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即使在八路个新四军建立在抗日根据地，对不同的人群也是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说对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来说，那肯定是必须玩积极抗日的，哪怕是不够积极，也是要批评的。
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要求就比较宽松一些了，也是区别对待的，只要部突破积极投降这个底线，就都还是团结的对象。
对地方士绅和国民党顽固派，要求也是只要部投降就行，哪怕是抗日消极一些，也是可以的。
教员说，政治就是吧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战争有些人反其道而行之，只要是抗日不坚决，不积极，就一律定义为汉奸，投降派。
比如胡适，以前确实是吹过头了，他的地位不应该那么高，因为他的实际贡献没有那么大。
但写不等于他一点贡献都没有，一点地位都不应该有，就应该彻底打倒。
全面抗战开始之前，开始之初，他确实散布了不少对抗战前途悲观消极的观点，和低调俱乐部搞来搞去，但这和要求投降是两回事。
实际上，哪怕是有些投降过的人，当时个后来的政策也都是区别对待的，功过两存，互不抵消。
比如庞炳勋，马占山这些人，后来都被迫投降过，但是因为他们曾经积极而且坚决抗战，是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投降以保存自己，后来也不完全把他们定义为投降派。
胡适在被派为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之后，确实争取援助不够积极，光是忙着到处演讲，谈笑风生，领课很多荣誉博士学位，争取援助不力，远不如后来的宋子文态度坚决，立场坚定，必要时不择手段，这是事实。
但也不能说他就因此是汉奸，投降派。他本身虽然一直喜欢谈政治，但是毕竟只是学者，没有怎么实际干过政治，所以在进入实际政治运作的时候，方式不是很得当，也可以说有时候是耽误事儿了。
但是从他自己的经验和观点的角度说，他认为美国是民主国家，而美国当时尚未卷入战争，美国老百姓则仍然受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影响，对中国抗战不了解，也不怎么感兴趣。
所以他只能先从宣传入手，利用一些机会去宣传中国抗战的意义，以及中国人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抗战的不易和坚定姿态。
常公派他去放这个驻美大使，也是因为他认为胡适和美国关系好，有利于正如美国援助。因为当时中美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很淡漠，官方往来不多。
实际上，当时随然有些美国人知道胡适，但也只是因为胡适在国内的政治主张符合美国人的政治理念，美国学术界有些人对他有些好感，仅此而已。
常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本身就很封建，公私不分，认为私交就能影响国际关系，认为既然你对我有好感，那么我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帮助我。所以才会让毫无政治和外交经验的胡适去争取援助。
后来他让罗斯福给他派个顾问，罗斯福则选了个学者，拉铁摩尔，确实对中国很有研究，但个罗斯福跟美国政府没多少往来。
常公则认为，既然是罗斯福派来的，那你就是罗斯福的代表，就应该扮演他和罗斯福直接交往的桥梁和渠道。
后来发现拉铁摩尔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聘期结束后就拉倒了，也没有续聘了。
这和他派胡适去美国也是一样的逻辑，是他自己的认知出了问题，根子则是他的观念问题。
后来发现胡适办不成事之后，就赶紧派人去协助胡适，实际上是替代他，宋子文就直接替代了他。
总之，无过就是功，无功就是过，无功无过，这是三种不同的状态，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标准取对待别人，评价历史。标准的变化，也是时代变化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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