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会议”“田中奏折”，看日本长期侵占东北的“满蒙政策”

—— “918”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五）从“东方会议”“田中奏折”，看日本长期侵占东北的“满蒙政策” ——

日本由于是一个岛国，资源匮乏，自然灾害连连，自古就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侵略中国的企图，只是当年地小人少非常落后，无法完成他们的目标，到了清朝末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了对抗沙俄，英美等国大力的支持日本的发展，使得其工业得到快速的提高，之后日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我国的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殖民机构，如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驻奉天总领事馆等，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其实，早在1823年日人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就提道：“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因此，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天理，皇国要首先吞并满洲，继而将中国全部领土划入日本版图。”

1927年4月20日，日本极右翼组织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成新的内阁，并出任政府首相，掌握了大权，田中把对华外交的方针转为积极。田中义一则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 在田中内阁上台之后，日本加速了侵华的步伐。

田中义一，1864年出生于一个日本下级武士家庭。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开始，田中义一便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素以“不读书” 闻名的田中义一步入军界后，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及整建军队中，屡露奇才。这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日本政客，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在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也是他在日本内阁陆相、日军参谋次长任上策划提出的。在考察田中义一的履历可以看到两个主题，一是中国，一是日本陆军。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的结果不言自明。

田中义一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亲自召集了外务省、军部、朝鲜总督府、关东厅、驻华公使及日本派驻中国东北、北平、天津、上海、汉口等使领馆官员、特务机关头目、 特别是关东军司令官、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等官员齐聚日本东京。 当时的参与者包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大使、南满铁道社长等人，其中更有在战后出任首相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及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这些人聚会的宗旨就是研究所谓未来日本发展的方向，即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名为“东方会议”。

此为“ 东方会议”场面,，右三为田中义一，右四为会议主持人外务次官森恪

在这次会议上，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将中国本土的"满蒙"加以"区别"，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的"根本方针"，并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采取"断然自卫措施"。

东方会议可以说是日本对华政策的转折点。上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币原外交”对华政策的特点是适应华盛顿会议体制，打着“尊重门户开放”、“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的招牌，实行以经济侵略为主、高压手段为辅，对中国进行逐渐蚕食的方针，是在保持和发展日本权益的前提下，承认“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东方会议的目的则是要把“满、蒙” 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是战前日本外交上的一个转折点”，其结果就是《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与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在1927年东方会议前密谋”。

森恪

会后，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份奏折呈送天皇，这就是确立了先独占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 奏折极其露骨地提出了日 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74000方里，人口2800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3倍，其人口只有我国1/3。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各方面投资达四亿四千万日圆。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且名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诸政府。若夫付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会社，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 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无如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力之侵入，遽受莫大影响，惹出数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摇。此种难关，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坚固，国力自无由发展矣。 ……

且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 ……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

考虑我国现状和将来，如欲建立昭和新政，必须采取积极夺取满、蒙利权的方针，并借利权发展贸易。这样，不仅能制止中国工业的发展，还能避免欧美势力的东渐，良策妙计莫过于此。满蒙利权果真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满蒙做基地，假借贸易来征服中国四百余州，就可以利用满蒙的权利作为司令塔来攫取整个中国富源， 再利用中国的富源， 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我大和民族为了向亚洲大陆发展，第一个重大关键就在于掌握满蒙利权。为建立昭和新政并实现我帝国的恒久兴盛， 采取积极夺取满、蒙利权的政策是惟一办法。 ……

对于南北满洲的利权，除应根据二十一条勇往直前外，应依下列附带利权，扩充我国既得权利，以便永久享有其利益。 ……

明治大帝遗策的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然而第三期吞并满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东方及整个亚洲畏服于我，仰我鼻息的大业，尚未实现，这都是臣等之罪过。 ……

大连档案局馆藏《田中奏折》

在《田中奏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赤裸裸地征服中国，进而征服全世界的对外侵略的总方针： “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并制定了详细的侵略步骤：第一步夺取台湾，第二步夺取朝鲜，第三步夺取满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亚洲乃至全世界。

此时，日本已经完成了其计划中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占领了台湾和朝鲜；但在实施第三步中，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与沙俄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进而两个侵略者在我国境内大打出手——日俄战争，最终是日本艰难取胜，取得南满利益，田中则认为：“最不幸的是：日俄战争时，我国在宣战布告上明确承认满蒙是中国领土，而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条约上也认为满蒙是中国领土，因此在外交上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主权。由于以上三个错误，给我国在满蒙权益遗留下祸患。”为此，他提出了满蒙非中国之论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

在田中上台之前，日本一直是通过扶持张作霖用“经济的”、“渐进的”等手段，在增加东北的资本投资，疯狂的掠夺“满蒙”地区的各类资源，来确保其在东北利益。但在田中上台一个月之前，日本国内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上台之时，中国国内的政局也发生巨大的变化，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投靠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并在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下继续北伐，攻打张作霖领导的北洋政府，威胁到了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所以田中内阁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以武力阻止北伐，为了维护其在“满蒙”权益。在“一战” 之后，美国伙同英、法等欧洲列强，在中国与日本展开激烈争夺。当时，美国打着“门户开放” 的旗号，反对日本独占中国利益，主张在华利益均等，并不断地试图打开向中国东北投资的大门，为此，公然反对日本向东北地区的“百万移民” 计划。为了防止各国的对其吞并东北的计划进行干涉，田中提出“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这里指美国），必受中国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据《山本条太郎传记》记载，田中向町野表示决心说：“如果不成功，将赌国运，用武力干! ”甚至不惜“引起世界战争”，为了达到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田中内阁不惜与美英等西方帝国主义及苏联等强国为敌，甚至是开战。

东方会议一结束，7月，田中派遣政友会前干事长山本条太郎到北京会见张作霖，要求缔结两项秘密协定：一是以换文的方式，签订一项允许日本以武力‘维持东三省治安’ 的政治协定” 。另一项则是向日本“开放南北满和东部内蒙”的“经济协定” 。

田中义一与张作霖关系非常不一般，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29岁的张作霖作为俄国间谍被日军抓到后，即将枪毙之时，时任陆军参谋的田中义一救了他一命。因这层关系，田中义一称“张作霖如我弟弟”。转眼20多年过去，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田中义一坐上了日本的首相。田中义一便想利用张作霖，逼迫他承认日本筑路权，通过在东北修筑5条铁路，圈出“国中国”，使“满蒙”实际脱离中国。

1927年10月15日，日本政府威逼张作霖与之签署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委托”满铁承办建造5条铁路：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江岸线，长春至大资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及延吉至海林线。《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订不仅涉及铁路问题，还有各铁路沿线的大面积附属地和日本驻军，均具有重大军事和经济价值。

在这尤其是敦图路，该路是“吉会线”（吉林至会宁）的最后一段，如果建成的话，长春经大连至大阪的航程，可以由吉会线经朝鲜的罗津港至日本本土，“罗津（朝鲜）是唯一无二的终点良港，可以成为世界贸易的良港，它一方面可以压倒赤俄的海参崴”，全程缩减至35小时。不仅可以加快掠夺东北丰富的物产输入日本，“令一方面还可以吸收北满的丰富物产，把满蒙的繁荣引进我们国内。假如在最近的将来战争爆发，我国不得不从大连港口取得富源的话，敌舰就会把对马海峡和千岛海峡加以封锁，最后将我国打败”，“美国有吕宋舰队，和我对马岛和千岛之间只是一衣带水之隔，可以朝发夕至。如果再派潜水艇往来游弋于对马和千岛之间，就可以切断满蒙食粮和原料对我国的供应。如果建成吉会线，将南满、北满和朝鲜形成一个大循环线，不仅便于我军队和粮食的运输，同时还可以确保控制北满的富源。如果北满的富源能够输送到敦贺和新泻，敌人的潜水艇不能侵入朝鲜和日本海峡，我国的战时交通经济就能保持独立自主，这就是以日本海为中心的国策。”因“吉会线”全线走内陆，战时就能够免受“美国海军如何强大，中国陆军和赤俄陆军如何众多，最后也必然对我无可奈何”来自各方的武力威胁，确保日本交通经济命脉的安全。

但张作霖在事后，一再拖延不予兑现，引起了日本陆军的不满，“满蒙”在日俄战争后，一直被国内称为支撑日本经济的“新生命线”，他们推行以武装力量，“彻底解决日本的生命线”，所以决定先除掉张作霖这块绊脚石。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张作霖由北京乘专列返回奉天是，在皇姑屯附近一涵洞处，被日本关东军炸伤，不治身亡。

在张学良接任上台之后，日本又对他步步紧逼，希望东北彻底脱离中国，而张学良顶住了日本人的所有威逼利诱，最终决定“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实现国家统一，让日本分裂和侵占东北的阴谋暂时破碎。

1929年12月，在南京发行的《时事月报》杂志刊登了《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的文章，顿时震惊了中国，引起国人的强烈愤慨，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阴谋，也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此后《田中奏折》被国内各地报纸杂志广泛刊印传播。为了唤醒民众自助救亡，各地爱国志士也纷纷出资翻印，版本不计其数，省档案馆保存的苏泽民的这份《田中奏折》就是其中代表。

奏折的传播同时引起日本的恐慌，日本政府命令驻中国各地的领事馆，调查《田中奏折》流传情况，颁发训令，要求各地机关取缔散发奏折行为或取消有关新闻报道，同时又将训令抄送驻欧美各国使领馆，要求阻止奏折的流传。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已经暴露在世人面前。

原来这是因为张学良时刻对日本保持警惕，在得知《田中奏折》这一事情后，立刻动员一切力量，收集关于这份奏折的内容，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就与在日本的台湾籍爱国商人蔡智堪联系。

王家桢

蔡智堪，(1888-1955)，1888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后尼镇，出生后不久即逢甲午战争，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自幼饱尝亡国之痛。12岁随父亲赴日留学。毕业后，他在东京经营贸易，创设蔡丰源进出口行，并在南洋拥有咖啡及橡胶园，自备轮船往来于日本至新加坡等地，成为巨商大贾。但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在18岁时，加入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此后，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广泛结交日本政界高层人士，开始参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秘密活动。后来受聘成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行辕顾问，即地下情报员，与王家桢单线联系。

1928年4月，蔡智堪接到了王家桢的密信：“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蔡智堪深知，这次任务充满艰难险阻，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他决心冒险一试。他便利用当时的日本政党之间的矛盾，通过重金收买，在1928年7月下旬，蔡智堪携带“皇居临时通行牌”乔装成图书修裱师，混入日本皇室书库，在《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一文中，蔡智堪回忆：“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点50分。‘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奏签‘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原想用照相机将奏折拍照下来，但是夜里天黑又无法使用闪光灯，只好采取抄写的办法，“我将碳酸纸（半透明的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描出。”以两个晚上抄录完成《田中奏折》。

之后，蔡智堪专程从东京前往奉天（沈阳），把抄录文件面交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公署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次日返回日本。但在途中却出现了小意外，可事发紧急，他紧急联系王家桢：“弟自东京出发以来，顺途巡游朝鲜各地，探查各方面情形……被我国军警责弟无有护照入国，因此被拘在龙井公安局……烦先生速以边防公署秘书厅名义，急电局子街吉兴中将，为弟说明其底蕴，方可早日放弟外出活动……”

上下两封信件现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

王家桢在收到抄件之后，立即派人翻译成中文，并定名为“田中奏折”，呈报给时任东北保安司令的张学良。在经张学良的批准，作为机密文件印刷了200本，发给东北的军政要人，以了解日本人的阴谋，作为采取措施时的参考，并同时报送给了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在《时事月报》杂志刊登。

《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之积极政策》 就是当年的《田中奏折》

从《田中奏折》来看，这是一份制定了系统的、有周密计划和严格步骤的侵略扩张蓝图。此后，日本推行的对外侵略战争正是按照《田中奏折》设计的轨道一步步展开的，历史事实与《田中奏折》的总规划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日本的侵华战争及此后的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绝不是偶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