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区与畜牧区区界的移动
司马迁曾经以“龙门、碣石”一线，划出当时农业经济区与牧业经济区的分界。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其经济形式显然以牧业为主，司马迁数次亲历这一地区，有亲身实地生活的经历，他对于当地经济特征的总结，应是真实可信的。
这一地区一部分是畜牧区，一部分是半农半牧区，以畜产作为关中农耕经济的重要后备和补充，其经济作用不可忽视。
这一地区的畜收业当时是受到社会重视的产业。
《汉书·地理志下》自武威（郡治在今甘肃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因此“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汉武帝策划所谓“马邑之谋”时，匈奴入塞，“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或说“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则说明塞内也有广袤的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地区。
西汉政府为组织对奴的战争而大力发展马政，史称“天子为伐胡，盛养马”。而官营畜牧业的主要基地均处于龙门、碣石以北地区。
《续汉书·百官志二》记载，太仆属下有牧师菀，“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
可见，汉代中央政府在龙门、碣石以北地区组织规模较大的畜牧业生产，有相当长的历史。
“龙门、碣石北”经济区，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机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的作用，其经济文化往往表现出较强的活力。
西汉王朝连年组织大规模的军队屯成、移民实边，都为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向北传播提供了条件。
而东汉时期草原游牧部族南下入塞内附，又曾在这一地区导致畜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冲击。
泰及西汉时期，北边新经济区建设受到特殊重视，农耕经济区与畜牧经济区的分界曾经向北推移。
秦始皇时代已开始向北边移民。
西汉仍多次组织移民充实北边。
甘肃武磨咀子48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木牛犁模型，可以看到牛耕已在北边地区得到推广。
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巨型犁铧，据推测可能是用数牛牵引的开沟犁，可以体现当时北边地区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重视。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自西汉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匈奴远遁，大漠以南无王庭。汉人北渡黄河，自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以水利建设为基础的农耕经济，逐渐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与牧业区之分界逐渐向北推移。
居延汉简所见“田卒”、“治渠卒”诸称谓，可能就是表现北边农耕经济开发的文字遗存。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东汉以来，汉光武帝刘秀以主要力量用于平定内地，未能顾及沙塞之外，于是“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只作消极防守。
天下大定之后，猛夫勇将，多跃跃欲试，争言卫青、霍去病事迹，然而刘秀未曾准许对匈奴用兵。
后来匈奴内部相互争权，有部族前来投靠，汉帝“和而纳焉”，将其安置在水草肥美之地。
无论是东汉王朝保守政策所助长的匈奴骄曙益横，频繁南侵，还是因匈奴部族内乱自争所导致的匈奴奉藩称臣，殷勤内附，都使得北边“肥美之地”可能重新成为牧场
所谓“徙幽、并之民”，即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匈奴进扰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州郡不能抵御，于是逐步徙幽、并两州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匈奴左部也转居于塞内。
此后，匈奴“入寇尤深”，北边没有一年能够安宁。
后来，南单于内附，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郡治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此后，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磴口北）、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雁门（郡治在今山西左云）、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等北边诸郡几乎均有匈奴屯居。
后来，北匈奴亦“款五原塞降”，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诸郡内降者，遂分处于北边诸郡。
此外，又有“窜逃入塞者骆驿不绝”。
东汉王朝将西河的郡治内徙至离石（郡治在今山西离石），上郡的郡治内徙至夏阳（郡治在今陕西韩城西南），朔方的郡治内徙至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
原有农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分界又进一步南移。
东西羌势力会合之后，又破坏了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北地（郡治在今宁夏青铜峡南）、武威等地的农耕生活秩序。
东汉王朝于是又将安定的郡治徙至扶风（今陕西兴平），北地的郡治徙至冯翊（今陕西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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