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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亚历山大二世的一系列改革弱化了贵族的政治重要性。
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在专制统治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开启了反改革时期，确立了加强贵族等级地位，以巩固专制统治社会基础的施政倾向。
1885年4月21日在纪念《钦赐贵族特权诏书》颁布一百周年之际，俄国政府又颁布了《新钦赐贵族特权诏书》，其中不仅褒扬贵族一百年来为国忠诚效力，强调贵族仍旧是沙皇治理国家、抵御外敌的主要支柱。
并且承诺当局会保护贵族，关注贵族领地需求、建立贵族土地银行、改善经济资金贫乏、贷款困难等问题，肯定俄国贵族此后仍将在司法、教育、军事、地方管理、保护人民方面占据首要地位。
此诏书公开宣告了亚历山大三世最终将加强贵族等级地位作为主要内政倾向。
此后20年，俄国政府都将复兴贵族作为基本内政政策。
俄国政府内政倾向的转变促使保守贵族情绪高涨地展开整体攻势，他们提出诸多迫切而过分的政治、经济要求，似乎准备让国家恢复农奴制时期的秩序。
本章中，笔者将梳理贵族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诉求，叙述并评析俄国政府在争论中所制定的诸多措施。
维护贵族在国家机构中的垄断地位
自古以来，担任公职是俄国贵族最重要的特权之一。
贵族的任职特权压制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向上层流动的机会，限制着俄国社会的发展，对俄国政府统治形成不利影响。
大改革后，国家治理任务日益复杂，俄国政府有必要通过改变选任官员的标准来提高国家机构的行政能力。
这就导致了贵族的不满，他们希望加强贵族等级的任职特权。
大改革促进了政府选任官员标准的变化
1861年改革前，俄国政府在选任官员时，一贯以显贵出身为主要标准，虽也曾指出教育的重要性，但未真正将其作为重要标准。
俄国政府需要贵族履行担任国家职务的责任，因此历来为贵族在受教育方面提供诸多特权，以培养他们成为有识之士。
1809年，俄国政府因上层官僚教育程度低而下令将高等教育作为取得高级职位的必要条件，该法令到1834年被取消前早就失去作用，因为实际上许多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被破格提拔。
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最后几年，政府整体上取消了以往在职务方面给予受教育程度高者的优惠，认为这些优惠对当时实行的制度具有严重威胁。
大改革后，专制制度日渐危机的背景下，俄国政府面临的治理任务越来越复杂，但国家机构的工作令人不满，其中尽是缺乏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官僚，所以日益需要训练有素的人才来提高整个国家机构现代化程度和运作效力，但是仅靠贵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所以俄国政府虽不信任平民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会损害自身根本利益，但并未对他们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而是在尽力保留贵族以往诸多任职特权的基础上，一定程度突出受教育因素在国家职务制度中的重要意义，并希望平民知识分子可以提升公职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为了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供职权利方面的建议，1877年沙皇召集了由国民教育大臣И.Д.杰里亚诺夫任主席，由各部和各主要行政管理机构的代表们参与的特别委员会，这是俄国政府在任职制度上弱化等级制的明显征兆。
虽然该委员会最终确立的原则是，不将受教育程度作为是否能担任高级国家职务的标准，但当时，中低级国家职务一定程度上依据能力来担任。
在这种竞争中贵族极有可能失败，国家机构内贵族和其他阶层间的比例也将随之变化。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尽管国家机构上层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但越来越多非贵族出身的职业官员进入中下层国家机构，俄国官僚集团的受教育水平、专业化程度和具体工作经验都有所提高。
贵族要求加强本等级的任职特权
大改革后，国家管理任务日益复杂，政府机构中增设了许多职务，仅靠贵族已不能完全满足人才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俄国政府仍极力保持贵族的任职特权，但国家任职制度逐渐允许有才能的非贵族人士更多地担任国家职务，19世纪60-70年代俄国政府还被迫进行了公平化教育改革。
虽然俄国政府主要是吸收非贵族出身者进入中等院校的低年级和中等年级，但教育的泛等级特征令贵族强烈不满。
他们认为这会最大限度地鼓励底层人士学习并获得优质教育，这将导致底层人士与贵族在担任公职方面产生竞争，他们尤其担心本等级在国家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因此被明显削弱，就算是在低级职务中的地位受到威胁也不可容忍。
由于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对贵族担任国家职务的特权形成了威胁，贵族明白，要保留本等级任职垄断权，就必须加强本等级受教育特权。
虽然俄国政府未在法律上明确给予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担任国家职务的特权，但受教育程度低的贵族和受良好教育的非贵族人员之间仍会产生明显矛盾冲突。
另一方面，政府强调，“每一位任职者，在提升为一定级别官员后”，可根据官阶“获得世袭贵族、终身贵族、或荣誉公民称号”，并且获得相应的权利和特别优待。但贵族不愿意过多非贵族出身的官僚提升为世袭贵族。
所以贵族在国家职务制度方面的主要主张是极力限制并削弱非贵族人士的力量，努力切断这些对贵族不利的人员取得国家职位的途径，保持贵族在国家机构中的垄断地位。
1885年，亚历山大三世在4月21日诏书中明确强调贵族在国家管理中的特权。
此后，各省贵族会议以此为由，在请愿书中要求在中央、地方管理机构中给予贵族新的任职特权；加强贵族的受教育特权。
作为贵族等级的喉舌，《莫斯科新闻报》公开宣扬贵族在国家职务方面诉求。
该报对官僚集团发起了气势汹汹的抨击，认为各地大权在握的“官僚集团在政治上不可靠”，他们就如同推翻专制制度支柱的人，类似于革命分子的直接帮凶，在等级制原则被消除后，官僚集团将成为把持统治权的统一阶层。
他们会“联合起来，并利用人民的名义争取宪法”，该报还指责行政机构的现行原则不可靠，要求加强等级制度，恢复贵族在各级国家部门中的垄断地位。
在一篇可称为“反对官僚集团宣言”的文章中，该报宣称其他等级出身者应仅充任政府办事员，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不足，而是因为“在陷入衰落和危机时，这些人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分子，而且他们愈有能力就愈危险”。
因为“他们的缺点是没有稳定的政治原则，没有明确的责任感，而且缺乏对君主制的无限忠诚”。
鉴于对官僚集团的上述态度，该报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具有特权的传统世袭贵族阶层”才能为统治机构输送最优秀的人才。
《莫斯科新闻报》的立场，显然说明贵族是要求将出身作为主要标准来安排国家职务。
该报创办者梅谢尔斯基向沙皇提出的具体意见是：更加严格地选拔省长，在委任时让贵族优先于官僚，大力赏识“那些勤勤恳恳、高效办公的省、县首席贵族”。
贵族为保持自身在国家机构中垄断地位而提出的这些要求非常轻率，忽视了俄国的实际形势和国家机构本身的需求，更未考虑若满足这些要求会有何社会经济影响。
尽管上述部分要求被俄国政府权威代表所否定，但仍得到了沙皇的青睐。
加强贵族等级任职特权的策略
受教育是贵族担任国家职务的必要条件，加强贵族受教育特权是保持贵族在国家职务中垄断地位的重要途径。
1880年杰里亚诺夫委员会决定不让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担任高级公职时享有特权，当时大部分政府部门对此决定持否定态度，波别多诺斯采夫指出，该原则会导致追求高等教育者减少，继而导致高素质公职人员减少，国家机构遭受根本损害。
的确，若单以出身作为能否担任高级职务的准则，那胜出的大多是仅完成中等专科学校或四年制中学者的世袭贵族，久而久之，贵族会愈加缺乏高级职务所需的能力。
杰里亚诺夫在遭到明确否定后，仍坚持反对给予完成高等教育的非贵族任职特权，因为这样会使国家机构内贵族比例下降，国家政治权力从贵族等级转向其他阶层。
但国家各方面生活的确又缺乏训练有素的合适人才，在此情形下，杰里亚诺夫需解决两个矛盾任务：既不疏远受教育程度高者，又要巩固贵族在国家机构中的核心地位，为此他于1884年向国务会议提出，按受教育程度分配职务，
让底层平民有机会以低教育水平取得低级官职，这样既能促使贵族提高自身教育水平，继续掌握国家管理权，又能削弱平民追求高等教育的积极性，而且是否吸纳仅受过初级教育的下层人士担任公职仍取决于各部门领导的决断。
杰里亚诺夫的上述方案仅在低级国家机构的任职权方面做出退让，但这仍被他认为是过度冒险的改革。
1887年，杰里亚诺夫在提交国务会议的呈文中否定了1884年方案，认为将贵族从低级职务中排除会产生极大危害，应谨慎地为贵族保留以往优先地位。
1892年杰里亚诺夫提交的新呈文又推翻了1887年的观点，向国务会议提交了与1884年呈文倾向一致的新呈文，其中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出身原则，指出给予贵族过多任职特权易使下层人士对贵族和政府产生不满，还会使贵族日益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动力，最终被排挤出高层次社会政治领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政府在不剥夺其他等级受教育机会的基础上，实行诸多措施来强化教育领域的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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