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远东保教权的第二阶段是什么样的？

前言

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兼并后，双方的斗争随即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斗争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两国的亚洲保教权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为菲律宾的托钵修与澳门的耶稣会士之间的斗争了”中国、日本成为了双方斗争的焦点。

对中国传教权的争夺

16世纪下半叶，当耶稣会士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而精心准备时，西班牙的托钵修会也在为这事忙碌着。正如意大利学者柯毅霖所说:“耶稣会不是唯一有去中国之计划的修会。另外三个修会，即奥斯定会、方济会和道明会也定居马尼拉，目的是进入中国。”

而明清之际，“通过菲律宾来中国传教的托钵修会主要是方济会、道明会和奥斯丁会，他们基本上是由清一色的西班牙传教士所组成。”西班牙托钵修会突破葡萄牙远东保教权进入中国内地(相对于葡占澳门而言)传教的努力可以1633 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进入福建传教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16 世纪70年代到1633年为前期该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西班牙传教士以菲律宾为基地，以台湾为踏板准备向中国内地渗透。方济各会到达菲律宾后，急于开教中国，先后于 1579、1582和1587 年做了三次前往中国传教的尝试，但都以失败结束。

多明我会于1587 年在澳门建立了玫瑰圣母会院(Santa Maria de Rosario)，这是该会在中国所建的第一座会院，也是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但最终被耶稣会强行占有。另据史料记载在1590到1619 年间，多明我会士曾八次尝试从马尼拉前往中国。

不难看出，这些西班牙托钵修士在立足于菲律宾之后都非常急迫地向中国内地进军，但又都遭到了失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然而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澳门葡萄牙当局和耶稣会的阻挠与暗中破坏。

“他们害怕西班牙人的到来会扰乱他们已经同广州建立起来的定期贸易往来。所以葡萄牙人散布西班牙传教士是“间’以及他们身后有一支舰队要来占领中国’等不实之词，目的是要引起中国当局的关注，将他们驱逐出境”。

耶稣会则害怕在中国出现一个与之相竞争的西班牙托钵修会，从而将打破它断中国内地教务的局面。当西班牙籍方济各会利安当神父 1633 年前往南京时，“他在江西省的建昌、南昌和南京不仅没有受到耶稣会神父们的欢迎，最后还被南京的基督徒们捆了起来送上船，押送回福建。”

1585年，在耶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的强烈请求下，教廷更是宣布禁止耶稣会以外的其他修会进入日本和中国。对于西班牙托钵修会来说，这意味着它们被剥夺了对华传教的权力。这也是一心想通过传教发展对华贸易的西班牙所无法容忍的。

菲力普二世向罗马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教廷迫于压力，同时也对葡萄牙垄断远东教务后那种桀警不逊的态度不满，就在 1608 年宣布托钵修前往远东可自由选择路线，不必经里斯本，1633年教廷又宣布一切修会和宗教团体都可任意选择路线前往远东。

这表明西班牙传教士从“教理”上彻底摆脱了葡萄牙保教权对他们前往远东传教的种种限制。他们接下来所要解决的就是选择前往中国的具体路线问题了。最终他们把目光抛向了台湾岛，企图建立一条马尼拉一一台湾一一福建的海上传教航线。

而其实早在1619 年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马涅(Bartolome Martinez)就曾对台湾岛沿岸进行了勘测和绘制地形图，并向菲律宾总督建议在台湾建立据点。早已迫不及待的西班牙人于 1626 年攻占鸡笼和淡水，而随军前来的多明我会士则在台湾开展了传教活动，建立了一所住院和一座教堂。

这为1632 年多明我会士高奇 (Angel Cocchi)顺利潜入福建传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奇在福安县扎下了根，建立了多明我会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教堂，该会在中国的正式教区也随之成立。

163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神父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神父从菲律宾经台湾前往福建传教。这标志着西班牙托钵修会对华传教事业进入了第二个历史时期，即取得实质性成果时期。

西班牙在华的教会势力也日益壮大，尤其是方济各会。利安当在 1650 年毅然北上山东，“在济南建立了方济各会在中国的第一座教堂，该教堂于 1651年8 月正式祝启用，标志着方济各会中国教区的正式建成。”

文度辣神父(Buenaventura Ibanez)则成功“说服了西班牙王太后，由王室负责向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团提供固定的拨款，为期 5年，而且年限可延长。”尽管王室的经费经常会拖欠，但这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在中国传教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为他们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此后，他又于 1679年建成了方济各会在华的第一座西式教堂一-“杨仁里福音堂”，这“标志着方济各会已经在广州扎下了根基，广州开始成为方济各会在中国传教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在西属菲律宾总督的支持下，方济各会通过与耶稣会协商，迫使其答应由前者负责粤东的教务。

据此协议，方济各会先后在东莞、惠州、潮州和顺德建立了教堂，设立了传教区。另一位入华方济各传教士利安定神父 (Augustinusa S.Paschale)在1672年到达广州后，先后恢复了方济各会福建、山东教区，开拓了新的江西教区。至此，方济各会在中国形成了以广州为总部，拥有广东、山东、福建和浙江四大教区的新局面。西班牙传教士在华影响不断增大。

对日本传教权的争夺

对在远东立足的传教团来说，到中国传教是他们传教使命的最高荣誉，日本则是他们的一个热门传教目标。尽管日本被葡萄牙包括在了其远东保教区内，来自澳门的葡系耶稣会士也已经在日本进行了长时间的传教活动，但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还是把日本当作了他们在远东地区传教的首选目标。

1584 年5名西班牙方济各会士抵达日本平户。他们敏锐地发现了当地领主和葡萄牙传教士、商人的不和。

通过交涉，该领主发出了对西班牙传教士和商人的邀请，西班牙教会势力正式在日本登陆。1587 年，因遭丰臣秀吉的驱逐，葡系耶稣会士被迫停止了活动，而西班牙方济各会则乘机展开传教活动，几乎占据了过去耶稣会在日本的地盘。

西班牙托钵修会的这种越权行为，受到了西班牙王室的支持。西班牙一直把对日本的经济和宗教渗透作为扩大其在日影响的一个重要步骤，希望能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过日本的对外贸易，并把它转移到马尼拉的控制下。

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在1588 年就日本主教区的设立及其保教权一事给教去信，说其“欲仿效其前任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历代国王之模范”表示自己不打算信守与葡萄牙人达成的君子协定，并对这一新主教区的保教权具有“极大的热情”，欲将它转入西班牙势力范围之内。

面对前文提及的教皇 1585 年对远东西班牙托钵修会的禁令，菲力普二世更是向菲律宾的王室司法行政院下令，声称教皇的敕令没有经过西班牙枢机会议的批准，不得在远东实施。1593 年 5 月，在马尼拉的西班方济会们议定罗马教的令对他们没有影响。

1592-1594 间，有三批方济各传教团从菲律宾前往了日本。1600年德川家康任命方济各会士吉色斯 (Jeronimo de Jesus)为使节前往菲律宾，以打开日西贸易关系。而随着马尼拉与日本贸易的兴隆，西班牙教会势力更为发展。

方济各会重新被准许在日本传教，并在大板坂、京都和长崎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多明我会和奥斯丁会也于1602年抵达日本，开始了在日本的传教活动。他们拒不承认葡萄牙和耶稣会的传教特权，也不承认日本主教(耶稣会士)的权威与管辖，甚至还公开挑衅，要将日本主教置于马尼拉大主教管辖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