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中共满洲省委及地方党组织曾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有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志士陷于敌人的黑牢。绝大多数同志忍受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顶住了敌人的利诱和劝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把监狱当做特殊的战场，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1927年至1937年，仅满洲省委就遭到5次较大的破坏，先后有8位省委书记、11位省委常委被捕，党团员爱国志士及革命群众有2800余人被捕；被杀害者，查到姓名的就有624人。这些被捕的革命者，先后被关在奉天第一监狱，沈阳陆军监狱，旅大日俄监狱，抚顺监狱，安东（丹东）监狱，吉林第一、二、三、四监狱，哈尔滨监狱，齐齐哈尔陆军监狱及日本帝国主义在哈尔滨设立的松花塾监狱，日本领事馆地下室秘密监狱。
奉天第一监狱
沈阳陆军监狱
吉林第一监狱
吉林第二监狱
奉天第一监狱狱中党组织与中共奉天特委秘密联络点（奉天北关八王寺东胡同栾芳友——老栾头掌鞋点）
记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次被破坏及狱中斗争
1928年12月23日下午，中共满洲省委在满洲省委成员牛思玉家中召开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内容是传达中共中央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参加会议的有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以及王鹤寿、牛思玉、张任光、李梅五、刘国栋、潘任德、李正权、张德禄、王赞升、王化民、李荣14人。
牛思玉的家在奉天的贫民区，在这样一个地方，突然来了一些身穿皮袍、呢大衣和西装革履的人，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拥进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不出来，自然引起了密探的怀疑而报告了警察。
牛思玉
警察突然闯进，厉声问道：“我们查户口，谁是户主！”
主人牛思玉应道：“我是。”
警察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牛思玉说：“我家很困难，他们请会，帮我的。”
趁警察没注意，正在传达文件精神的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丽石当即把文件揉烂，机智地扔进小孩便桶里，让牛思玉倒掉了。
盘问过后，警察开始搜查。由于搜出了没有来得及销毁的《十大纲领》和“互济会”名义起草的章程，加之这些人年龄不等、身着各异，而且说话南腔北调，更引起了警察的怀疑，便把与会人员全部带走。
被捕时间已是下午3点多钟，当警察押着这14名同志走到小东门，工运部长唐宏经想到，这次被捕，万一有人暴露身份，东北的组织将遭到严重破坏。为通知尚未被捕的同志迅速转移和改变联络地址，他趁街上行人拥挤，突然冲出警察的包围，向人多的市场逃去。警察见有人逃跑，大吵大嚷，穷追不舍。唐宏经被警察追上又被押了回去。但在警察追捕唐宏经时，张任光却趁机躲进路旁的厕所里，逃过了警察的追捕。
张任光逃出后，急忙赶到团省委机关关碧云的家中，让邹立孟急速通知未被捕的同志马上转移。
邹立孟
被捕的十三名同志被押到小东警察分局。警察让每个人填一张登记表，填表之前，一个警察厉声说：“你们填表要老实，是干什么的就填什么，不然查出来，倒霉的是你们自己！”
尽管警察通过不同的手段进行恐吓，有的还是填了假名，没有一个人填写自己的真实身份。当局为了摸清这次被捕人员的真实身份，把13人进行了分别关押和审讯。唐宏经、王赞升、潘任德被关押到南市宪兵队；刘国栋被押到兵工厂；其他人被押到奉天警察厅。
奉天警察厅
在奉天警察厅，当局选中了年龄最小的王化民。这一选择，也使得与他在一起的同志捏着一把冷汗。因为王化民当时只有18岁，是王鹤寿在兵工厂发展的新团员，而且家庭生活也比较优裕。一旦他经不住严刑拷打，不仅被捕的同志性命难保，而且整个组织也将遭到彻底的破坏。
望着看守押走王化民，一起的同志们思考着万一被指明身份后的对策……
大约近两个小时，王化民被两名看守拖了回来。王鹤寿、李梅五等立即围上去查看他的伤势。王化民望着大家担心的神情，语气平和地说：“你们放心吧，我挺得住！”
轮到王鹤寿“过堂”了，他被警察用皮鞭子蘸凉水抽得浑身是血道子，血肉和衣衫粘在一起。回到监狱里，连衬衣都脱不下来。
审讯一次接着一次，拷打一次比一次厉害，敌人的信心却一次比一次丧失。
当局从被捕的同志身上得不到他们怀疑的证据，经过一个月的审讯，由于被捕的同志口径一致，刑罚也没有起到作用，警察局便把此案移交给军法处。
到了军法处，大家在预审室里见了面，通过眼神的交流，知道大家都挺了过来，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军法处逐人核实完后，将他们送到奉天第一监狱关押。
奉天第一监狱刑场
由于这次是满洲省委首遭破坏，所有监狱被关押的共产党员不多，也没有成立党的组织，这些同志被关进去之后，为了掩护陈为人同志，形成了以吴丽石为核心的领导小组。
由于当局没有拿到确切的证据，经过吴丽石父亲的上下“运动”和满洲省委的营救，1929年7月底，这次被捕的同志全部取保释放。
他们出狱后，中共满洲省委已由刘少奇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为了他们的安全，组织派他们到外地接受新的任务，迎接新的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加强党的建设工作_
1928年12月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后,中共中央派刘少猷、程寄如夫妇从上海到沈阳巡视,参加中共满洲省委工作。1929年1月，中央任命刘少猷为中共满洲省委第四届书记。
刘少猷刘少猷届省委领导东北地区广大党员在白山黑水之间进行艰难的开拓工作，并相继恢复抚顺、大连、营口、台安等地的党组织。至1929年4月,全东北的19个地区建立了32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254人。1929年4月15日,满洲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的信,调刘少猷同志回上海。此时，满洲省委再次遭到破坏，东北地区党员人数迅速下降到110余名。
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刘少奇
面对东北地区严峻的革命形势，1929年6月4日,党中央任命刘少奇同志出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五届书记。刘少奇任书记后，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加强党的建设，刘少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开创了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新局面。
刘少奇秘密居住地
中共满洲省委党组织状况表
为了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革命的领导，刘少奇在加强省委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恢复和整顿各地党、团组织。到1930年3月底，满洲省委的组织状况是：省委分为宣传部、组织部及职工、军事、少数民族三个委员会。至此，省委组织机构日臻完备。地方党组织有哈尔滨特委(奉天特委由省委兼)及大连、抚顺、沟帮子、延吉、台安、营口、通辽、长春、吉林、沈北10个特支，共30个支部，党员总数为206人。其中，哈尔滨特委由唐宏经任书记，孟坚负责宣传工作，下辖7个支部，共50余名党员。奉天特委下辖9个支部，共58名党员，兵工厂和沟帮子两个产业支部发展较好。党的组织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党员数量和质量亦有明显提高。
_调整配备干部 积蓄革命力量_
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时期，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并注重对党员干部的培养和训练，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抗日斗争，在干部、群众、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等方面准备了先决条件，积蓄了有生力量。名震华宇的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都曾得到刘少奇的重点培养和亲自指导，为其后来成长为东北抗联的杰出将领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年轻时期的杨靖宇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曾用名张贯一。1927年入党。历任中共满洲省委抚顺特支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代理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等职。1940年2月23日牺牲，时年35岁。
《抚顺工人联合会简章》
杨靖宇任抚顺特支书记时的秘密联络点——福合客栈
1929年春，杨靖宇被党中央派到东北工作。其间，他经常代表省委到抚顺、本溪等地巡视工作。为加强对抚顺的领导，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后，派杨靖宇到抚顺担任特支书记。
年轻时期的赵尚志
赵尚志，1925年入党。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抗联三军军长、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1942年2月12日牺牲，时年34岁。
赵尚志曾多次组织革命活动的二道沟邮局
1929年末，刘少奇将赵尚志派到中央干部训练班受训。赵尚志学习后，回到奉天，做中共满洲省委团的工作，在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中开展革命活动，并在省委领导下，举办了团干部训练班，培训基层干部。
_吸收朝共党员 奠定东北抗日基石_
在朝共党员加入中共东北地方组织的过程中，中共满洲省委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吸收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组织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第五届书记刘少奇和第八届书记陈潭秋都将吸收朝鲜族党员的工作纳入了省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刘少奇组织省委讨论通过的“与韩国党的关系”的6条方针。为处理好与朝共的关系，中共满洲省委在1929年8、9月工作计划中强调：“在农运上应特别注意与韩国党建立关系” 。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报告——满洲朝鲜人的一般情形及对中共中央提议的见解》(1930年1月30日)
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分别在东满、南满和北满大批吸收原朝共党员以及进步朝鲜族农民入党，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共吸收了430名原朝共党员，为党领导下的东北农村反日游击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一大批朝鲜族党员，英勇地站在了东北抗日战争的前列，为东北抗日战争的开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斗争》
在吸收朝鲜族党员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工作中，为保证党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第八届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主持编印了省委机关刊物《斗争》。
金根
李敏焕
徐亨植
李红光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特别是东满和南满，朝鲜族党员和群众占着绝大多数。后来以东满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中，连排以上军事干部的60%，政治干部的70%，士兵的40%-50%都是朝鲜族。大批朝鲜族战士和汉族战士一道英勇作战，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在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朝鲜族抗日将领，如李红光、李敏焕、李成林、李福林、徐亨植、金根、孙震、韩浩、金正国等都是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东北抗日积蓄力量
随着原朝共党员和朝鲜族进步群众的大批加入，东北地区中共党员数量激增，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大大增强了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奠定了组织基础，也为日后东北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在干部、群众、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等方面准备了先决条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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