒柜没找到值钱的东西，一气之下砸了水缸，水哗啦啦泼了一地，老太太眼圈一下就红了。
他觉得这老太太不对劲，总跟着他转，他进了堆杂物的屋，乱戳一通，草堆里竟然藏着个姑娘。
小姑娘十六七岁，穿着红夹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腕上戴着一块洋表。
榎本一把把她从稻草里揪出来，老太太扑上来护着孙女，榎本直接一脚把她踹翻，老太太脑袋撞在门板上，血就出来了。
他命令新兵把老太太拖出去，自己留在屋里，对那个姑娘做了不该做的事。
村子最后被一把火烧了，榎本背着枪走到半山腰，往下看见那对祖孙坐在烧着的房前哭，火光照亮半边天。
几个月后，日本投降，他没死在战场上，反倒被苏军抓了，押去西伯利亚。
那地方，白天冻得像刀子，晚上冻得像棺材。
他们那一队人，死了大半，榎本活下来了，1946年夏天被送到中国，关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他那封信，就是在那儿写的。
他写给他妹妹，说你现在戴的那块表，是我从一个差不多跟你一样大的女孩手上抢下来的。
那是她唯一的财产，也是她的命根子。
他说他知道自己该死，他也不求原谅，只是实在撑不住了，非得把这事写出来。
那年头，中国刚打完仗，百废待兴，街头巷尾挂满了“惩奸除恶”的标语。
可到了1956年，一批像他这样认罪的战犯被放了。
榎本也在其中，他回到日本后没再当兵，也没去藏起来。
他开始四处演讲，讲自己在中国做过什么，讲那天的火，讲那姑娘的眼泪。
他不是在表演，也不是在求原谅。
他拿着那封信，走街串巷，站在东京的十字路口，大声念那段他写给妹妹的文字。
有人骂他疯子，有人扔他臭鸡蛋，也有人停下来听完，然后转身离开。
他不解释，也不辩解。
他说他是个罪人，这话他重复了一辈子。
他不写书，不上电视，也不上历史讲堂。
他只说：“我做过的，我记着。”
他那封信，后来被一份资料收录了进去，那是战后清理战犯证据的一部分，归档归得整整齐齐。
人们读到那封信的时候，很多年都过去了，村子也早就没了，只剩下那块表，成了记录的一部分。
榎本晚年时住在东京郊区一个安静的小屋里，屋里没挂照片，没摆勋章，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封信。
他时不时会拿出来照着念，没人听他，他也要念，那像是他每天的功课。
有一年冬天，他走在涩谷街头，风吹得他浑身打颤，他把信揣在怀里，站在人来人往的地铁口，又念了一遍。
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肺里刮出来的。
他说：“那姑娘的手，是我掰开的。
那表，是我拿走的。
我记着。”
他活到老，没再犯事，也没进过医院。
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一家旧书店门口，他在找一本关于山东的小册子。
人家问他找什么，他说：“我想知道那个村子后来还有没有人活下来。”
没人能回答他的问题。
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日军暴行录·山东卷第59师团》
抚顺战犯管理所档案馆口述材料
日本《每日新闻》战后归国战犯采访录（1957年版）
中国国家档案局《日本战犯认罪书汇编》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战后口述历史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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