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是正义与邪恶的激烈对抗，也是弱国挑战强权的艰辛历程，还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审判事件。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次年初，为审判日本二战期间的侵略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标志着为期两年的“东京审判”正式开始。
此审判庭由11国法官构成，麦克阿瑟任最高统帅。审判持续两年七个月，25名被告受审，419名证人出庭，28名日军官定为甲级战犯，判决书数十万字，书面证据4336件。
众人未知的是，这看似正义的审判实则隐藏诸多罪恶，最终仅7名日本战犯被处决，此乃中国法官据理力争之果。此番审判之艰难，可想而知。
中国法官通过详尽调查与严谨审理，成功定罪7名战犯。但因其未起诉部分重要战犯且未追究日本政府责任，此次审判被认为是不彻底的。
【一、东京大审判的最终结果】
1948年12月22日，东京市区的巢鸭监狱实施全面封锁，四周被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把守，门内外寂静无声，气氛凝重。
在凛冽寒风中，狱中的七人似预感末日将至，氛围凝重。晚餐时刻，唯有一人享用最后的日料晚餐，其余皆味同嚼蜡。
凌晨刚过，一名身材矮小、嘴周蓄满胡子的光头被带上十三级刑台。总行刑官一声令下，随即，这位小个子被吊上了绞刑架。
绞刑机运转，绞绳缓缓上升，他呼吸困难，剧烈挣扎，双腿颤抖不已。九分钟后，生命消逝。此人究竟是谁？
这位秃顶小个子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侵华战争的最大甲级战犯，背负数千万亚洲百姓性命。他至死都认为侵略是“自卫”，毫无道歉悔改之意。
与他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武藤章、松井石根及土肥原贤二三人。
随后，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等三人，至23日早7时许，东京审判中的七名战犯均被执行绞刑，以偿其在亚洲杀害的数千万无辜民众之罪。
东京审判另判16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2人分别获刑20年和7年。然而，部分战犯后被保释，逃脱惩罚，甚至组建政党经商，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之祖父岸信介。
东条英机等七人仅以6比5的微弱多数被判处绞刑，且有多名重罪犯逃脱，未受任何惩罚。
如731细菌实验部队的创立者石井四郎、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朝香宫鸠彦王、主导策划侵华及亚太地区战争的裕仁天皇等人。
这些罪责深重之人非但未现身东京大审判，反而隐匿幕后，极力推卸自身所有罪行，企图撇清关系。
讽刺的是，日本对我国及亚太区15年的侵略，犯下无数滔天罪行，仅以7名战犯绞刑告终，而那些罪恶昭彰的首领仍逍遥法外。
为何会有此结果？相较于严惩纳粹的纽伦堡审判，规模宏大的东京审判结果却显得荒谬草率，这背后究竟隐藏了何种缘由？
【二、开庭前的东京大审判】
1946年初，盟军统帅麦克阿瑟颁布重要文件，决定成立远东军事法庭，着手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诸多罪行进行审判与清算。
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梅汝璈等人，同时也让千万被压迫、被侵略的国人心头一震，倍感振奋。
终于能为正义对小日本进行清算，坚信正义必胜，这无疑体现了包括梅汝璈在内的众多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纽伦堡审判中，美苏等国对纳粹战犯进行了严厉而正义的裁决，确保这些罪行累累的恶魔为其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因此，众人普遍预期东京审判会效仿纽伦堡审判，严惩每位发动及参与战争的罪犯，绝不会轻易宽恕。
国民政府特派梅汝璈、向哲濬等人作为首批法官代表，参加东京审判的开幕式。
梅汝璈当时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委员长，他早年自芝加哥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荣获博士学位。
向哲濬检察官早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时任江浙首席检察官。接国民政府令后，他组织了一批国际法、英语精通的顾问，全力搜集并整理日军战时罪行证据。
除我国外，英、美、新加坡、澳、法、印、菲、荷、苏九国各派一名法官，共十人，加我国法官共十一人组成审判庭，庭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但初即现位次之争。
韦伯法官凭个人喜恶，将我国座次降为第三，而将亲近的英国法官提至第二，使自己被英美环绕。然我国二战损失惨重，牺牲巨大，且在日本投降书上第二个签字。
现今，韦伯仅凭个人喜好擅自调整中国位置，既是对中国的不敬，又似有在审理时与英美派暗中勾结、方便交流的企图。
梅汝璈坚决反对，愤然离席，明确表示不接受韦伯的私下安排。韦伯多次威胁，称此举将损害中美关系并激怒盟军统帅麦克阿瑟。
梅汝璈对此坚决不让步，拒绝韦伯的私下安排，并明确表示，他的政府同样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
距审判正式开始仅一天，韦伯仍对我国百般刁难。随后，他借彩排之名，让梅汝璈先按第三位置拍照，声称晚上再议此事。
梅汝璈迅速识破其计谋，坚决拒绝。考虑到四周布满摄像机，即便仅是彩排，只要他坐上第三把交椅，此事便成定局。
韦伯经三次与英美法官商议，决定按中国第二的位置进行正式审判。此事虽小，却反映西方当时对华态度，预示着东京审判的艰难。
【三、美日暗中达成协议，艰难的审判之旅】
多方纠葛增加了审判难度。此审判全面由美国主导，包括英美诉讼体系、审判庭统帅及定罪量刑等。为避嫌，美国指定韦伯担任庭长。
在此之前，美国已决定不对裕仁天皇及日本皇室提起诉讼，导致这场侵华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得以逃脱法律制裁。
美国此举意在蓄力对抗苏联，因此，二战期间日本的细菌实验成果对其而言，成为了极为宝贵的资源。
石井四郎作为731细菌部队创始人能逃脱严惩，关键在于他与美国的交易，使美方获取细菌实验详资，而具体负责人依旧未受惩处。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朝香宫鸩彦，因其日本皇室背景而未被追责。1945年9月至12月，麦克阿瑟四次下令逮捕二战主要战犯，但他未在其中。
遗憾的是，盟军给予罪犯的宽限期过长，致使众多日本罪犯或自杀，或逃亡，甚至有人通过美国渠道寻求赦免。
裕仁天皇属于后者，虽美国政府初未对日本皇室立即行动，但澳大利亚与联合国坚决要求惩处皇室，尤其是首要责任人裕仁天皇。
当时天皇掌握军政的绝对至高权力，远非今日之吉祥物可比。裕仁天皇焦虑不安，因惧怕遭审判而夜不能寐，其怯懦之行显露无遗。
1945年12月，裕仁的恐惧达到了顶峰，这一转变紧随其首席谋臣木户幸一等人被捕入狱的事件而发生。
他心怀忐忑求见了麦克阿瑟，二人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深入交谈，但交谈的具体细节并未对外公布。
此后，皇室权力被架空，仅具象征意义。总之，日本皇室因美国庇护而脱身，且美为遏制苏联，对其他战犯也未赶尽杀绝，反有包庇之意。
这给审判造成巨大障碍，英美法官在法庭上以证据不足等为由，为众多重罪犯开罪，造成与纽伦堡审判迥异的结果，甚至16名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也在五十年代陆续获释。
此外，法官们对日本侵华战争起始时间存在分歧，因向哲濬等人迅速搜集证据，提交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最早时间，但法庭在英美主导下，却以1941年珍珠港事件为起诉基准。
至1941年，日本已在中国领土上肆虐屠戮13载，其间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及南京大屠杀等种种暴行，竟未计入起诉年限之中。
梅汝璈、向哲濬等人当时的无助与愤怒可想而知，他们昼夜不息地搜寻资料、证据，孤身在法庭上与霸道强权顽强抗争，以言辞力战群敌。
经持续顽强反驳，法庭最终采纳了中国以1928年为起诉日本基点的意见，但随即要求提供相应证据。
至今已18载，自1928年张作霖遭暗杀。期间，搜寻九一八事变及南京大屠杀等罪行证据，困难重重，极为不易。
关键在于，日本在美军登陆前大肆焚毁文件，涵盖侵华、菲律宾侵略及海陆空军事机密，给后续审判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应对这一困境？
【四、中方据理力争，将七名罪犯送上绞刑架】
在向哲濬等我方人员的竭力搜寻下，尽管日军制造大量伪证并焚毁众多军事文件，仍成功发掘出部分确凿证据。
他们持有的资料包括：自日本陆军省抄录的侵略档案、外籍记者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报纸、拉贝的日记，以及松井石根亲笔签名关于攻打南京的文件。
这些均为定罪量刑提供了有力证据，另有约419名证人出庭陈述。尤为重要的是，溥仪的出庭揭露了日本构建伪满洲国的虚伪策划。
但很快，中方面临新挑战：审判遵循英美诉讼体系，日本罪犯也配有专业辩护律师，且全为美国籍，极为娴熟。
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小组仅20人，且国民政府毫无准备，未提供物证、人证等资料，仅派法官赴东京，预期数月内即可完成审判。
审判过程长达两年七个月，中方法官在英美阵营的阻挠下艰难前行，而战争的罪魁祸首却依然未受惩处，逍遥自在。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无暇提供资料证据，梅汝璈等人遂全力以赴，夜以继日研读国际法，亲手抄录日军侵华档案，并广泛搜寻相关人证与物证。
期间，需不断在法庭上驳斥日军制造的大量伪证，精神几乎全天24小时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在确凿证据面前，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罪犯无法再混淆视听，最终沉默并无奈接受审判。
量刑时，法庭初无意判死刑，认为违悖民主自由。经我国法官梅汝璈据理力争、逐一举证反驳，最终以六比五微弱多数，七名罪犯被判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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