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召开的。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七大召开时，距离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这次历时足足50天的大会，被毛泽东誉为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大会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将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同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一、
七大有一项重要议程，那就是选举出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在选举前，中央向各个代表团下发了一个候选人名单。
由各代表团进行充分讨论：哪些人该选、哪些人不该选，按什么标准、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代表们讨论得非常热烈，特别是在该不该选犯过错误的同志等问题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
为了统一思想，搞好七大的选举工作，中共中央于1945年5月24日召开了专门会议。
在这次专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对选举的许多重要原则性问题进行了阐述，让代表们统一了思想，保证了七大选举的规范、合理、公平和公正性。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曾经发表过一篇原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共七大幕后之谜》。
作为参加过七大的代表，高扬文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之后又作为计票员参与了七大中央委员选举的计票工作，因此对这次选举工作的经过和进程有着难忘的记忆。
高扬文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在讲话中向各位代表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而要团结他们。
他说：“我们应该选举什么样的人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呢？我们既要选举那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也要选举在那时犯了错误，现在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的人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对犯错误的同志，一个都不选不好，不利于团结，统统都选也不好。”
毛泽东做完这个报告后，中央为慎重起见，并没有马上进行正式选举，而是在正式选举之前搞了个预选。中央的意思是想通过预选，看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做工作，为正式选举打好基础。
预选的结果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那些在不同时期犯过错误的同志中，只有张闻天得票超过了半数，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票安生均未过半。
预选结果出来之后，毛泽东觉得要想让王明等人能通过正式选举，必须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关心王明、博古等人能否当选呢？
毛泽东一直认为：过去犯错误的同志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共产党人应该学会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很关心王明这样的人能否当选。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身上那种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的高风亮节。
二、
七大代表中的很多人都曾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受害者，也很清楚王明的那一套 “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所以很多代表对王明异常反感，甚至可以说是恨之入骨，谁也不想投他的票。
其实说起来，毛泽东本人也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受害者。
王明又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秋，21岁的王明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了校长米夫的青睐，从此开始平步青云。
1931年1月，王明在米夫的大力支持下，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掌握了党的实权。
王明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并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
1931年6月，王明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赴苏前，王明将中央的工作交给了博古。
王明赴苏后，博古等人继续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最终导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终于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之一，并逐渐成为中央领导核心。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王明于1937年11月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到了延安。
王明回到延安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要求中央必须听从他的指挥。
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其中很多都是针对毛泽东的。
由于久居国外，王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对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不屑一顾，强调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是“运动战”，甚至提出要和日军“打大仗、打硬仗”的错误主张。
幸亏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对他的这些主张进行了自觉的抵制，这才没有让他的主张形成决议。
据彭德怀回忆，王明在会上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但他讲话的内容完全忽视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
所以他提出的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和投降主义的路线。作为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人之一，彭德怀自然不会赞同王明的主张。
但是这次会议之后，中央还是决定王明担任书记处书记一职，同时兼任七大筹备委员会书记。这也代表着尽管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是不计前嫌，给他安排了很高的职务。
但是王明却过高估计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妄想独断专行，凌驾于中央和毛泽东之上。只是毛泽东为了党内的团结，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
193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抗战形势以及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发言中否认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提出我党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毛泽东对王明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了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必要性：蒋介石怕我们发展壮大，我们在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须存有戒心，应该保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但为了维护党内的团结，毛泽东还是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些让步。
见毛泽东对自己处处退让，王明不禁有些飘飘然，以为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自己一定能当选为党的领导人，现在可以提前行使党的领导人的权力了。
1938年3月21日，王明未经中央同意，擅自起草并向国民党中央递交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他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当然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
王明的言行和作风，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毛泽东心里清楚，王明之所以如此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就是因为王明自以为自己是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回来的，是手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撑腰。
为了避免王明再给全党造成损失，毛泽东一面尽力争取同志，一面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让共产国际能准确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能出面支持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
1938年4月，任弼时代表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对中国国内的形势、国共合作的特点作了详细的解释。共产国际听取了任弼时的报告后，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在任弼时回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特地告诉任弼时：“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转告王明，不要争了！”
季米特洛夫的这个表态，代表共产国际正式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从这时起，王明再也不能捧着共产国际这把“尚方宝剑”为所欲为了。
四、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 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议首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这对企图夺取中央主要领导权的王明来说，无疑是当头致命的一棒。
在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批判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并决定撤消王明担任书记的长江局，王明留在延安改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挑战毛泽东的地位失败后，王明转而对毛泽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
表面上，他承认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说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了解马列主义，是伟大的理论家，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但在心里却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多次给过王明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1940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
但王明置若罔闻，仍想向毛泽东发起新的挑战。
1941年6月，苏联为防止日本配合德国向苏联进攻，要求八路军对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
毛泽东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如不顾一切地进攻日军，对中共或苏联都是不利的”。但苏联对毛泽东做出的正确决定的感到不满，发来电报指责中共。
王明认为机会来了，于是对毛泽东发起攻击和责难。让他没想到持是，中央里全是支持毛泽东的同志，他的这一次挑战又以失败而告终。
五、
毛泽东曾说过：“王明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这一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精辟之至。
毛泽东比王明大11岁，两人虽然都出身农民家庭，但毛泽东的父亲是个勤劳节俭的农民，毛泽东从小便下地干活，与农民有着最为亲近的情感联系，知道农民的疾苦，为农民的遭遇抱不平。
王明缺乏的正是这种体验，他父亲是个私塾先生，王明7 岁正式入私塾读书后，基本上是在远离实际的私塾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
当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进行武装斗争时，王明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文章鼓吹城市暴动，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即将实现。
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之后，王明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共产党应该全面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从“左倾”改成了“右倾”。
而毛泽东则早就看清蒋介石的用心，要求共产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一位具备领袖应该具备条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的领袖，而王明则是带着有色眼镜，固守一成不变的思维，一切以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应声虫”。
七大召开前，毛泽东连续派人找王明谈心，劝王明反省自己的错误。
王明见毛泽东已经确定了在全党的地位，只得表示赞同毛泽东思想，并向政治局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后来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又说这次检讨是被迫的，并非他真心所愿。）
七大召开时，王明虽然正在患病，但还是被担架抬进了会场，出席了七大开幕式。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仍然不计前嫌，希望代表们能将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
正式投票后，毛泽东一直站在会场等待计票结果，知道王明、博古的票过半数后他才欣然离去。
王明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二，位列博古之前。毛泽东不计前嫌，宽以待人，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博大胸怀。
为了做通大家的思想，毛泽东还让朱德给代表们讲话，动员代表们选王明。但许多代表们认为：王明这种人要是被选到中央委员会里来，会使中央不纯洁，所以都不太愿意投王明的票。
见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马做代表们的工作。他亲自来到各个代表团，告诉代表们：“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是一切都是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反蒋斗争等问题上，同我们仍然是一致的。
犯错误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好比一个人初学推车翻了车，接受了翻车的教训，会避免再翻车。选他们，比不选他们，对革命更有好处。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我的意见还是选他们的好，选他们比不选他们对党有利……”
经过毛泽东耐心、反复地做工作之后，不少代表被说服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即使这样，可是仍然有一部分代表表示还是不愿投王明的票）。
六、
6月9日，七届中央委员的选举正式开始。作为计票员，高扬文在代表们投票之后，与其他几个计票员正在后台统计候选人得的票数时，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计票员们面前。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毛泽东来到了计票现场。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对计票员们说：“大家辛苦了！”然后便找了个凳子坐下，询问张闻天与博古的得票情况，又问王明得票有多少，能不能选上中央委员？
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高扬文回答道：“张闻天得票还可以，而博古和王明得票不太多，能不能选上还很难说。”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最好能选上，他们改了就好！”
统计完得票情况后，高扬文向毛泽东汇报道：“博古和王明都过半了，只不过两人在当选的中央委员里，一个是倒数第一，一个是倒数第二！”
听完汇报，毛泽东终于松了口气，高兴地对高扬文说：“这就好，七大真正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你们辛苦了，来抽支烟吧？”显然，毛泽东知道了选举结果后，心情是很舒畅的！
毛泽东递给高扬文一支烟，又和他拉起了家常。他问高扬文叫什么名字，高扬文回答说自己名叫杨文（高扬文是后来改的名字）。
毛泽东笑着说：“你的名字很好，有杨柳，又有文章。柳树枝插到地下就会生根成活。
抗战胜利了，我们在延安的干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你们要像柳树一样，不管到什么地方，就要到那里生根，和当地的干部、人民一起，把革命工作搞好！”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计票员一起吃了个工作餐，吩咐厨房烧了一碗红烧肉。高扬文说这碗红烧肉的滋味，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党的七大上，一共选举出了44名中央委员，王明在中央委员中排名43名，仅位列博古之前，是得票倒数第二少的。所有人都知道，在这次选举中，如果不是毛泽东不计前嫌，拥有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博大胸怀，王明基本上是不可能当选的。
令人遗憾的是，1956年1月30日，王明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去莫斯科治病后，竟然一去不返。中苏关系恶化后，王明又化名马马维奇，写了不少文章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逐渐走上了与党对立的道路。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死去，终年70岁。死后，他被葬于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泽东与七大民主选举》、《七大选举背后故事：以团结为重 不"排斥"王明等犯错误同志》
中新网：《党代表回忆七大往事:毛主席曾为王明"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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