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柔然在漠北草原建正朔，称“皇芮”，基本可视之为是中原传统模式的封建王朝。柔然并声称将“恢复中华”，这在古代立国于蒙古高原漠北的游牧政权中，绝无仅有。这是十六国时期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政治理念，逐步为黄河流域诸少数民族广泛接受的潮流中出现的特例。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似乎应目之为皇宋、皇魏和皇芮，三个以汉文化为灵魂的封建王朝南北一字形并列的局面。
人们熟知，清光绪十三年（1904）孙中山等人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同盟会革命纲领的一部分。
人们也知道，早于孙中山五个多世纪，明洪武元年（1368），由宋濂起草的朱元璋的北伐《谕中原檄》中，就出现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在中国封建社会，每当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一些汉民族的领袖人物往往要表达类似的思想，将阶级斗争，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涂上一层民族斗争的色彩，以争夺中原地区的统治权。更早于朱元璋千余年，“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廓清中畿，光复旧京”等，就曾经是挂在东晋士大夫们口头的时髦语言。
但是人们似乎尚未注意，南朝宋齐之间，柔然的一位国相邢基祇罗回，在一份致萧道成的外交文件中，竟然宣布，他的政权“皇芮”要扫殄盘踞并、代、秦、赵的所谓“凶丑”北魏，“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光复中华”一语，后世朱元璋、孙中山的“恢复中华”与之惊人地一致，它不仅早于朱元璋近千年，竟然还是立国于蒙古高原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柔然的一项国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
邢基祇罗回的这一外交信件，保存在《南齐书》里。据《芮芮虏传》载：
升明二年（478），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芮芮，克期共伐魏虏。……（齐建元）二年（480）、三年芮芮主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与上书欲伐魏虏，谓上“足下”，自称“吾”。献师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国相邢基祇罗回奉表曰：
夫四象禀政，二仪改度，而万物生焉。斯盖亏盈迭袭，历数自然也。昔晋室将终，楚桓窃命，寔赖宋武匡济之功，故能扶衰定倾，休否以泰，祚流九叶，而国嗣不继。今皇天降祸于上，宋室猜乱于下。臣虽荒远，粗闚图书，数难以来，星文改度，房心受变，虚危纳祉，宋灭齐昌，此其验也。水运遘屯，木德应运，子年垂刈，刘穆之记，崏岭有不衽之山，京房谶云“卯金十六，草肃应王”。历观图纬，休征非一，皆云庆钟萧氏，代宋者齐。会有使力法度及□此国使反，采访圣德，弥验天纵之姿。故能挟隆皇祚，光权定之业；翼亮天功，济悖主之难。树勋京师，威振海外，杖义之功，侔纵汤武。冥绩既著，宝命因归，受终之历，归于有道。况夫帝无常族，有德必昌，时来之数，惟灵是与。陛下承干启之机，因乘龙之运，计应符革祚，久已践极，荒裔倾戴，莫不引领。设未龙飞，不宜冲挹，上违天人之心，下乖黎庶之望。
皇芮承绪，肇自二仪，拓土载民，地越沧海，百代一族，大业天固。虽吴漠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扫殄凶丑，枭剪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使四海有奉，苍生咸赖，荒余归仰，岂不盛哉！
学界一般以北魏天兴五年（402）柔然首领社仑征服高车、匈奴余部，统一漠北，自称丘豆伐可汗，为柔然建国之始；又以北齐天保六年（555）其大部被突厥击破、吞并为灭亡标志，柔然前后历时一个半世纪。北魏是柔然世敌，《魏书》虽设《蠕蠕传》，所记则充满贬斥和歪曲之辞。南方诸朝虽是柔然与国，但相距遥远，又无太大利害，所知亦皮毛，因此宋、南齐、梁诸史之索虏、芮芮虏传皆简略难得要领。《南齐书·芮芮虏传》所载之柔然国相邢基祇罗回表，是现存惟一的柔然文书，且出自柔然高层执政者的历史文献，特别珍贵。此表的内容、文字，特别是自称“皇芮”，宣言将“光复中华”，表达了柔然国统治集团的自我政治定位和基本国策，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乃至探讨中国的国家发展过程，均具极为重要的价值。但它至今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现钩稽史料，试作探讨，或有不当，敬请指正。
一
邢基祇罗回表（下简称“邢表”）现存四百零六字（中缺失一字），分两大段。第一段是向萧道成劝进。表文从“亏盈迭袭”的自然规律和晋、宋兴衰的历史过程入手，谈到星文、德运、谶纬，皆足证“庆钟萧氏，代宋者齐”；复引回国使者采访所见，盛称萧道成“树勋京师，威振海外”，“冥绩既著，宝命因归”，理当“应符革祚，久已践极”。但当时柔然并不清楚道成是否已经称帝，所以又说“设未龙飞，不宜冲挹，上违天人之心，下乖黎庶之望”。第二段是对柔然国策之阐明。表文声称“皇芮承绪，肇自二仪”，得华夏封建之正统。它将“克期中原，龚行天罚”，占有并、代、秦、赵，即中原腹地，消灭北魏，“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而对于萧氏南朝，“虽吴漠殊域，义同唇齿”，将“永敦邻好，侔踪齐、鲁”。
柔然国主书与邢基祇罗回表，《南齐书·芮芮虏传》并载，总谓是齐建元二年（480）、三年事。《通鉴》系柔然主书于齐高帝建元三年九月辛未，则邢表当于同时送抵建康。它们的到来，应视为萧道成代宋建齐而展开的外交攻势的胜利。
按，《宋书·顺帝纪》升明二年（478）九月丙午，加萧道成“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十三天以后，“己未，芮芮国遣使献方物”。王洪范使柔然，《顺帝纪》不载，《南齐书·芮芮虏传》云事在升明二年。按惯例，他应该是随当年九月到达的柔然使臣离开建康，西出北上。
王洪范的使命，据《芮芮虏传》云是“克期共伐魏虏”。《通鉴》卷一三五齐建元元年（479）十一月条：“上之辅宋也，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柔然，约共攻魏。洪范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乃得达。至是，柔然十余万骑寇魏，至塞上而还。”此证建元元年柔然的军事行动乃应萧道成之约，是王洪范出使的成果。其实，王洪范还有一项秘密使命。按魏晋禅代模式，四夷来朝拥戴是禅位大典必不可少的礼仪装饰。黄初元年（220）曹丕登坛受汉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泰始元年（265）司马炎受魏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其类告上帝文称：所以接受帝位，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的拥戴。相沿成例，晋恭帝禅位玺书，亦盛称宋王刘裕“信着幽显，义感殊方。自历世所宾，舟车所暨，靡不讴歌仁德，抃舞来庭”。然刘裕行事匆促，受禅仪式并未见来贺之四夷，总是缺憾。王洪范是萧道成的“亲信”，骁骑将军在当时是中领军萧道成麾下禁卫军的主要将领之一。萧道成在完成了篡位的许多准备工作以后，派这样一位心腹人物出使柔然，很可能赋予了说服柔然参与劝进的使命。《梁书·诸夷传·芮芮国》：“齐建元元年，洪轨（范）始至其国。”上文已注引《魏书·高祖纪上》：太和三年十一月“蠕蠕率骑十余万”南攻北魏事，而《通鉴》敍此事，将其与王洪范出使联系在一起，则洪范抵柔然不会晚于建元元年秋末，其途中行程大约一年上下。倘柔然按萧道成之约，于齐建元元年十一月出兵伐魏的同时，或晚一些时日遣使，需经一年有余才抵建康。据《南齐书·芮芮虏传》建元二年、三年柔然频遣使贡献，《通鉴》皆系于九月，只有建元三年之使才有可能带来王洪范出使的回馈资讯。《通鉴》正是在高帝建元三年（481）九月辛未记“柔然主遣使来聘，与上书，谓上为‘足下’自称曰‘吾’，遗上师子皮袴褶，约共伐魏”。邢表当与国主书同时送达。萧道成早已在建元元年四月即皇帝位，时王洪范尚在赴柔然途中，当然不得而知。邢表“设未龙飞”云云，反映了这一情况。事实上建元三年送达的柔然国相劝进表，已成了马后炮。
汉制，“凡羣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下方附曰‘某官臣甲乙上’”。李善云：这种“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的文体，“汉魏以来，都曰表”。据《魏书·张衮传附伦》：“熙平中，蠕蠕主丑奴遣使来朝，抗敌国之书，不修臣敬。朝议将依汉答匈奴故事，遣使报之。”张伦上表反对，认为不应“与夷虏之君，酋渠之长，结昆弟之忻，抗分庭之义”。此足证当时的外交活动中，柔然十分重视往还信件的规格，上下尊卑，不容失礼。王洪范使柔然，说服柔然联兵伐魏，参与劝进。柔然方面的回答，一是芮芮主亲自出面通报“欲伐魏虏”，其国书“谓上‘足下’，自称‘吾’”，用敌国礼；二是由国相邢基祇罗回以外臣礼上表劝进。既不失国家的尊严，又满足了萧氏政权的愿望。君臣配合，深得大体。考察邢表的规格、内容，足见其来历分明，不卑不亢，言皆合理。
古代中国的北方民族，匈奴、鲜卑、柔然均无自己的文字，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他们的文字。突厥有自己的文字，但是现存东突厥遗留下来的文书，亦非突厥文字写成。如《隋书·突厥传》所载大业三年（607）启民可汗上隋炀帝表文，据周一良先生研究，“实用近似口语之文体译突厥语写成”。现存隋以前比较完整的立国于漠北的古代北方民族文书，如西汉时冒顿单于遗高后书，汉文帝四年（前176）匈奴遗汉书，以及突厥沙钵略可汗上隋文帝书等，大抵都是以汉文口语或书面语，译匈奴、突厥语写成的。邢表与这些文书比较，迥然有别。表文中四象、二仪、历数、图纬、水运、木德之类的概念，“卯金十六、草肃应王”这样的谶语，正统、德运等思想理论，以及文字用典、骈俪等，皆中原传统汉文化特有的现象，决非别个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所能够表达。因而邢表只能是以汉书面语直接写就的文书。
邢表无论是文字，还是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皆与典型的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文书毫无二致，然而它却出自立国于瀚海之北，并且未曾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柔然国相的手笔，或即使由某个流寓漠北的汉族文人捉刀，最终也得由这位国相审定签署，这在中国北方民族史上绝无仅有，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或以为这是南齐方面做了加工修饰，然邢表称柔然是肇自二仪之“皇芮”，声言要“光复中华”，自诩得中华之正统，而谓萧齐为偏霸之“吴”，充其量只称得上皇芮的与国，即所谓“侔踪齐、鲁”，凡此皆萧齐臣子不敢言也不忍言之理念，明显有悖于禅位大典，四夷称臣拥戴的格局。南齐方面倘做手脚，肯定不会是如此措辞。
那麽，邢基祇罗回能否具有如此高水准的汉文化修养呢？早于邢基祇罗回半个多世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确曾说过：“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嚚，每来抄掠，驾牸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牸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魏书·蠕蠕传》还说柔然“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记兵数”，到后来也仅是“颇知刻木为记”而已。这显然是北魏统治集团对柔然的刻意贬低。南朝方面的记载则客观平实得多。《宋书·索虏传》说芮芮虏“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南齐书·芮芮虏传》曰：“宋世，其国相希利垔解星算数术，通胡、汉语，常言南方当有姓名齐者，其人当兴。”两书所记实为一事，则《宋书》所云渐知之“书契”就是汉文，而“颇有”之学者，当不止希利垔一人。作为希利垔的后任，邢基祇罗回用汉文写成，或指导属下某个汉族文人写出上述表文，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二
邢表称自己的国家柔然是“皇芮”，其君主的车驾是“皇舆”。当时，北魏自称“皇魏”，刘宋自称“皇宋”，皇，即大。又指天。《诗·皇矣》“皇矣上帝”，毛传：“皇，大。”《诗·文王》“思皇多士”，毛传：“皇，指天。”以“皇”冠于国号，既有自矜其大，又有受命于天之意。邢表自称“皇芮”，与北魏、刘宋一致。显然，柔然君主与北魏、刘宋一样以皇帝自居。
关于柔然称皇帝，这并不是孤证。柔然君主有年号，这是人所熟知的事实。据《魏书·蠕蠕传》可得现存柔然君主年号如下：
魏和平五年（464），处罗可汗吐贺真死，子予成立，号受罗部真可汗，自称永康元年。
魏太和九年（485），予成死，子豆仑立，号伏古敦可汗，自称太平元年。
魏太和十六年（492），豆仑被杀，叔那盖立，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自称太安元年。
魏正始二年（506），那盖死，子伏图立，号他汗可汗，自称始平元年。
魏永平元年（508），伏图被杀，子丑奴立，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自称建昌元年，至魏正光元年（520），丑奴被杀。
总计连续五汗，使用永康、太平、太安、始平、建昌等五个年号，前后延续五十六年。
予成以前，柔然诸汗年号，于史无征。然据《通鉴》卷一二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七月己亥云：“柔然处罗可汗卒，子予成立，号受罗部真可汗，改元永康。”不曰“建元”，而用“改元”，似乎前此本亦有年号，只是史已失载而已。丑奴被杀，阿那瓌立后十日即为其兄示发击败归魏。此后柔然衰乱，其年号史书失载，是否立即废止，尚无确证。
年号，汉武帝所创。《白虎通·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正朔之改定，是“王者受命”，应历承运的标志。然自汉武帝改秦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此后历代相承，再无改易。于是年号成为正朔的标志，用年号即奉正朔。《后汉书·窦融传》云：“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窦）融等从受正朔。”《通鉴》建武五年（29）敍此事，径曰：“乃从隗嚣受建武正朔。”《宋书·氐胡传》载：略阳氐杨盛，隆安三年（399）遣使称蕃，晋安帝以为仇池公。宋高祖践祚后改封武都王，盛卒，子杨玄嗣，义熙三年（407），以玄为武都王，玄“乃改义熙之号，奉元嘉正朔”。此皆例证。因此，汉魏以来，一个政权，无论它的缔造者是汉人或是少数民族，也无论它瞬息即逝或是长治久安，一旦其君主登极称帝，就必建年号以示统绪之正。《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总序》说，晋氏失御，五胡十六国迭兴，“俱僭大号，各建正朔，或称王爵，并专诛赏，传世垂祚，历岁弥久”。十六国之外，柔然亦建年号。它是按中国传统封建政治理论组建王朝的一个重要标志。永康等年号的使用，一般只孤立地作为柔然接受汉文化熏陶的偶然现象，未引起重视，联系邢表观察，柔然既自称“皇芮”，又皆有年号，其君主是实实在在的中原式皇帝。
柔然君主似乎还有一套与中原皇帝身份相称的礼仪制度。《南齐书·芮芮虏传》记：“芮芮虏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悮。’”这是略晚几年，齐世祖武帝萧赜在位（483-493）时的事情。想从南齐引进织成锦工，透露了柔然的手工业状况，此另当别论；要求得到指南车，则与皇帝的仪仗相关。
指南车，一名司南车。据《宋书·礼志五》、《南齐书·文学传·祖冲之》等记载，“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东汉张衡复创造，汉末丧乱又失。曹魏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成功。西晋末年再以乱亡。石虎、姚兴皆派人研制。刘裕平长安，由后秦得此车，然“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宋顺帝升明二年（478）萧道成执政，命祖冲之更造指南车，车成，“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常移变”。指南车自马钧复原，便列为大驾卤簿，西晋因袭，“大驾出行为先启之乘”；刘宋得姚氏车，“大驾卤簿最先启行”。萧齐代宋，由祖冲之修复的这辆指南车，精美绝伦，为萧道成的卤簿平添许多风彩，为一时新闻，引起了远在漠北的柔然君臣的注意。《隋书·礼志五》说：“舆辇之别，盖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石虎、姚兴、拓跋焘、萧道成等人竞相修造，成一时风尚，皆企图使自己的威仪更加符合汉魏传统，于多民族政权林立的封建割据时代，在民众面前争一个正统。这方面，萧齐显然比北魏更胜一筹。游牧民族世代生活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的草原上，具有超越常人的辨别方向、记忆地貌的能力，本不需要借助于指南之车。柔然从建康方面获悉指南车复原成功的消息，立刻向齐武帝求索，似乎表明它有一套类似中原王朝大驾卤簿的皇帝仪仗，并期望在这方面超过北魏。
至于官制，见于《魏书》、《北史》的有俟力发、吐豆发、俟利、吐豆登、俟斤、莫弗、莫何（贺）去汾等，此皆草原游牧政权的职官，具中原封建王朝官制色彩的极少。《南齐书·芮芮虏传》记录了柔然的两位“国相”希利垔和邢基祇罗回。希利垔和邢基祇罗回皆出面与南朝方面打交道，其具国相衔和实际执掌，当不虚。《魏书·蠕蠕传》云，社仑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通鉴》于安帝元兴元年（402）记此事，胡三省注云：“军将、幢帅皆魏制，社仑盖效而立之”。军将、幢帅不是中原传统官制，胡三省谓是社仑仿效北魏制度而立之者，是正确的。《魏书·官氏志》，太祖登国元年（386）“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其时是柔然建国前六年。社仑仿效的，应该不仅是军制。目前在柔然所能见到的惟一中原传统官制“国相”，也是从北魏学来的。按《太祖记》，皇始元年（396）九月，“初建台省，置百官”。天兴元年（398），十一月复“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当时所定官制，详情已不清楚，但确有丞相一职。皇始二年，五月以平中山，进元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卫王”，时值社仑遁漠北建柔然的前五年。然而问题是，《魏书·蠕蠕传》虽然指出社仑立军法，军置将，幢置帅，但在后来的敍事中皆俟斤、莫弗之类，未有军将、幢帅出现，而“国相”一职也只见于南朝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十六国时期的制度胡汉杂糅，特别是地方行政，一般皆胡汉分治。其单于台所治多用胡制，名号大体从少数民族习俗。社仑以一部之众征服并统治漫布于漠北的高车、匈奴，且国内汉族人口很少，在诸部林立的游牧社会照搬中原农耕民族的职官制度是不可能的，即使搬来也不能长久维持，因此不能不主要采用被统治诸部的制度习俗。柔然的官制实际上胡汉杂糅，以胡为主。我怀疑社仑所模仿的北魏官制，很可能仍具有胡汉两种名称。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中原搬来的官制渐渐淡出。据《北史·蠕蠕传》载，柔然末年，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阿那瓌“因入洛阳，心慕中国，立官号，僭拟王者，遂有侍中、黄门之属”。似乎又从头开始。
其实，关于柔然君主称皇帝，建立中原式封建王朝的事实，南朝方面本有更直接、明确的记载。《宋书·索虏传》曰：柔然“僭称大号，部众殷强”。永兴元年（350）冉闵即皇帝位，慕容儁说他是“僭称大号”，是同一个意思，这是柔然君主称帝的明证。《南齐书·芮芮虏传赞》说得更加清楚：“芮芮、河南，同出胡种。称王僭帝，擅彊专统。”此以吐谷浑与芮芮虏对言。吐谷浑自号氐王，其后裔受宋、齐封为河南王，是为“称王”；“僭帝”则指柔然僭越而称皇帝。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北魏方面详记柔然历代君主的汗号，《魏书·蠕蠕传》云：“‘可汗’犹魏言皇帝也。”南朝方面会不会因此将可汗与皇帝完全等同起来，认为称可汗就是“僭称”皇帝？而事实上，柔然并无皇帝之称号。按《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出现“处可寒”一词，沈约解释云：“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周一良先生指出：魏晋语义，“称贵人为官，亦加家字曰官家，即官人，多指皇帝”。至唐宋时期，官家一词才“几专用以称皇帝”。所以可汗在刘宋时期并不一定就是皇帝。吐谷浑西迁时本是拥有七百户的一部之长，是一个极普通的“官人”，而不是皇帝。这在南朝人是清楚的，所以他们决不会见到“可汗”就认为是“僭称大号”。且可汗是少数民族对君主，或高级酋长的称呼，犹如匈奴单于一样，尽管有“官家”的含义，适足以表明是夷狄之君。两汉从不讳言匈奴单于，更没有说这是“僭称”，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宋书·索虏传》之“僭称大号”，不是因为柔然君主是可汗，而是因为他们以皇帝自称。八百年以后，元朝君主，既以本民族语言称汗，又以汉语称皇帝，实行双重体制。现在看来，柔然君主就已经采用这双重体制，差别只在于元代皇帝的谥号、庙号以及蒙古语汗号留传了下来，而柔然只留下了汗号，皇帝称号则由于北魏的蓄意贬斥、南朝的鄙薄轻忽，失去了记载。
称皇帝、建年号、备命官礼仪，按中原传统封建王朝模式建立国家的同时，柔然统治集团似乎还宣称郁久闾氏与华夏同祖同源。这可以从投降北魏的郁久闾氏后裔的自敍中得到一些资讯。北齐河清三年（564）《齐御史中丞赫连公故夫人闾氏墓志铭》说闾氏“茹茹国主步浑之玄孙”，其曾祖闾大肥《魏书》有传。墓志称郁久闾氏“始则分源白帝，终乃光宅幽都”。隋开皇六年（586）的《郁久闾伏仁墓志铭》则曰：“本姓茹茹。夏有淳维，君其苗裔。魏晋已来，世长漠北。”唐天宝元年（742）的《忠武将军茹公神道碑》曰：“在昔帝轩之裔，有控带绝，拥据羣雄，殆于斯万年，得茹茹之部。”说法尽管不一，柔然汗族将自己与华夏祖先联系，很可能在柔然立国时期就已经编造并传播开来。
必须指出，我们说柔然是以传统中原封建王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权，只是就其最基本的特征，就其自我政治定位而言。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中国的十六国政权和北魏王朝，在礼制上都呈现出程度不等的胡汉杂糅的特点。《隋书·礼仪志六》曰：“自晋左迁，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其《礼仪制五》补充说，天兴初奉诏撰朝飨仪者为仪曹郎董谧，其“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隋摄太常少卿裴政在奏章中更直截说：“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十六国、北魏尚且如此，僻居漠北、立国于蒙古高原游牧经济基础上的柔然政权，其采用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传统封建礼仪制度是很有限的，在实际生活中游牧政权的种种特点肯定表现得更加普遍、强烈。但是，如果将柔然与匈奴、突厥、入主中原以前的蒙古相比，其主观政治定位，以及所具有的鲜明的中原文化色彩，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上引《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并不言及柔然，然其《总序》说十六国“俱僭大号，各建正朔”，“传世垂祚，历岁弥久”，用这一标准去衡量，柔然与十六国一样，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偏霸”、“僭伪”王朝。
柔然自号“皇芮”的含义既明，对邢基祇罗回所宣布的“光复中华”之国策，也就有可能作出恰当的解释。柔然源于杂胡。据《魏书·蠕蠕传》载，柔然皇族郁久闾氏的始祖木骨闾，本力微时拓跋鲜卑骑士所掠得之奴隶，当时拓跋氏生活在阴山地区。既壮免奴为骑卒，按草原民族的社会惯例，他已经成为拓跋鲜卑人。猗卢时亡匿广漠，纠得逋逃百余人依纯突邻部，牧地约当今内蒙古中西部中蒙边境一带。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而役属于拓跋氏。史称其“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每年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生活在河套（古河套包括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及其西北。及建国三十九年（376）拓跋氏为前秦灭亡，柔然部帅緼纥提附于铁弗卫辰。后拓跋珪建魏，柔然屡服屡叛。天兴五年（402），部帅社仑迫于北魏的压力，“远遁漠北”，并高车，收匈奴余众，称皇帝，建立起“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的庞然大国。
从木骨闾开始，至天兴五年社仑建柔然于漠北，柔然皇族在漠南生活了一百二三十年光景。其活动地区大约包括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和鄂尔多斯市西部一带。木骨闾根本莫寻，长成后免奴为甲骑，成拓跋鲜卑人。后虽自立为部，亦长期“役属”是拓跋别部。由于这一层深厚的历史渊源，北魏世宗宣武帝说：“蠕蠕远祖社仑是大魏叛臣。”柔然可汗阿那瓌甚至承认“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并且得到北魏肃宗孝明帝的认可。《通鉴》义熙三年（407），记柔然第一代可汗社仑遣人送马八千匹给后秦姚兴，至大城（今鄂尔多斯地区）被铁弗匈奴赫连勃勃所劫留。《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记此事，谓送马者是“河西鲜卑杜（社）仑”。时社仑在漠北建柔然国已经五年，仍被目为“河西鲜卑”。所以柔然将黄河流域视为故乡，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
柔然自社仑时被拓跋珪驱至漠北，与北魏成世仇，双方战争持续不断。柔然自号“皇芮”，力图建立一个符合中原传统封建王朝模式的政权，成为与东晋、南朝一样的中华之国。这些政权皆以中原为故土，而又僻居于中原之边裔，于是“克复神州”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治抱负，或者说是一种笼络民心和舆论的口号。柔然国相邢基祇罗回倡言“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要推翻与它“同源”的北魏，收复失去的故土。北魏据有中原，以“惟我皇魏之奄有中华”自诩，邢基祇罗回宣言“光复中华”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
柔然，一个立国于蒙古高原大漠以北的游牧政权，从未入主中原，竟然自我定位是中原式封建皇朝，并且宣言要“光复中华”，承绪中国历史的封建正统，这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难以常理想象的。然而这是事实。现在我们拟解释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西晋末年王纲失纽，司马氏皇室为争夺帝位骨肉相残，生灵涂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全面激化，瓦解之势已成。秦末天下大乱、羣雄逐鹿的局面重又出现。自西汉开始，陆续内迁中原的许多少数民族，长期遭受“士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天下分崩，少数民族人民积怨，为其豪酋逐鹿中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但是对于少数民族豪酋来说，企图凭借人数很少的本民族成员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自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传统观念。永嘉五年（311），刘琨致书石勒，劝其接受西晋封号，说：“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说来振振有词。两年以后，愍帝建兴元年（313），石勒从张宾计，遣舍人王子春伪推王浚为天子。王浚表示怀疑，“石公一时豪杰，据有赵、魏，乃欲称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诡称曰：“自古胡人为辅佐名臣则有矣，未有为帝王者也，石将军非恶帝王不为而让于殿下，顾以帝王自有历数，非智力之所取，虽强取之，必不为天人之所与故也。”王浚大悦，落入石勒彀中。当时刘渊已经建元称帝近十年，“胡人不能为帝王”的迂腐说教，还被刘琨、王浚奉为金科玉律。少数民族首领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太兴元年（318）匈奴刘汉大将军、录尚书事靳准作乱，杀刘粲，自号汉大（天）王称制，置百官。据载，准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其时匈奴汉称帝已历刘渊、刘聪、刘粲三代十五年，且自以“汉既据中原，历命所属”，许多人尚且如此，其为强烈的民族自卑感所压仰，可以想见。晋武帝时慕容廆曾谋于其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遂遣使降晋。永嘉五年（311），中原已乱，慕容廆的抱负也只是“求诸侯莫如勤王”，即拥众为一部之长者。奴隶出身而成大事者石勒，曾自述其初起时的心态：“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于是被迫铤而走险。十六国初期之少数民族豪酋，枭雄如石勒、慕容廆之徒，原不过是求活命、求诸侯而已，问鼎中原决非所图。他们由苟且活命到称王建国，并形成汹涌的潮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思想解放过程。这是十六国史上一个有重要价值的新课题。
首先起来冲决“无戎人而为帝王”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樊篱的是以刘渊为首的内迁匈奴贵族。南匈奴自东汉初年内迁缘边八郡，单于廷入居河套，东汉末年又徙并州，其贵族世领部落，南单于在朝廷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魏晋以来虽每况愈下，但世为部帅不变。刘渊起兵以前，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猛说渊曰：“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复邦业，此其时矣。”显示了高于其他民族豪酋的强烈的政治色彩。不过刘渊起事之初，则仍以回应成都王颖，参予八王之乱为旗帜，并受封北单于。不久迁至匈奴聚居之左国城，“二旬之间，众已五万”，羽翼已丰，于是倡言：“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遂于永兴元年（304）即汉王位。刘渊找出“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这一汉民族的传统观念，拿过来作为理论支柱，与大汉族主义“自古无胡人为帝王”思想对抗，公然在中原腹地建立自秦统一以来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这在当时的确具有极大的启蒙意义。
“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观念的揭示，匈奴汉国的建立，首先激发了内迁中原腹地和冀北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的浪潮。于是，不论是世领部落的豪帅，如鲜卑慕容氏、氐族苻氏，还是出身奴隶，无尺土之业的羯胡石氏，他们远没有匈奴刘氏那样值得自豪的辉煌历史作凭借，也都或早或迟加入了逐鹿中原的羣雄之列。当永嘉五年（311），刘琨以“自古诚无戎人为帝王”的说教，劝石勒接受承旨封授的官爵时，石勒极其鄙夷地回答说：“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他还拒绝刘曜的册封，曰：“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其豪气千古之下犹令人神往。这与数年前“共相帅合，以救性命”的饥胡，判若两人。此时的慕容廆，也一改当年“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的懦怯，说：“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永和八年（352），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羣臣推戴慕容廆之孙慕容儁称帝。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袵之俗，历数之箓宁有分邪！”表示不敢“觊非望”。然事隔数月，便改元称皇帝。所谓“历数之箓宁有分邪”的说词，竟成了对“胡人不能为帝王”观念的绝妙讽刺。
自匈奴刘渊首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国治国实践，北中国少数民族豪酋们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了。宁康元年（373），苻融请诛慕容暐，苻坚说：“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如此情怀在古代中国汉族英主羣里也不多见，更难想象会出自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皇帝之口。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天下分崩，干戈不息，生灵涂炭，五胡豪酋与西晋汉族统治者一样，要为深重的历史灾难承担罪责。在各民族统治集团权力争夺的过程中发生的民族压迫、民族战争，甚或民族屠杀，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民族英雄和罪人，有关他们的是是非非，后人尽可以作出不同评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对于内迁少数民族建立国家的努力表示责难。内迁诸少数民族在黄河中下游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甚或几百年。他们既然是西晋王朝版图内的臣民，就和当地的汉人一样，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汉人司马氏可以当皇帝，匈奴刘氏、羯胡石氏、鲜卑慕容氏、氐苻氏，理应也有这个权利。所谓“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虽然是秦统一以来的客观事实，但这是大民族汉族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的结果，并且反映了企图使这种民族压迫永久化的倾向。少数民族豪酋冲破这种桎梏，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一举动本身，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否定。我们祖国自古便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只有少数民族在祖国这块土地上享有建立政权的权利，并且建立过政权，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多民族大家庭。五胡豪酋在中原建立了十多个国家，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时的北中国，与汉族人口相比，内迁少数民族是少数；与内迁各族总人口相比，某个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又是少数。打破“无戎人而为帝王”的思想禁锢尽管不易，毕竟关键在于自我解放的勇气。而面对占人口多数的异民族，且主要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浓厚文化沉淀的汉民族，如何实现自己的统治，就更加困难了。
自信心始终是一个问题。人口居少数，又极少历史文化的凭借，建立了国家，登上了皇位的内迁少数民族豪酋，其内心深处无不隐匿着多多少少的自卑感。刘渊初起以大禹、文王出于戎夷为理论依据，且有众十万，大言“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但话音一转，却承认“晋人未必同我”，于是不得不“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石勒是十六国一流君主，晚年常“神色不悦”，谓臣下“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甚至胸襟最博大的苻坚，亦分三原等地氐族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他们又世代生活在部落制度之下，缺乏治理占人口多数、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汉人的经验，因而不得不采用中原传统封建体制。黄烈先生评论刘渊所建立的匈奴汉国说：“汉国的建立，无论是建国思想和政治制度都深受汉族影响，基本上继承了汉族封建传统。”所论甚是。事实上诸内迁少数民族政权，无一不是依中原传统模式，称皇帝（有时也称天王、王），建年号，置百官，备礼仪。《晋书·刘元海载记序》称，十六国时期“提封天下，十丧其八，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上引《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总序》云，刘渊等“凡十有六国焉，俱僭大号，各建正朔，或称王爵，……而率多戎虏之种，或出氐羌之类”。十六国建立者虽为少数民族，但其政权与传统中原封建王朝基本无别。当然，各民族豪酋也采取了许多保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保证本民族贵族的特权地位的政策，有意识地保留了一些本民族固有的习俗，如许多国家胡汉分治，因而使十六国政体胡汉杂糅，“多参胡制”，表现了明显的特点。但从总体上、趋向上说，十六国诸政权皆可置于以汉文化为支柱的中国中原传统封建王朝之列，胡汉倾向融合的色彩更为鲜明。
建元六年（370）、十二年，前秦先后兼并前燕、前凉和代，经过七十年战乱以后，北中国重新统一在前秦的版图以内。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氐族为这一局部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七十年时间毕竟太短了，对于民族林立的北中国，特别是幽并雍凉等边远地区来说，民族矛盾尚不足以消弥，民族融合更需要时日。苻坚急于求成，决策失误，肥水一战惨败带来严重后果。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赤壁之战、肥水之战、土木之变等皆是强者为弱者所败的著名战例。但是赤壁失利并不影响曹操继续称霸于北中国，土木之变也没有动摇明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肥水败遁，则强大的前秦顷刻间分崩离析，根源就在这里。
肥水之战以后北中国再度分裂，其分崩状况比前期更甚。五胡十六国，前期六国，后期竟有十国，如果加上西燕、翟魏和拓跋魏，是十三国；而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在地域上也扩展到并州北部、雍、凉地区，历史似乎在倒退。不过，前期从元熙元年（304）刘渊起兵至建元十二年（376）前秦统一，历时七十二年；后期从北魏登国元年（386）拓跋氏以及慕容氏后燕复国至太延五年（439）北魏统一北方，不过五十三年，时间缩短了。且前秦统一不久即分裂，而北魏的稳定性远胜于前秦。第二，太行山两侧已经不再是大乱的中心。经过前七十年的激烈碰撞，这里的民族同化和融合已经步入相对稳定的新阶段，而幽、并北部，雍、凉地区成了民族和文化冲突的新的旋涡。前期太行山两侧的大乱在更广阔的地区重演，是那个历史条件下民族同化和融合的必由之路，表明十六国时期民族同化、融合的深化和在地域上的扩展。历史在艰难地迈出前进的步伐。北魏正是依凭这种进步实现了长达百年的稳定，并为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仔细观察肥水之战后的再度分裂，我们还可以看到，幽、并北部，雍、凉地区的少数民族豪酋，当他们登上逐鹿问鼎的历史舞台时，已不再顾忌什么“无戎人而为帝王”的陈言，而是直截了当地为所欲为。乞伏国仁的思想颇具代表性。苻坚兵败肥水，乞伏国仁见机而作，招集诸部众至十万。及坚为姚苌所杀，国仁谓其豪帅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于乌合之众，可谓天也。夫守常迷运，先达耻之，见机而作，英豪之举。吾虽薄德，藉累世之资，岂可睹时来之运而不作乎！”遂建元建义，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在他身上只有强烈的使命感，完全看不到当年刘渊、石勒、慕容儁等人建国时羞怯犹豫的心态。至于他们所建立的王朝则大体是匈奴刘汉、羯胡石赵的翻版。《魏书·匈奴刘聪传序》所谓“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更像是这一时期的写照。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从本质上来说是内迁诸少数民族部落解体，并接受汉文化的过程，而各少数民族按中原传统王朝模式建立国家，正是部落解体，并接受汉文化的关键之举。前期主要在太行山两侧，后期则明显地看到这一接受汉文化的过程向秦陇凉并一带西北边远少数民族区域扩展的浪潮。
前文已经述及，柔然自始祖木骨闾，至七世社仑于漠北建国，在漠南生活了百余年。作为拓跋鲜卑的骑卒、属部，柔然部帅目击了西晋和十六国前期翻天覆地的动乱，接受宗主拓跋氏调遣，参予过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政治事变，在北中国少数民族冲破大汉族主义思想牢笼，建立汉族传统模式国家的社会潮流中，受到过熏陶。建国三十九年（376），什翼犍的代国为苻坚灭亡，坚以刘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柔然部帅緼纥提因而附卫辰而“贰于”拓跋氏。自此柔然谋求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应该视为肥水之战后西北地方少数民族豪酋竞相建立政权潮流的一个表征。
北魏天兴三年（400），即社仑远遁漠北，建“皇芮”的前两年，十二月乙未道武帝拓跋珪下诏云：
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踵覆车之轨，蹈衅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颓，殃及九族，从乱随流，死而不悔，岂不痛哉！……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
《魏书·太祖纪》载此诏并未交待背景。后文接敍“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亲览经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次日丙申再下诏，主要是告诫羣臣不要汲汲于名位之尊卑，与乙未诏训斥非望求“帝王之业”者不同。“天文错乱”似乎是连下两诏的表面缘由，真实背景复杂得多，然史阙有间，只能从宏观上推测了。从北中国的大局看，乞伏国仁西秦建义元年（385）称大单于。拓跋珪登国元年（386）称代王，天兴元年（398）称帝，号大魏。慕容垂燕元元年（384）称燕王，建兴元年（386）称皇帝，号大燕。姚苌白雀元年（384）称秦王，建初元年（386）称皇帝，号大秦。吕光大安元年（386）称凉州牧、酒泉公。麟嘉元年（389）称三河王，龙飞元年（396）称天王，号大凉。秃发乌孤太初元年（397）称大单于，西平王。慕容德隆安二年（398）称燕王。李暠庚子元年（400）称凉州牧，凉公。所谓“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惟此时为典型。在北魏内部，自皇始元年（396）道武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以来，次年，平原徐超反于畔城；并州守将封真率其种族与徒何反，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聚众反于阴馆。三年，右将军尹国谋反于冀州，博陵、勃海、章武羣盗并起，广川太守贺卢反，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叛，渔阳羣盗库傉官韬反，乌丸张超据南皮反，自号征东大将军、乌丸王。天兴二年（399），中山太守仇儒反，推赵准为主，号征西大将军、冀青二州牧、钜鹿公；前清河太守傅世反，自号抚军将军；范阳人卢溥反，称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拓跋氏皇室内部，亦变乱迭起。登国元年（386）拓跋珪称代王不久，即有窟咄之乱。什翼犍少子、拓跋珪庶出伯父窟咄，得刘显支持，兴兵争夺王位，诸部骚动，新建的北魏政权几乎夭折。皇始二年（397）柏肆之败，拓跋珪从兄弟广平太守元顺留守京师，闻讯，以不知皇帝（太祖）所在“欲自立”。三年，另一位从兄弟广平太守元意烈阴谋叛变被发觉赐死。从内到外“踵覆车之轨，蹈衅逆之踪”，以求“帝王之业”者比比皆是，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旋风。由刘渊、石勒开辟的少数民族思想解放运动，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在弥漫于北中国的这种强烈的社会政治氛围里，柔然部长期活跃于河套地区，与已经称王称帝，建立魏朝的拓跋氏角胜。“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柔然部帅不会例外。李先说“蠕蠕不识天命”，就是说柔然不承认北魏统治，反而自信受天命，应历数，为建立“帝王之业”而奋斗。但他们无法与北魏抗衡，不得不远遁漠北。在漠南形成的政治抱负，到漠北有了施展的条件。社仑吞并高车诸部，势力急剧扩张，于是一个游牧政权柔然汗国诞生了。然而，柔然汗国的自我政治定位是中原传统模式的封建王朝，是中华之一员，所以它自称“皇芮”，并且在政治体制上尽可能保持中原王朝的许多特征。它要返回故乡，消灭北魏，收复失地，“光复中华”。
陈寅恪先生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此言得历史之真实，极精辟。柔然接受汉文化，应该是与南朝、北魏一样的中原王朝。当时南朝斥北魏为索虏，北魏贬南朝是岛夷，皆自以得中华之正统，而贬对方为夷狄，但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后代人可以凭借这些认定双方都是中华之一员。柔然的悲剧在于它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记录，后人只能听凭北魏的一面贬斥之词，视之为夷狄。邢基祇罗回表文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使我们窥见了柔然执政者的自我认识和他们接受汉文化，建立中原传统模式的封建王朝的事实。今天看来，南北朝的实际状况似乎应该是，占据黄河流域自称“奄有中华”的“皇魏”，僻居南方一隅“微弱仅存”却被苻融称为“中华正统”东晋的继承者“皇宋”，以及“集大命”的“皇齐”等，与蒙古高原上宣言“光复中华”之“皇芮”，三个一字排开的，以汉文化为灵魂的传统封建王朝并立。
【注】文章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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