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爆发国产化与全盘西化之争,小平同志力挺国产化

我以前曾经疑惑于一个现象:老一辈人看待我们今天的生活,与我们这一代人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他们喜欢用那种翻天覆地、惊天动地这类形容词来形容这些年来生活、经济发生的改变,而我们这一代更喜欢用日新月异这类词。我说的老一辈人大多出生于70年代以前,而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出生于八零九零之后。

后来我翻看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它的工业情况,它的商业、科技等各领域的情况,再跟今天相比,毫不夸张地讲,确实存在着天壤之别。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老一辈人对这几十年的变化之所以与我们态度不同,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奇迹的发生。

我们和他们的认知差异就在于,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经历了一些我们未曾经历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所讲的这件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在这次被载入史册的全会召开前,国家领导同志们先开了一个历时35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作了一个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实际上这个报告也是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性文件。

这次全会有两个主要作用,第一就是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并由此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第二就是正式开启改革开放,首先从农业改革开始。

在会议之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可以用发展缓慢且落后来形容,它具体体现于工业技术水平的落后。

工业技术的应用可以简单分成三个部分:民用领域、军事领域和战略储备领域。

其中民用领域的工业技术水平大约相当于苏联60年代初期,军事领域大约相当于苏联70年代初期(这还得益于核武器的研发成功),战略储备领域相当于美国50年代(仅在两弹一星领域有所突破,航空航天处于发展初期,高端制造领域一片空白,化学、生物、材料科学等领域落后比较多)。

综合来讲,如果对标美国,中国在比较领先的科技领域仍处于六十年代的水平,而落后的领域技术水平如何不言而喻。而且因为我们的工业体系与苏联高度关联,在各类技术标准上采用的是跟西方国家不同的体系,而苏联在科技上发展的颓势已经显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如果想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就要向西方国家靠拢,甚至推倒重来。

1979年1月底,即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一个月左右,小平同志应美国总统邀请,开启了为期九天的访美之旅,这次访问为之后二十年中美之间在经济、科技等各领域的全面接触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也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缓和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

当时国际社会的主要局面依然是“美苏争霸”,苏联虽然已经处于强弩之末,但其综合实力仍然仅次于美国。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改变,以及寻求经济独立发展的倾向性,在苏联眼中更多被视作“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我认为这也是越南大举侵犯我国边界、而我国不得不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重要诱因。

到了80年代初期,我国的国内环境终于彻底稳定下来,不再直接面临战争威胁,同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也让我们迅速进入发展经济的状态之中。

1980年,全国科技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58年)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在科技领域重新统一了思想,让科技发展重新回到正轨。科技工作的迅速开展是一件好事,但问题在于见效慢——并不是说科协重新恢复职能,就能马上对提升生产力产生效果。

而且我国当时的科技发展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问题:

第一,是创新机制比较落后,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国企体系仍然是企业主流,大锅饭文化、个人奉献文化依然盛行,这就导致创新效率还是很低,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创新氛围;

第二,受高等教育人群规模较小,知识结构较为落后,可以说科技行业当时有着很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要么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大学生”一代,要么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一批大学生,老大学生的知识跟国外最前沿知识存在着较大的脱钩,而新大学生同样接受的是比较“过时”的高等教育,而即便如此,高等教育人群的规模也很小。

所以国内的科技创新力量在短时间内,很难提升我国工业建设所需要的技术能力。

而时间不等人,为了率先实现在重大技术装备上的技术升级和突破,1983年7月,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林宗棠等老同志建议下,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又称“110号文件”)。

同时,成立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并为此设立了“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简称“重装办”)。重装办组织了机械、电力、冶金、石化、铁道、交通、水利、纺织等26个部门,对核电、三峡水利枢纽、大型火电、超高压输变电、大型露天矿、大型冶金、大型乙烯、大型化肥、大型煤化工、沙漠及海上石油钻采、北煤南运等重大工程所需关键设备进行攻关,拉开了跨部门大协作、共同搞好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工作的序幕。


化工成套设备

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道路可以说在前期是举步维艰,因为我们在相关领域与国际同行差距之大,不仅仅是技术标准体系不同,我国的理论知识体系也较为落后,工业制造的基础支撑性行业包括采矿、冶金、基础加工等都有着巨大的差距。

在刚刚与西方国家进行技术接触时,这种巨大的差距对我国工业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以致于产业界弥漫着对我国国产化的绝望情绪,在这种背景下,例如“国际大协作”这类声音甚嚣尘上,并且一直延续到九零年代甚至今天。

在重装办成立之后,这类声音不绝于耳,工业发展非常地迫切,而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似乎又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存在一个大讨论——是“买一个现代化”还是“干一个现代化”?在工业领域,就是“国产化”和“全盘西化”的争论。这个争论在1985年左右达到了高峰期。

小平同志当时对此也做了指示,他指出中国的技术要更新、要赶超世界先进,有以下几条路可走:

一是进口外国的机器、电子设备和其他高科技产品,这个方法很简单,但不保险;

二是走国产化的道路,这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但是是可行的;

三是搞技术改造,这很困难;

最后一条路就是闭门造车,完全靠自己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这在实践上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最后我们选择的就是“国产化道路”,并且因此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思路。

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国产化发展思路下,我国与西德(当时德国尚未完成统一)、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包括东欧的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家签订了一大批的设备合同,在购买对方的相应设备时,也引入了他们在相关领域相对成熟的技术(对我们意味着先进),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对方的欺骗、讹诈以及层出不穷的刁难,这里边尤其以日本最为过分。

日本在二战后实际上走的也是一条“引进吸收”的路线,同时因为较早建立了完备的科研制度与工业体系,日本在二战后迅速崛起为世界工业强国,在重大技术设备领域,日本制造业甚至超过西德,成为与美国比肩的存在。

其在大型冶金、大型火电、核电、大型乙烯、大型化肥等领域关键设备制造技术上全球领先,正因为此,我国与日本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密切接触,并且引进其大量设备,包含大型冶金所需设备等。但是日本利用我们对成套设备相关技术知识的缺乏,在采购合同中大量增加非必需的物品和服务,同时对我们的技术引进制造大量阻碍,让我国在相关领域多走了很多弯路,也花了许多冤枉钱。

要知道我国的技术引进需要消耗外汇,而当时中国的外汇极其紧张,而且也是所谓的原料资源输出国,我们用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换回并不多的外汇,并用并不多的外汇推动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而美、英、法等国也存在着这种现象,稍显厚道的可能只有西德,但我们所获得的最先进的技术也仅仅是落后西方一个世代甚至更久的技术。

林宗棠,时任重装办办公室主任,后任国家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

重装办成立以后,算是在工业体系中确立了一个工作重心,并建立起了在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的“举国体制”。

重装办对内负责统筹全国重大技术装备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升级攻关等工作,能够调动各级科研单位、部委下属企业等的科研力量进行相关项目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并且确实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不同的项目,组建了“科研+企业”的专项办公室和攻关团队。

根据统计,直接参与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的制造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有近千个单位,调动科技骨干上万人,不仅完成120多项重大研究项目,而且为国家200多个重大工程提供了成套设备,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防事业的发展。

主要攻关的重大项目有十个:

(1)年产千万吨级的大型露天矿成套设备;

(2)大型火力发电成套设备;

(3)三峡水电枢纽工程成套设备;

(4)单机容量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核电站成套设备;

(5)超高压交流和直流输变电成套设备;

(6)宝山钢铁总厂第二期工程成套设备;

(7)年产三十万吨乙烯成套设备;

(8)大型复合肥料成套设备;

(9)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

(10)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套设备。

这些重大技术装备最终应用于采矿、港口、发电、大型制造、大化工等领域,为我国迅速提升工业实力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让我国在高端制造领域迅速拉平了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距离,这为后来的反超创造了条件。

重装办于1995年被撤销,其职能归口国家经贸委。而这个时期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不仅仅有了一大批相关的科研成果和科研团队,也锻炼出了众多在相关领域世界领先的企业。

再往后,我国在工业制造领域就进入了快车道的发展时期。


重装办的出现,非常能够体现我国的体制优势,尽管那时依然是较为僵化的计划经济时代。

它打破了当时思想认知不统一、资源分布不均衡、人才流动不积极以及企业协作不灵活等种种弊端,以国家的战略性需求作为优先考虑,去调动和激活相关资源,并最终大获成功。与此同时,这种自上而下的技术攻关组织形式也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工业制造发展进度,以及科技创新的发展。

今天可能很多人们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曾经存在过,但是我们应该记得它——它是我国在工业领域得以迅速进入国际较先进水平的一次伟大创举。

同时它也会给我们留下很多启发,比如说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在半导体领域的挫折,在其他高端技术领域被封锁的情况,我们可能仍然需要像四十年前一样,发起一次半导体领域的“大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