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内蒙古自治区索伦镇的李姓夫妇因修补房屋便到洮儿河谷挖沙取土，然而没挖多久地下便传来一声金属相碰的脆响。
老李小心翼翼地拨开泥土后，一块金属牌跃入眼帘，他用河水冲洗后瞬间脸色大变因为金属牌上刻有奇怪的文字，且这些文字与家里成吉思汗画像上的文字有几分类似。
虽然老李不认识这些字，但他猜想金属牌或许和成吉思汗有某种关联，应该很值钱。
于是挖完土回到家之后，老李把金属牌悄悄地藏在了地窖中，这一藏便是30余年。
1996年，老李因癌症即将不久于人世，临终前他向儿子李献功说出了这个秘密，并叮嘱儿子继续妥善保管，日后遇到重大变故时可取出换钱。
然而在李献功眼里，这块金属牌的颜色比正常金子的颜色要淡，应该是铜质的。
再者即便是古董那也不算啥，因为村子里经常会遇到喊着高价回收古董的商贩，那些做工精美的器物，一般以百十来块钱的价格就成交。
如此一块不起眼的铜牌又能值多少钱呢？于是李献功没当回事，随手把金属牌扔到了菜窖里。
三年后李献功做生意亏本负了债，无奈之下不得不变卖家当偿还债务。可就在菜窖里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在一堆杂物中又看到了那块金属牌。
擦拭掉沉积的灰尘，金属牌上闪烁的光泽却让他大为惊奇：在阴暗潮湿的菜窖中呆了这么久竟然没有锈蚀，难道这是块金牌？
想到这，连日来心里郁闷的李献功突然开怀地笑了起来：还债的事有着落了！
此后几经打听，李献功找到了两位古董收藏家做这单生意。交易之前他们对金属牌还做了成分鉴定：其为金银合金，重350克，金58%，银42%。
确定了是金牌，但它上面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呢？
归属哪个年代又有多少升值空间？两位古董收藏家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经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口头协议：古董收藏家先预付两千元把金属牌带走研究，确定其年代价值后再打一万元给李献功。
在等待的日子里，李献功也没有闲着而是四处打听有没有出价更高的买家。
很快有消息传来：当地一家金银首饰加工店愿意免费为李献功熔化这块金牌，然后再打造首饰卖出，预估收益能将近两万元。
李献功心动了随即找到古董收藏家退返定金，拿回金牌。
然而就在金银加工店准备熔化金牌时，店老板为了给自己也谋一份利，做手脚时被李献功的朋友发现并揭穿，双方不欢而散，交易再次流产。
与此同时，两位古董收藏家对金牌的年代也有了初步确认：上面镌刻的文字是忽必烈时期的八思巴文，也就是说这块金牌很可能是元代的产物。
元代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朝代，语言文字上的不统一现象导致诸多流弊，于是忽必烈下令让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文字颁行全国，俗称八思巴文。
但因这种文字难以辨识，推广受到了很大阻力最终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书。后来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消亡，此文字也被逐渐废弃成为一种“死文字”。
故而，这块镌刻有八思巴文的金牌很可能非寻常之物，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文字又说了什么？
古董收藏家在意识到此金牌的价不可估后，为了不使它贩卖外流便郑重其事地告诉李献功：找专业部门彻底弄清金牌的身世。
时间一晃来到了2000年4月，李献功怀揣金牌几经辗转来到了内蒙古大学。其原副校长包祥教授是研究蒙古语言文字的专家，他看到金牌上的文字惊喜不已，随即朗读出来并翻译成了汉语。
其意是：皇帝圣谕不可侵犯，违者处死！
此外包祥教授还解释说：这块金牌实为圣旨牌是皇帝至高无上的一种象征，具有朝廷颁发诏敕或者调发军旅等特权，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
因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元代圣旨牌大多是银质或铜质，如二十世纪中叶在东北地区出土的一块银质金字牌，正面刻汉字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现存于日本。
再如：九八年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发现的一块同样刻有八思巴文字的鎏金银质圣旨牌，现收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而李献功手里的这枚元代金银合金圣旨牌，显然规格更高，因此弥足珍贵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包祥教授考虑到李献功急需卖宝还债，生怕他又卖给文物贩子或是金店熔化铸首饰，便找人撮合协商，最终以6300美元买下了这块圣旨金牌。
有人说：包祥教授捡了个大漏，转手即可赚。
对此包祥教授只淡淡地回了句：国宝到我这里便是头！随后义无反顾地将金牌捐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
如今，在乌兰浩特市洮儿河畔的公园里立着一尊巨大的圣旨金牌塑碑，此碑是为纪念这枚难得的元代巴思巴文圣旨金牌而建。
其为研究蒙元历史、蒙古族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为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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