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日子，无数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城楼之前，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
此时此刻，正在玉泉山疗养的任弼时也打开了收音机，通过声音来感受天安门城楼的盛况。
原本，这样盛大的时刻，作为开国元勋的任弼时，应该和毛主席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可他却没有去。
甚至，毛主席还亲自给他下了禁令：不准任弼时参加开国大典！
毛主席为何要下这样一道看似无情的禁令呢？
坚持革命
原来，毛主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时，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甚至稍微一走动，都会刺激到脆弱的五脏六腑。
为了帮助任弼时战胜病魔，医护人员想了很多办法，但因为任弼时在革命过程中身体损耗太多，所以，现在已经是回天乏术了，大家只能通过疗养的方式，来延续任弼时的生命。
任弼时
任弼时的病痛，根源在于1928年的一次入狱。
当时，正是白色恐怖蔓延全国的时候，作为中央委员的任弼时被组织派到安徽工作，却在途中不幸被敌人逮捕。
敌人认为任弼时的身份不简单，所以对他进行严刑拷打，要求他和党组织划清界限，同时要他招认党组织成员的名单。
任弼时被折磨的遍体鳞伤，但从始至终没有向敌人低头，敌人用死亡来威胁他，任弼时则正气凛然的说：“你们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
任弼时
尽管饱经折磨，但任弼时依然没有放弃斗争。
在狱中，他联络了一部分同志，成立了临时的党支部，同时开办学习班，给监狱里的特务以及一部分犯人做思想工作，并积极的与外面的党组织联络。
党组织自然也在积极地进行营救活动，被关押了几个月之后，谈判终于成功，任弼时被释放出来。
经过这一番折磨，原本身体健康的任弼时落下了严重的病根。
然而，他却没有时间去好好治疗，无数的工作压在任弼时的肩头，为了大局，任弼时只能抱病工作。
革命的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反围剿期间，为了开辟新的根据地，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任弼时与贺龙等人一起带领红二方面军在贵州一带活动。
而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开始长征，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内部却爆发了危机。
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大家本来松了一口气，以为胜利在望。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开始频繁地挑起事端，想要夺权，确立自己在党内说一不二的领导地位。
在过草地的时候，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分兵。
张国焘
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以及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战士南下，结果在四川吃了败仗，损兵折将，给红军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打击。
然而，张国焘仍不死心，他竟然偷偷对红二、六军团发送电报，在电报中要求红二六军团听从自己的指挥。
任弼时在看到这封电报之后，心中便起了疑惑。
矢志不渝
他和毛主席是多年的老同志，面对张国焘的行为，任弼时一眼看穿了这背后的阴谋。
于是，1936年7月1日，红二、六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的时候，任弼时便对张国焘等人强调：
“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别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
任弼时正直坦然的态度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
为了维护团结，任弼时要求张国焘交出与中央联络的电台，并表明：
“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
在任弼时的坚持之下，张国焘终于交出电台。
随后，任弼时立刻同中央红军进行联络，在电报告中表示：
“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
针对此前的危机，任弼时认为，应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决：
“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迫切需要的”
简单来说，任弼时还是希望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这对毛主席以及中央红军而言，都是雪中送炭的举动。
此前因为张国焘搞的行动，导致组织内部人心不稳，如果继续任由张国焘胡作非为的话，红军迟早要变成一盘散沙。
这个时候，任弼时以及他背后所代表的红二六军团，能够及时站出来给予支持，有力地保障了整个组织的团结性。
1936年12月，在任弼时等人的努力下，毛主席成为军委主席，终于化解了此前张国焘带来的阴影。可是，问题依旧接连不断。
到达陕北之后，敌人依然三番五次试图进行围剿，任弼时作为党内的重要干部，不得不加班加点的工作。
此时他的身体几乎已经透支到极限，当他到达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就震惊了。
他们发现，原本年纪不算大的任弼时，经过多年操劳，竟然已经活像个四五十岁的人。
任弼时在工作的过程中，时常感到精神不济，可是为了组织，他依然以顽强的意志力坚持着。
1938年，正在国家危难之际，组织内部的危机再一次席卷而来。
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了，苏联对王明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再一次变得不稳定。
王明
此前，王明由于左倾错误，已经给党内带来过重大的损失。所以，任弼时非常担忧。
为了这个问题，组织决定让任弼时亲自到莫斯科一趟，对苏联方面讲明利害，让他们承认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当然，也要尽量劝说苏联协助我们进行抗日。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此时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傲慢。
他们依然不相信毛主席提出的革命路线，对于我国的抗日形势也不够了解。他们依旧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却没有意识到，在这场战争中，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
而任弼时来，正是为了让苏联人认识清楚这一系列的问题。
他准备了15000字的书面报告，以及2500字的口头报告，会见了苏联的各大代表。
他用诚恳而深刻的语言告诉苏联，此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艰难的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以及组织内部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
几周之后，在任弼时的诚恳劝说之下，苏联方面终于表明了态度：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在任弼时即将回国的时候，苏联代表又亲口对他说：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承认毛（主席）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来自苏联代表的肯定，终于又让这一场危机化解了。
鞠躬尽瘁
任弼时之所以如此努力的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一是因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已经充分的认识到，毛主席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大局观的人物，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来，是因为任弼时聪年少时期便一直在思考，如何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任弼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没有考虑过的问题，由此导致的教条主义，是我党在初期频繁出现的失误。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优秀的思想，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如果不符合国情的话，非但不能取得胜利，反而会取得反效果。
我党初期在城市进行的一系列革命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当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没有考虑实际的情况。
而后来我们之所以胜利，正是因为毛主席的思想让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
因此1945年进行选举的时候，任弼时情真意切地说：
“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主席。他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有了思想，才能求解放，这正是任弼时一直追随毛主席的原因。
为了党组织，他几乎奉献自己的一切，许多解决不了的工作都需要他这位老同志出马，可是，一次又一次艰巨的任务。再一次把他的身体拖垮了。
到了1945年，任弼时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可是他依旧没有听从医生的嘱咐好好休息。
三大战役进行期间，任弼时几乎日夜守在办公室里，和毛主席讨论前线的战况。
直到1945年4月，他再也坚持不住了。
医生做了诊断之后，给任弼时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休息。
因为，此时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糖尿病、动脉硬化，任何一点刺激都有可能要了他的命。
听到这个状况，毛主席、周总理等人非常担忧。于是，众人齐上阵，反复劝说，并且对任弼时保证，在他走后，会找到合适的人接替工作。
就这样，任弼时才终于同意前往玉泉山休养。
但对任弼时来说，这个时候才开始认真治疗，已经太晚了。
身体的透支是不可逆转的，为了避免他耗费精神，医生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
平时任弼时最挂心的工作自然是不能做了，连看书也不能多看，要严格限制时间，吃的东西也要严格检查，生怕出了问题。
党内的同志都担忧任弼时养病的时候寂寞无聊，所以轮番来看他，哪怕再忙，也要挤出一点时间。
朋友们的到来是任弼时最高兴的时候，也是他精神最好的时候，他和周总理、朱德等人在疗养院里下棋、唱《国际歌》，日子过得很快。
可是，让大家担忧的是，任弼时的身体却没有明显好转。
进入九月份，任弼时几乎只能躺在病床上了，连饮食都变得困难。
英年早逝
然而，马上开国大典就要举行了。建立一个理想中的新中国，是任弼时一直以来的梦想，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出现在开国典礼上。
可是，在周总理反复询问医生之后，得到的却是令人失望答案。
医生表示，以任弼时现在的身体情况，如果让他出远门，在开国典礼上熬上一天，他绝对是撑不住的。
万般无奈之下，周总理和毛主席只能商量，让任弼时不要出席开国典礼。
可是这样一来，任弼时肯定很受打击，这毕竟是他盼了这么多年的重要日子。
果然，任弼时得到消息之后，便写信来，表示自己一定要出席开国典礼。
为了让任弼时能安心修养，毛主席只能亲自写信给他，不允许他出席开国典礼，要他在疗养院里好好休养。
周总理又亲自过去，安抚任弼时的情绪。希望他以身体为重，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养好身体，能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在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劝说之下，任弼时终于不再坚持。
就这样，任弼时在新中国成立当天，靠着收音机里的新闻参与了开国大典的全程。
这当然是个不小的遗憾，只是，为了任弼时的身体，也只得如此。
毛主席认为，以当前国内的医疗资源，恐怕治不好任弼时的病。所以，又特意向苏联方面请求派几位医疗专家过来，给任弼时进行会诊。
苏联专家来了之后，认为应该让任弼时到苏联休养。
于是任弼时又到苏联去，一直休养到1950年初，才回到国内。
这时他身体状态比过去好了一些，于是，任弼时立刻就要求让自己投入工作。
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任弼时实在没有办法安心休息，毛主席和周总理本想劝说。但是，看到任弼时如此期盼，加上苏联方面表示任弼时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工作，便不再阻止。
然而，这个决定让毛主席非常后悔。
因为，任弼时回到工作岗位上没多久，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突如其来的战争让任弼时的工作量比以往增加了十倍。
原本，苏联给他的建议是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但实际上，当时任弼时一天的工作时间会达到十五个小时以上。
心力交瘁之下，他再次病倒。这一次，人们没能留住他。
他离开之后，叶剑英为他写下一篇悼词：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为党为国，他鞠躬尽瘁，奉献一生，如今国泰民安，这位“党的骆驼”，也可以安息了，强大的新中国，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参考资料：
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
任弼时《任弼时选集》
任远志《我的父亲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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