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秦汉为父亲孙元良站台，共青团下场批驳：民族败类，何足纪念

一张合照掀翻了一段旧账——从秦汉为父站台到共青团怒批＂民族败类＂

2019年6月，电影《八佰》正紧锣密鼓地做上映前宣传。导演管虎在微博上放出一张合照，对面坐着的是一位白发老人，笑容客气，照片配文恭恭敬敬地介绍：这是1937年下令死守四行仓库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之子——秦汉先生。乍一看，挺正常的一次影片宣发活动，拉个＂将门之后＂来站台，给电影加点历史分量。但偏偏这位＂将门之后＂的父亲，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名声，相当微妙。

消息一出来，很多网友这才知道，原来那个演过无数琼瑶剧的影星秦汉，本名叫孙祥钟，他老爹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将军＂孙元良。评论区一开始还算正常，有人感慨＂将门虎子＂，有人说要铭记历史。但味道很快就变了——因为稍微查一查孙元良的履历，那些不堪入目的旧事就一桩桩地冒出来了。

没过多久，中国社科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刊发了一篇重磅文章《孙元良缘何引争议》，直指此人贪生怕死、克扣军饷、私刻公章、企图强奸前来慰问的女学生。这篇文章不是随随便便发的——它出自国家级学术机构，每一条指控都引用了原始档案和当事人回忆录，信息密度极高，根本不给翻案留余地。

紧接着，2019年6月25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转发了这篇文章，明确表态：某些民族败类不应与真正的抗战英雄混为一谈。这个级别的官方账号亲自下场定性，分量非同一般。就在这条微博发出后没几个小时，《八佰》片方当晚宣布影片撤出暑期档，上映日期待定。一张合照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认知的风暴，而这场风暴的核心人物孙元良，彼时已经去世整整十二年了。

孙元良这个绰号＂飞将军＂的人，绝不是后人随便安的帽子。他一辈子大大小小有据可查的临阵脱逃就有五次，贯穿了北伐、抗日、内战三个历史阶段。相关史料分析认为，孙元良在北伐南昌之役、南京保卫战、淮海战役均有明确的逃跑记录，算上淞沪战场的表现和从成都逃往台湾地区，一共是五次。这种＂逢大战必溜＂的履历，放在任何一支军队里都是枪毙的料。

1926年北伐打南昌，孙元良当时手握精锐部队的一团之兵，防守的位置极为关键。结果仗还没怎么打，他就跑了，阵地拱手让人，南昌被敌军攻陷。不久后他又在江西奉新擅自撤退，差点酿成更大的灾难。上级震怒，两次跑到他团里训话，场场慷慨激昂，场场声色俱厉，要求军法从事。可惜有人出面说情，他居然全身而退。这算是他＂飞将军＂生涯的起点。

到了1937年淞沪会战，孙元良已经坐到88师师长的位子，手下是精锐的德械师。闸北阵地打得惨烈，基层官兵拼了命地往前冲，伤亡极其严重。可孙元良一看局势不妙，就向上级请示说全师留守没有意义，应当尽早脱身。上级给他的命令是至少留一个团死守。他转头就把524团团附谢晋元叫来，给了一道＂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然后自己带着大部队扬长而去。这就是后来电影《八佰》讲的那个故事的真实起点。

谢晋元受命率420余人进驻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对外号称八百人，掩护主力撤退。这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在弹丸之地和日军血战了四天四夜，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毙伤日军200余人。苏州河南岸的上海市民在大雨中聚集围观，自发向仓库运送食物和药品。这些人用命换来的悲壮，振奋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抗战士气。而把他们丢在那里的孙元良呢？跑了。跑得干干净净。

更让人不齿的是他在打仗期间干的那些龌龊事。据88师军械处主任葛天回忆，上海各界学生代表来慰问部队，孙元良看上一个女学生，企图将其单独留在师部强行侵犯。副师长冯圣法拼命劝阻，他竟嬉皮笑脸地说什么＂英雄配美人＂，还说自己在上海有功，干这点事不算什么。前线士兵在流血，他在后方打女学生的主意——这哪是什么将领，分明是个流氓。

此外，战争期间财政部拨下来的国防军费，他照单全收进了私人口袋。战后因为军饷和工事款的问题被送进了军法处，可他四处买通关系，伪造证词，在监狱里关了42天就被放了出来，官复原职。这种人物要是活在今天，恐怕光是军事法庭就够他坐穿牢底了。

南京保卫战更是他＂飞将军＂的代表作。1937年12月，88师防守雨花台和中华门这类南京城的关键要地。12日那天，他率部擅自向下关方向逃窜，企图渡江北逃，被宋希濂的部队截住才不得不折返。可他回去也只是做做样子，当天下午开完会之后就再没回过部队。据宋希濂记载，他脱下军服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认了老鸨做干妈，随后躲进难民区藏了一个多月。等日军清理难民时，他才混出来。

一个高级将领在城破之际丢下部队、躲进妓院——这种行为，放在哪朝哪代都不可饶恕。他的88师官兵群龙无首，在南京城里溃散之后，大量遭到屠杀。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基层士兵，他们的师长正在难民区里苟且偷生。后来他还有脸写文章说自己在栖霞山打游击，结果被幸存的老部下一通揭发，连下属旅长廖龄奇都电请上级将他枪毙。

到了淮海战役和成都战役，孙元良的老毛病照犯。淮海战场上，杜聿明的集团军被合围，邱清泉战死，多名军师长被俘，他带着司令部四百来人化装突围，一溜烟跑了。成都战役更绝——他的副手曾苏元率六万人宣布起义，他拦不住，就领着点残兵跑到广汉，把部队扔给师长，自己先逃香港、再逃台湾地区。五次大溃逃，次次全身而退，有人讽刺说他这辈子跑得比死神都快。

到了台湾地区之后，他在军界已经混不下去，只好退役经商。据说还在日本开过面馆，后来回到岛内做针织品生意。他活了103岁，成了黄埔一期里寿命最长的一位，2007年在台北去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书名颇为文艺——《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尽管＂光年＂是长度单位不是时间单位，但这不妨碍他在书里大肆给自己贴金。那些逃跑、贪污、霸占女学生的事，在书里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满篇都是他如何英勇抗日的光辉往事。

公平地讲，他的儿子秦汉替父亲说几句好话，从人伦角度可以理解，哪个儿子愿意接受自己父亲是个败类？2015年秦汉还专程去了南京雨花台，说父亲用＂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来形容那场战役。身为后人，带着这种复杂的情感回望历史，不算突兀。但是，私人情感归私人情感，历史评价归历史评价。你可以在家里悄悄缅怀你的父亲，但你不能把他推到公共话语空间里去，试图让公众也一起＂致敬＂。

管虎那条微博犯的错误就在这里。他本可以只拍电影、只讲谢晋元和那些士兵的故事——实际上电影里也确实几乎没给孙元良正面镜头。但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说：这就好比拍了一部歌颂岳飞的电影，导演却跑去拜会秦桧的后代。你明知道谢晋元的后人就在上海，你不去找谢家人聊聊，却专门跑去台湾地区和孙元良的儿子合影？这种操作怎么看怎么别扭。

共青团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介入，绝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舆论纠偏。它传递出的信号非常清楚：在抗战历史的叙述中，谁是英雄、谁是败类，必须有明确的界限。中国历史研究院在文中引用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某些民族败类不能也不应当被笼统地划进＂抗战国军＂的概念里，和八百壮士、和王铭章、和刘粹刚这些真正为国献身的英雄们一同被后世纪念。这条红线，画得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