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19世纪的两个70后伟人非常值得一比，他们的出生一东一西，年龄差距一岁，家庭背景完全相同，他们都从过政、建过党、办过报，教过书……，先后活跃于近代国内政治舞台，在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期间，他们还有着共同的人生交集，不过他们的人生曲线却不尽相同，但都极具代表性，值得我们去认真品味、仔细研究，这两位就是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和共和国第一届政府副主席张澜先生。
张澜（红）vs梁启超（蓝）
梁启超和张澜都是值得铭记的一代伟人，上图是我根据他们人生的大事和成就度勾画的人生模拟曲线图（横轴代表年份，纵轴代表人生成就度），从坐标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大师梁启超的一生相对短暂，享年56岁，但其人生曲线斜率巨大，高低起伏剧烈，并在高位三起三落，从新会“神童”到国内风云人物只用了30年时间不到，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历史大事，几乎无一不与他其相关，而一番轰轰烈烈之后，1918年，他宣布退出政界，却又在学术上取得罕见成功，并为后人留下多达1400多万字的《饮冰室合集》，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年均文字产出40万！堪称奇迹。
而张澜一生则有所不同，看上去起步相对较晚，但其人生曲线稳步向上，一生波澜不惊，大器晚成，1949年虚惊一场，最终到达人生巅峰并得以颐享天年。
从两个伟人的人生贡献来看：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民智开启和社会改造，在思想启蒙、学术奠基、家庭教育等方面成绩斐然，而张澜一生教书育人，弟子遍布四川，他更关心具体的民生，德高望重、为官清廉，得“川北圣人”美誉；他仗义执言、老成谋国、政治正确，大大促进了新中国的建立与和平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令人称羡的83岁的高龄人生。
人如树叶，每条的人生曲线不可能重合，即使他们有再多的共同点，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同时代伟人的人生曲线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同呢？仔细分析对比，感觉除后天自学等因素以外，还有以下四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地域文化的影响。1870年左右，人类工业革命时代已然开启，欧美西方列强正忙于全世界殖民，中国也被迫“东学西渐”。相对而言，沿海地区的人们能更快接收到新思想、新事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相当一部分革命者、仁人志士，如洪秀全、孙中山、宋嘉树、林则徐、严复、黄遵宪......等都出至东部沿海地区，而梁启超也不例外，他的家乡就在广东新会，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那个地方；
而张澜则有所不同，他的家乡四川南充，地处封闭的西南内陆腹地，这里自古以来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使得川人长期偏安一隅， 以致人们“小农意识”强烈，小富即安，地方民风彪悍，江湖文化盛行，加上历年军阀混战，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因此，受地域文化的局限，张澜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主，虽然他也十分关心政治，思想包容、开放，但他关注的重点更多在于身边现实的具体民生方面，他迫切希望地方能长久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在其一生的政治实践中，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在积极寻求“地方自治”，为保一方平安而竭尽所能。
二是家庭条件的影响。梁启超和张澜家庭背景十分相似，他们前后都娶了两个夫人，都生育了很多子女，父亲都是私塾教师，弟兄姐妹也很多，但是，相比之下，梁启超的家庭条件要大大优于张澜，虽然同是教师家庭，但梁启超的家庭起步较早，从其祖父一辈开始就打下了基础，梁启超兄弟姐妹9人，他是老大，四五岁开始就跟随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六岁后又跟随父亲学习《中国略史》、《五经》卒业；
而张澜的父亲虽然也是教师，但其弟兄姐妹多达14人，他排行老三，加上当时“张家五父子，一门四秀才”，全靠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实在是不足为继，后来母亲只得在离家十里之外的地方去租佃了8亩地耕种，才能勉强养活一大家子人。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张澜小时候根本无书可读，据说后来还是一地主家小孩给了他“半部论语”，他视若珍宝，将其倒背如流，所以，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学业的起点当也不一样，再往后差异就更大。
梁启超天赋秉异，12岁中秀才，第二年便得以进入省城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读书，3年后，梁启超16岁又以全省第八名的成绩高中举人，再后来又拜康有为为师，在万木草堂系统学习国学和西方文明的许多知识，前后历时4年，1895年，梁启超入京会试，从公车上书开始，正式开始了其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
而张澜却因家庭生活条件的限制，22岁才中秀才，29岁受聘到广安紫荆经社当老师， 1902年，已经30岁的张澜才有机会到四川尊经书院深造，一年后被选派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而此时，梁启超已历经公车上书、主笔《时务报》、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戊戌变法一系列大事，并在日本横滨开始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人生第二波高潮的到来积蓄能量。
三是个人性格的影响。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不无道理，而个人性格在很大程度受制于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与一个人的知识沉淀、思想意识有很大关系。
总的说来，梁启超和张澜的性格都偏外向，他们都善于交际、积极进取，勇于在各自领域积极创新，但相对于张澜而言，梁启超的性格较为温和内敛，在《梁启超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俨然就是一个 “慈父”的形象代言人；
同时我们知道，梁启超一生深受恩师康有为的影响，一度对康有为是言听计从，即使明知和老师观点有分歧甚至冲突，但也不会当面直接顶撞老师，这一点在梁启超自述里边有说明，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梁启超在婉拒了康有为要求支持张勋复辟的请求后，还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小学生一样，拿出戒尺叫老师惩戒自己！而或许也正因为这一思想性格作祟，在后期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流亡日本以后，梁启超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文化知识、结识了孙中山等更多革命派的人，对社会时局也有了自己新的见解，他的政治思想经常发生变化，只是不管怎么变化，梁启超却始终都没能走出康有为改良思想的圈子，看来伟人的思想也有局限性呀！梁启超温和的性格让其在子女教育方面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而其内敛的性格却导致了其“善变”（我更愿意理解为“与时俱进”）的政治主张，至今颇受争议；
回头我们再看看张澜，一副儒雅之相，标准的“美髯公”，电影《建国大业》中，他站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不过，现实生活中，张澜却是典型的川人性格，豪迈大气，性情中人，正所谓“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他一生仗义直言，怼人无数，好不容易挣得日本留学的机会，却因讳言慈禧太后差点被遣送回国，保路运动时勇怼赵尔丰，北洋政府时期直怼段祺瑞，国民党时期怒怼蒋介石，更不用说面怼随意苛捐杂税的学生杨森之流。
张澜直来直去的性格导致了他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政党出现分歧甚至格格不入，但好在张澜敢于“直言”性格的底牌是全无私心，一心为国为民，因此每每都能全身而退，道德声望反而与日俱增，以致于到后来形势所致：“得四川必得张澜”。得张澜得四川，一方面是说张澜影响力之大，而另一方面也看出张澜位置中立的重要性。看来，以张澜的性格，他后来选择了自己组建“民盟”，能以第三者的身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在主流政党之间居中调节不失为一个正确的政治决策，也难怪后来才有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会的当面赞誉：“表老真是老成谋国！”
第四就是人生机遇的影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机遇对于一个一生的影响特别巨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对的“贵人”，我们可能就成功了，相反，成功很可能就会与我们擦肩而过。
梁启超的一生遇到过三次重大机遇：第一次是从乡下到省城最高学府学海堂读书，这使得他迅速开阔了眼界，并得以系统学习到传统的国学经典，奠定了他一生的国学基础；第二次是通过陈千秋认识康有为并拜康有为为师，才有了后来万木草堂的学习经历，也才有了后来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参加强学会、主笔《时务报》等机会和平台；第三次是认识谭嗣同和严复，这两人对于梁启超一生的思想影响特别巨大，特别是严复的《天演论》等许多西方译著，对于不善英文的梁启超完善和深化自己的社会启蒙思想理论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张澜的一生也遇到过三次重大机遇：第一次是在执教广安紫荆经社期间，时间虽短，但认识了同盟会四川负责人蒲殿英、罗伦等，后得以在组织保路运动中成为主要组织者并一战成名，成就人生第一小高潮；第二次是在四川尊经书院深造期间，受到长院骆成骧的赏识，得以公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而在此期间，张澜认识了在日本士官学学校深造的梁启超的得意弟子蔡锷，后来在护国战争中，蔡、张二人得以一起共事，并得蔡锷“当代之管仲”的赞誊，护国战争后，张澜才有机会继续留在四川军政府任职，直到出任四川省长；第三次可以概括为结缘我党。在张澜创办《晨报》期间，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而其二儿子张崿与陈毅、罗瑞卿等是同学，在德国期间加入了我党旅欧支部，成为周恩来的手下，当然，朱德、罗瑞卿本来都是张澜的学生自不必说，后来他们都加入了我党并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因为与我党结缘，张澜才得以进一步认识、了解我党报救国救民的政治主张，也才有了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三次造访特园、1949年周恩来全力营救张澜惊心动魄的故事。
好了，朋友们，人生没有对错，存在即是合理。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是一生，波澜不惊、大气晚成同样是一生，不知道你会更喜欢走哪条？
张澜先生家庭
大师梁启先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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