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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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殷周奴隶主贵族把体育纳入制礼作乐的范围，为他们的等级特权服务，使许多体育项目长期停滞在蓓蕾状态。
进入战国，蓓蕾怒放如班固所言：“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汉书·刑法志》)。
这段史料说明：战国时期地主阶级掌权，打破了奴隶制的礼治，使体育从礼乐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各国统治集团为适应“灭弱吞小”的战争需要，积极开展带有军事目的的体育运动，借以练习武艺、选拔士卒、夸耀国威、增加娱乐活动，因而使这种“戏乐”在军队、宫廷、民间活跃起来。
一、拔河
拔河最早叫“牵钩”，大约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与楚、吴、越诸国训练水军有关。据《隋书·地理志》载：牵钩之戏，“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
为什么叫“牵钩”？据说巧匠鲁班给楚国设计制造了一种水战的兵器，叫做“钩拒”,能在敌船退时钩之不得退，进时拒之不得进。
又云：南方有一种叫“大翼”的大型战船，可乘九十余人，其中四人手执长钩，在“两船接舷时钩推敌船”。
牵是拉的意思，钩指钩拒或长钩，这项运动目的在训练水军使用“钩拒”或“长钩”的能力，以便在水战时能把逃跑的敌船拉住，冲来的敌船挡住，故称“牵钩”。
当时用薄竹片做成篾缆代替长钩，分成两队对拉，“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震惊远近”(《隋书·地理志》)
起初是楚国水军中的“教战”项目，以后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项娱乐活动。
从战国到南朝，在楚国故地湖北地区已形成一种习俗，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民间就用“牵钩之戏”来欢度佳节，喜庆丰收。
唐时已改牵钩为拔河拔河的器材改为一条长四、五十丈的大麻绳，大绳中间立一面大旗为界。
比赛时由人数相等的两队各执绳的一端，双方用力对拉，观众擂鼓助威，以把对方拉过旗界为胜，这与现代的拔河已差不多，唐朝统治集团常以拔河为乐。
唐中宗李显有一年清明节去梨园球场看大臣们拔河，宰相二驸马分在东队，三宰相五将军分在西队，东队贵人多，西队拉胜了，东队不认输，要求再拉一次以决胜败，再拉的结果西队竟输了
西队有仆射韦巨源和少师唐休璟，因年老体弱，随绳而倒，很久爬不起来，中宗看罢大笑。
唐玄宗李隆基也喜看拔河，他令守卫京师的北军在“横街”举行拔河，参加比赛的达千人之多，玄宗登御楼观看，大食、波斯等国商人旅客也来参观，观众欢呼动地，可谓盛极一时。
二、踢足球
我国古代把踢足球叫“蹴(音促)鞠”，蹴是用脚踢，鞠是一种装毛的皮球，刘向《别录》说：“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
可见原是军队中训练武士选拔人才的一项活动。
战国时代各国军队中常举行“蹴鞠”运动，当时已有踢足球的著作流传，汉人看到的叫《蹴鞠新书》,又名《蹴鞠家二十五篇》。
此书因与练兵有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它列入兵技巧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丛书。
民间也有“蹴鞠”活动，苏秦说临淄城中“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跪踟”,可见战国中期齐都临淄的居民对踢足球与其他游戏一样，相当喜爱。
《蹴鞠新书》失传了，最早的足球踢法不得详知，只能从汉魏有关材料中略窥一斑，最早的足球外壳用皮做，里面塞着毛或其他软东西，有弹性。
如扬雄的《法言》说：“桡革为鞠”,可见球是皮革经加工刮摩制成的。”颜师古注《汉书·枚乘传》中也说：“鞠，以韦(皮)为之，中实以物”。
足球场的建设很讲究，《蹴鞠新书》中有《说域篇》,域即“鞠域”,足球场的称谓，从名目上可知此篇是专讲足球场的规格的。
“鞠域”上有屋顶的称“鞠室”,规模宏大者称“鞠城”。汉代宫中有“含章鞠室”、“灵芝鞠室”(《全晋文》卷九十八，陆机《鞠歌行序》)
这些“鞠室”是专供皇帝及其后妃娱乐的，附在宫殿旁边，为了安全和隔音，封闭得十分严实，门一关就完全与外界隔绝，所以吕后把戚夫人囚禁在“鞠室中”(《汉书·外威传》),把它当“冷宫”用。
骠骑将军霍去病在边塞打仗时，不便在地面筑“鞠室”,“尚穿域跄鞠”(《汉书·卫将军联骑列传》),“穿域”即挖地下球场。
东汉安帝大臣李尤写的《鞠室铭》、是对踢足球较早且较具体的描写。
铭曰：“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
大意是：圆形的球，四方墙壁围着的球场，仿照天象把球场分为两面，一面为阴，一面为阳，圆月形的球门均衡对称。
足球手分为两队，每队有六人参加比赛，设有鞠室长和裁判，有比赛的规则，裁判时不分亲疏，不徇私情，存心端正，用意公平，双方都不怨裁判不公足球场的政治尚须如此，何况执掌朝廷大权!
魏明帝在位时，不仅在首都建有“洛阳宫鞠室”(《资治通鉴》卷七十二),而且东巡许昌时建的行宫——“许昌宫”及“景福殿”,亦有规模宏大的鞠室。
卞兰写的《许昌宫赋》云：“设御坐于鞠域，观奇材之曜晖，二六对而讲功，体便捷其若飞。”
这是说在足球场里给皇帝设有御坐，观看足球健将的精彩表演，两队各六人进行比赛，一个个动作敏捷象飞一样，何宴写的《景福殿赋》云：
景福殿的西侧“有左城右平,讲肄之场，二六对阵，殿翼相当僻脱承便，盖象戎兵”(《文选》卷十一，《景福殿赋》)。
这是说足球场的右面有乘车上的台阶，左面有人上的台阶，那里是练武的地方，两队各有六人对赛，队形象宫殿的两翼一样摆开，一个个动作敏捷，象打仗的士兵一样。
到唐代，足球的制作有很大的改进，外皮内毛的球改为气球。
如晚唐诗人皮日休自号闲气布衣，当时有人作诗嘲笑他道：“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焊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古今图书集成》第八百二卷)。
可见那时球壳用八片两头尖的皮制成，球内是一包气，气球的弹性大，便于足踢、拳打。
球场内的球门是一个，用长达数丈的竹竿搭成，竹竿上络网，网是用来判断球是否射进球门的，比赛时也是分成两队，以角胜负(《唐音癸签》卷十四)。
这种比赛方式与近代的足球赛已很接近。
三、摔跤
唐以前把摔跤叫“角抵”,亦作“角纸”。据《汉武故事》解释：“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触者也”。角是比赛，抵是两人以力相抵触，即“两两相当”,以把对方摔倒为胜。
兴起的时间据云“六国所造”(《汉武故事》辑本，见鲁迅：《古小说钩沉》)。
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把过去“讲武之礼”中一种“角力”的方式，发展成摔跤,属于军事性的娱乐活动。
六国似仍用“角力”旧称，秦国才把摔跤定名为“角抵”(《汉书·刑法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一篦，画有两人赤身束带而摔跤。
秦统一后，宫廷中常举行摔跤表演，如李斯一次求见秦二世，二世在甘泉宫“方作觳(同角)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史记·李斯传》)。
秦二世对观赏摔跤如此入迷，当然不是尚武，在他眼里看摔跤同看乐舞(优俳)一样，是一种单纯的享乐，西汉初年，统治者为了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凡秦二世的所好在汉宫中一律加以禁止，角抵也在被禁之列，汉武帝时又大力提倡角抵，在宫廷、广场、御花园都设有高台，举行摔跤比赛，有时也让民众参观。
如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汉书·武帝纪》)。
为了夸耀国威，每次招待西域使者，均有“大角抵，出奇戏”，因花样屡变，使“外国使者”看过的还想再来(《汉书·张骞传》)由于西汉时“角抵”每与“奇戏”相连。
马端临认为角抵是“杂技之总称”,不专指摔跤(《文献通考》乐考二十)，这说法是错误的。
《汉书·西域传》赞：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巴俞舞，汉代西南少数民族的舞蹈)、都卢(古代缘竿的杂技)、海中、砀极(乐名)、漫衍、鱼龙(古代的幻术)、角抵之戏，以观视之。”
角抵既与杂技、舞蹈、幻术并列，可见不是杂技的总称汉武帝喜看摔跤但嫌其单调，所以在看角抵时，“并四夷之乐，杂以奇幻”，这所杂的奇幻等才是“奇戏”。
河南登封县汉代画像石刻中有画角抵的石刻，画中有两人窄袖束带，头戴角形帽，作摔跤状(《大公报》1957年3月11日，《我国古代的杂技》),这证明汉代的角抵确是两人摔跤。
唐时常在戏演完毕安排摔跤，《唐音癸签》云：“角力戏，凡陈诸戏毕，左右两军擂大鼓，引壮士裸祖相搏较力，以分胜负。”
”唐僖宗光启年间，藩镇王卞招待宾客，也是“乐戏既毕，乃命角艇。”
一个从邻州来的大力士，竟先后摔倒王卞军中十数个摔跤手，摔跤仍然是军队中练武的项目之一。
周缄《角艇赋》云：“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翠，尽是用拳之辈。”
前冲后敌，左攫右拿(通拿)都是摔跤的动作，摔跤可以锻炼拳脚，增强体力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好角舾”,与人摔跤多次获胜，很有些沾沾自喜他的大臣李存贤亦“善角骶”。
一天庄宗对存贤说：“尔能胜我，与尔一镇。”结果庄宗输了，庄宗就授李存贤以卢龙军节度使。李存勖、李存贤都是少时在晚唐军队中学的摔跤
唐代对摔跤的称谓既沿用“角抵”、“角力”等旧称，又开始用“相扑”的新称，如有臣子向唐文宗“进相扑人”,唐文宗不愿看，让他们“向外相扑”。
有人认为宋代始称相扑，失之过迟，到宋代已普遍称摔跤为相扑或争交，对角抵之称反而陌生了，所以吴自牧在《梦梁录》中需要释名：“角抵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
宋代官办的相扑有两种：一是每逢朝廷圣节、御宴或大朝会时，由“左右军相扑”。
摔跤手是从军队中选有膂力的人充当，称虎贲郎将，又名内等子，常额一百二十名，按体质分上中下三等，分等配对比赛。
据目击者言：在旗帜招展鼓声冬冬的配合下，一对对彪形大汉登场比赛，相扑时如啸风吟雨，如怒龙彪虎一样，再一是在东京“护国寺南露台争交”,从各地选拔膂力高强者来比赛。
获胜者发给奖品，头赏的奖品有旗帐、银盆、彩缎、锦袄、官会、马匹等(《梦梁录》卷二十)。
至于民间的相扑，不见于史书，《水浒》七十四回，燕青与擎天柱任原在东岳庙献台上相扑的情形，大体可以反映宋明间民间摔跤的实况。
四、举重
我国古代的举重一般以鼎为器材，故称举鼎，鼎为古食器，多用青铜铸成，圆形、三足两耳；也有长方四足的。
贵族祭祀时往往由士举鼎陈放祭品，西周春秋时期举行公食大夫礼时“士举鼎”,“陈鼎于碑南面西上”(《仪礼·公食大夫礼》)。
举鼎可以锻炼体力，因而贵族中有以力闻名的，如孔子之父孔纥就是一个大力士。
公元前563年晋人率诸侯兵进攻逼阳国的都城(今山东枣庄南),逼阳人开城门诱敌，诸侯军刚进城，所悬城门突然下降，孔纥急忙用手举起悬门，放出诸侯军队，使其免遭围歼，可见他在举重方面的功夫。
如果说春秋时的举鼎仅是祭祀中的仪式之一，没有比赛，还不能算体育运动；那么战国时的举重就成为有比赛的体育运动了，当时大力士们大出风头，名噪一时。
任鄙，在秦国以力与智囊樗里疾齐名，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夏育，卫国的大力士，传说力能拔牛尾，勇能“叱呼骇三军”，以举鼎闻名，隋炀帝在东都洛阳观看举重比赛时，还以“夏育扛鼎”作为举重的代称(《文献通考》乐考二十)。
秦武王为了兼并六国，优待武人，壮士纷纷前往“叩阙自鬻”，“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
周王室有九个大鼎，作为立国重宝和王权的象征，秦武王企图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因而常模拟周鼎进行举鼎比赛，他有一身力气，往往也亲自参加比赛。
有一次在洛阳，武王与乌获比赛举鼎，乌获用力过度，两目竟至出血(见《孟子·告子篇》疏引《帝王世纪》)。
公元前307年，武王和孟说比赛举鼎，这次用鼎重量很大，孟说举起来了，武王举时力不能胜，失手堕鼎，膝盖骨被砸断，当年八月死去，孟说因此获罪，遭到灭族。
但秦国重视大力士的政策没有改变，秦昭王十三年还任用任鄙做汉中郡守，在任七年老死。
秦汉时期，举鼎还相当盛行，如项羽“力能扛鼎”(《史记·项羽本纪》)，扛与举同意，索隐引《说文》云：扛为“横关对举”,即把鼎横过膝关节然后两手举起。
西汉初的赵国有“鼎士”,即“举鼎之士”，常在邯郸丛台举鼎练武(《汉书·邹阳传》)，汉武帝时朝廷设有“鼎官”,专管“殿前举鼎”比赛(《汉书·东方朔传》)。
五、赛马
赛马古代叫“驰逐”,是我国边疆草原地区兄弟民族传统的体育运动，在中原大约兴起于战国。
在内地，商周时期马多用于驾车，不用于单骑，春秋战国之际，出于防御游牧部族骚扰的需要才有了骑兵。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开始组建正规的骑兵部队，国力随之大强，各国争相效仿，骑兵逐渐成为战国的重要兵种。
无论作战的骑兵或传递公文的驿马，不但要有善于骑马的人，而且需要选择和驯养捷足而有耐力的良马，于是产生了相马法。
出了伯乐(王良)那样擅长相马的专家，赛马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军事体育运动
“驰逐”起初和训练骑兵有关，吴起就很重视对战士骑马的训练，《吴子·治国篇》强调，必须“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
赵国自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以后，经常通过“习驰射”(《战国策·赵策》)训练骑兵，赛马属于训练骑兵的方式之一。
其后马服君赵奢及廉颇、李牧，都因善于训练和指挥骑兵而成为名将。
齐国的君臣常以赛马取乐。齐将田忌曾多次与齐威王及诸公子赛马，比赛时押有赌注，按马的体质分上、中、下三等，分等赛跑，三比二胜。
孙膑新到田忌府中，他参观过赛马后对田忌说：你下次跟他们比赛，可以把赌注加大，我有办法使你获胜田忌相信孙膑的话，便主动要求与齐威王及诸公子赛马，赌注是千金。
到临场比赛时孙膑告诉田忌：请用你的下等马对他的上等马，用你的上等马对他的中等马，用你的中等马对他的下等马，田忌依计而行。
比赛结果田忌输一场而赢两场，赢得齐威王千金。
秦汉时期的赛马日益脱离军事体育的轨道，一是日益赌博化，驰逐与搏戏、斗鸡、走狗等赌博一样，比赛时双方“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史记·货殖列传》)
二是日益成为统治阶级一种奢侈活动，如汉武帝看赛马不要武将陪同，却要体臣董偃陪同，与董偃常“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常在宫中“教驰逐，饰文采”。
东方朔认为这是“淫侈”的表现，建议他“却走马，示不复用”(《汉书·东方朔传》)
六、结语
拔河、踢足球、摔跤、举重、击剑、赛马等体育项目，远在战国时代就已兴起，这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创造。
这些项目对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如拔河、踢足球等，汉唐时期就经西域使者或波斯商人传入西方，中国式的摔跤大约唐宋时期传入日本，相扑至今仍为日本人民所喜爱。
我国封建社会，由于农民的极端贫困，除布衣粗食别无可求，手工业者劳作繁重，商人贩运贸易生活不稳定，亦无暇参加体育比赛。
故以上项目很难普及到民间成为群众性的健身运动，倒被统治阶级所专利。
在战国社会大变革中，由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提倡和旧束缚的解除，许多体育项目蓬勃兴起；封建社会鼎盛的汉唐，统治阶级在锦衣玉食之外，狂热地追求精神刺激，使许多体育项目在宫廷中得到畸形发展。
明清以至近代，中国社会落后了，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停滞不前，因而上述项目的比赛方法及规则都不是祖传的而是从西方学来的
解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许多传统的体育项目才又迅速放出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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