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独子因生活拮据给主席写讽刺信，主席只回复六字

1960年，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陈掖贤忍无可忍，提笔给主席写信，把人民生活艰苦的情况用《忆秦娥》词牌填了一首词一并附上。据流传的说法，收到信的人读完后沉默许久，得知写信者是赵一曼烈士的独子，没有追究，只留下六个字：＂是个可怜孩子。＂这六个字背后，藏着一个从出生起就没有母亲的人走过的三十年苦路。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宜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出身富裕人家，本可以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可她偏不。她自小拒绝裹脚，坚持读书，后来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

1929年，她在宜昌生下了儿子。赵一曼给他起名为＂宁儿＂，希望儿子一生安宁。可这份＂安宁＂的愿望，像是母亲留给儿子的一道护身符，到头来只剩下一个名字。

从1930年起，她将才两岁的儿子陈掖贤寄养在爱人陈达邦的大哥陈岳云家。临走之前，她抱着儿子留下了唯一一张合影，把照片寄给了远在苏联的陈达邦。她不会想到，这一别竟是母子此生的诀别。

在东北，她化名赵一曼，率领抗日游击队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一度被日伪报纸称为＂红装白马＂女政委。受伤晕倒被捕后，她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拒不透露任何机密。敌人用钢针刺伤、烙铁灼肤、辣椒水灌鼻，面对非人的折磨，赵一曼的意志如钢铁般不屈。

1936年8月2日清晨，在开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向看守她的宪兵要来纸笔，写下了给儿子陈掖贤的遗言。那封信只有百余字，字字泣血：＂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那年她才三十一岁，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宁儿，根本不知道妈妈是谁。

从小寄居在伯父伯母家，虽然没有被亏待，但一直寄人篱下，陈掖贤的性格变得敏感脆弱。这种从骨子里生出来的孤独感，不是谁哄两句就能消散的。

他的生父陈达邦从苏联回来后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孩子。敏感的陈掖贤在这个新家庭里找不到归属感，跟父亲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一个从小缺失双亲关爱的人，心里那个窟窿有多大，别人很难想象。

直到1957年，原东北抗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到赵一曼家乡四川宜宾进行烈士身份核查时，二十八岁的陈掖贤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银幕上那个让全国人民落泪的抗日女英雄，竟然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妈妈。

他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在那里抄录母亲的遗书。抄完后，用钢笔在自己的手上刺了＂赵一曼＂三个字，直到去世时那三个字仍然留在他的手上。这三个字刺进皮肉的痛，大概是他跟母亲这辈子最近的一次接触。

知道了母亲的身份之后，当政府通知他去领赵一曼的抚恤金时，他拒绝了。他觉得母亲的血不能换成钱。这种执拗和骨气，跟赵一曼当年面对敌人的烙铁一声不吭，简直如出一辙。

可骨气填不饱肚子，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他完全不会打理生活，从来不打扫住所，房间经常满是烟头。工资总是上半个月就花完了，下半个月只能借钱过日子，学校没办法，派人跟他同住帮忙管钱打扫。

他的婚姻同样不幸，由于婚前彼此不了解，婚后聚少离多，在生活上产生不少摩擦，经常争吵。几个月后竟然离婚了，女儿被送到四川由亲戚抚养，前妻因受打击不久患上精神疾病。陈掖贤的情绪也一天比一天消沉。

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到七十七元，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吃饭的钱。而远在四川老家的消息一封接一封传来，都是让人揪心的内容。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人，却还在为天下人的苦难较劲。

就是在这种走投无路又心如刀割的状态下，他拿起纸笔写了一封信，用《忆秦娥》的词牌名把自己的见解和对现实的讽刺都填进了词里，辗转托人送了出去。据说信的措辞相当激烈，句句都在发问，句句都不留情面。

得知写信的人是赵一曼的独子之后，对方沉默了良久，没有追究此事。只说了六个字：＂是个可怜孩子。一位为国捐躯的母亲，她的独子却活成了这个样子，搁谁心里都不好受。

可这六个字救得了他的命，救不了他的心。他事后无比后悔，在街边看到那些衣不蔽体、吃不上饭的人群，想到自己好歹还有工资和组织的照顾，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把自责转化成了更深的痛苦，开始频繁绝食，陷入严重的抑郁。

1961年春天，学校党委担心他患了精神忧郁症，让他去安定医院检查治疗。经诊断后住院治疗了几个月。后来又赶上那段特殊的年月，父亲陈达邦受到牵连，他自己也因为之前写过的那些信遭了殃。一个从小没有依靠的人，又怎么扛得住接二连三的打击。

1982年8月15日，赵一曼的儿子、年仅五十四岁的陈掖贤悄然去世。他用一种最无声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手臂上那三个用钢笔刺下的＂赵一曼＂，跟着他一起走了。